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慧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见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佛教自此由印度传入我国来，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禅宗。

　　在唐代时，禅宗被分化为南北两宗。北禅宗的代表人物为禅宗五祖弘忍门下大通神秀，以弘法于北方，故称北宗，主“渐悟说”，其代表偈语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表达出要循序渐进，不断自省，方能修炼成正果。南禅宗的代表人物为六祖惠能，弘法于南方，故称南宗，主“顿悟说”，其代表偈语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此后，慧能南宗，胜于神秀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正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影响最广，流传最远的中国佛教宗派。

　　禅宗发展到了南宋，高僧、居士辈出，达到了禅宗的昌盛时代，在此阶段，不但禅宗的语录增多，并且大型登录也陆续出现。禅宗倡导的见性成佛、直指人心的思想理论依据，是解脱论上的“佛性论”。“佛性论”的意思是认为“众人皆有佛性，众人皆能成佛”。并且南宗的“顿悟说”认为：只须见性，即可成佛。“顿悟”是一种很重要的禅宗观念，它是禅宗的灵魂和焦点范围，由它衍生出禅宗的理论和实践。禅宗主张的“不立文字”说，就是认为一切经书、注释都是因人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了人，那么它们的存在便没有了意义。把它应用到画面上，就是对传统方式的反叛，如果画得很精细，就只会障人耳目，让人执着于此，也就达不到“明心见性”的效果，所以，绘画若想成为帮助人们反观自心，就必须简化，去除一些不必要的修饰，这样做反而可以增加画面的内容，同时又体现出禅宗无处不在、不可言说的特点。可见，若画家真的以禅入画，以画参禅，必定会别开生面。

　　梁楷，其外号为“梁疯子”，虽非和尚，但却长于画禅画，与智愚、妙峰两位僧人相交甚好，其受了南宗“顿悟”思想的影响，对画面进行简化，创造了“减笔”绘画方法。

　　什么是“减笔”呢？减笔跟“细笔”相对，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细笔”又叫“工笔”，属于“密体”，追求周密精细；“减笔”属于“疏体”，追求简单干净，能舍去的就舍去，这种技法叫“遗貌取神”，一笔也不能少，一笔也不能多，比细笔要求更高，更难。用笔从简但是内涵雄厚是减笔的特点，描绘对象用以一当十的方法，造型能力和笔墨本领非常精辟老练。“减笔画”寻求笔墨的精炼，可以表现出对方的情态，看着仿佛是随意草草几笔，但却可以把对方的主要特点捕获住，效果非常传神。梁楷的减笔画在用笔上精炼豪放，在构图上简约并且有力，以少胜多而内涵深刻，十分耐人寻味。他通过有形的笔墨将无形的禅意表达出来，深深地感染着观众。

　　观摩梁楷的传世之作，能够觉察出他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灌注了禅宗思想。比如《六祖斫竹图》，展现了六祖惠能在砍竹子的过程当中“无物于物，故能齐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与智”，表现了南宗不参禅，不读经书，不重视外在的修炼，任其自然的态度。这张画的人物形象不但简约而且精炼，在用笔用墨上以少胜多，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了人物的生活场景和动态。

　　类似此种画作，另有《李白行吟图》以及《泼墨仙人图》等。在《李白行吟图》一画中，惟有李白的头部描绘地比较详细，衣裳跟其余的地方，都是几笔带过，就将诗人的潇洒、豪迈的模样描绘地淋漓尽致。《泼墨仙人图》给人的感受是用笔畅快，水墨淋漓。夸张地处理了仙人的头部和眼耳口鼻，画风豪迈潇洒。观摩这种画，吾等可觉察梁楷是在摆脱佛教的清规戒律，回归“禅宗”以自由、随意为尚，以“意”见长，以少胜多。画作中的笔墨与造型恰是禅宗思想的表现。观赏梁楷的作品是一种笔墨的体验，同时也是一种心境和禅意的体验。其在禅宗影响下创造出的减笔画法把写意人物画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使时人耳目一新，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