王光龙

　　（池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安徽 池州 247100）

　　首先，从“代言”到“立言”。

　　底层的失语，并不是说底层无法说出自己的心声，只是他们的表达无法上升到文学的层面，需要知识分子代替他们言说。知识分子代言是无可厚非的，这是文学和时代的选择。在新世纪初期，“底层写作”刚刚兴起，除了探讨知识分子代言的合理性外，和底层写作有关的作品开始涌现。虽然，批评界认为这是一次抗议性的命名，但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不多的，理论先行的现象又再次出现在底层写作中，批评家乐此不彼地宣扬底层写作，如雨后春竹般苏醒。但是，我们回顾近几年底层写作中的作品，底层代言的性质在悄然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作家从为底层“代言”到为自己“立言”。

　　苦难底层出现在作品中，作家“代言”的时候没有找到切入点，不是笼统地为“妓女”代言，就是为“下岗工人”、“街头小贩”、“矿工人员”等发声。代言的群体性是作家的首选，只是他们大多没有深入这些不同底层的内部，倾听他们的声音，造成了底层写作给人内容模式化、行文固定化，结局庸俗化的倾向。在这些作品中底层的形象千篇一律，人物内心世界对读者是封闭的，我们只能看到作家玩木偶式把底层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样不考虑底层情感的作品是得不到读者共鸣的。还有一部分作家，在代言的基础上，放纵自己的身份和感情，泛化道德于底层作品中，企图为自己立言。这说明作者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只是，知识分子并不是底层大众，本身“代言”的身份尚有争议，是否能够独立“立言”还是操之过急的事情。所以，作家在书写底层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底层的情感，时刻勿忘自己代言的身份，不可过多地投射自己的道德到文本中，不能让“伪底层”削弱了底层道德叙事的应有价值。

　　其次，把底层情感涂抹成一幅伤感流民图。

　　在底层写作的作家里，底层是苦难的，甚至是奇特的，比如，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史三婆说到乌塘“嫁死”现象。外来女子嫁给乌塘的矿工工人，是盼着他们死在井里，为了得到一笔赔偿金。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作者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在文本外都是以一个听故事人的身份去和读者一起倾听的。作者也写到矿工，但不同于刘庆邦煤矿系列那样具体和身临其境地叙事灾难。作者的描写是带着淡淡惊讶和好奇的心态去涉猎底层的事情，有些作家在文本中写到底层的时候，就带着绝望的气息去看待底层的，除了写妓女就是写死亡。底层的无出路，底层自身的堕落，有些作家只因为底层的一个方面而产生了悲观的心理，内心道德情感开始泛化在纸上，一味地哭诉，却没有认真去聆听底层本身全部的情感内容。

　　最后，简单粗化底层情感。

　　在底层写作中普遍的一个现象是人物内心的描写不足，过度地简单粗化底层的情感历程。在很多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底层情感的挣扎，即使底层要去堕落，也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底层写作中是鲜见的。比如刘庆邦《兄妹》中的“心”，明显地就内心情感描写不足，自己堕落和亲人堕落之间的内心争斗没有详写，人物显得单板，不合一般人的情感接受力。表达底层情感是底层写作必须做的功课，是走进底层的一个捷径，也是体现底层写作的作品能否真正表达底层的一个特征。葛水平的《喊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哑巴红霞跟着丈夫腊宏来到岸山坪，却不想腊宏死于韩冲埋在山里捕捉獾的炸药上，韩冲为了赎罪，供养着不要补偿金的哑巴红霞。哑巴红霞并不是天生的哑巴，因为被人拐卖给腊宏，在腊宏残忍的暴打中失语了。可是，红霞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心活动，他不需要韩冲的补偿金，只需要一个可靠的男人和家庭，她需要韩冲这样的男人去爱她。在葛水平的笔下，这位不曾开口的哑巴红霞，要叙述她的悲惨一生是困难的，如同砍去小说家最擅长的语言这对翅膀。哑巴无法开口，作者去访问她的内心，通过大量丰富的内心活动，细化哑巴红霞的情感，让我们看清了红霞的所想和所要，这样的人物是鲜活在读者面前。在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上，评委会给予这样的评语：“作者通过诗意的语言、鲜活的细节和耐心的叙述，彰显了一个与尊严和自由相关的主题，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作为文学命题家族中的一类，底层写作应当符合文学写作中的一些文学创作精神，尤其是在众多底层写作的作品中充斥着道德泛化现象，更加应当重视张扬文学精神的法则。这点正如曹征路所言：“当一些学者提出底层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意想突破某些被遮蔽的话语，突破某些知识的困境，或者是表达的困境，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刺破现实，反抗遮蔽，恢复文学批判品格，张扬文学精神的那样一种表达。”对文学精神的张扬是需要“反抗遮蔽”，打开文学作品的批判品格。这首先就是要以一种人文的角度去观照底层和底层人格，去探索他们内心的世界，而不能统一用一种面具去定义他们，丧失了底层原本的面目，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就是很好的例子。

　　方方塑造了“祥林嫂”式的人物英芝，在草台班子认识了贵清，并未婚先育，匆忙出嫁，谁知贵清并非善辈。公婆唆使好逸恶劳的丈夫贵清毒打英芝，英芝去跳脱衣舞为了筹集房款，房款却被丈夫挥霍，和别人苟合却被公婆棒打，想离婚又被禁止，最后英芝愤怒地烧死了贵清，自己也被判了死刑。英芝是不幸的，她在寻找解救之法，她为了爱情没在嫁妆上要价就嫁给了贵清；为了房子去跳脱衣舞；为了家庭多次试图原谅丈夫；为了自由，她勇敢地选择斗争。虽然结局是悲惨的，可是这种企图冲破愚昧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是性格饱满，不是干瘪瘪的漫画式的人物。

　　追求自由、平等、启蒙、人文的文学精神是底层作品的旨归，恢复文学的批判品格，不是单一地去批判城市的罪恶，也不是毫无理由地站在底层的角度发言，而是要辩证地去看待底层，用批判的眼光观照底层和底层写作，需要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看待底层写作，让底层写作和左翼文学、新写实主义分野，保留自己独特的内涵，这方面刘旭做的比较深刻。张扬文学精神，除了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寻求多种表述途径，还应该在表述中避免对道德过度泛化的阐释。文学精神的张扬并不是主张在底层写作中实行道德理想主义，事实上，在底层写作下的道德，要想达到作者或者批评家眼里的理想道德是很难综合的。要实现底层写作中道德叙事的价值，恢复文学的批判品格，对文学精神的张扬是不可忽视的。文学精神是一种潜存于作者内心深处的意识，当作者投射到纸上去的时候，就成了作者观念的表达。底层写作是对底层群体的观照，当代作家作品中存在的道德泛化现象，大多是他们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到各种媒体言说的左右，对底层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在文本呈现的时候就出现了向主流意识媚俗和虚构作者理想底层的情况，在道德观念上出现了“伪道德”和道德泛化的现象，这些都是作者在面对底层写作之时，没有秉承张扬文学精神法则的结果，造成了底层写作中道德叙事的失衡。

　　所以，构建底层写作中道德写作的价值，就必须在源头上摆正道德叙事的位置，以张扬文学精神为法则，恢复文学的批判品格，让底层写作成为真正为底层表述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