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薇薇

　　摘要：本文从北宋李成《读碑窠石图》入手，分析画面表现手法和传达意境，延伸至同时期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来论述北宋对于静寂神秘的画面氛围的追求，并以此来表现北宋丈人及大众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追求。

　　关键词：《读碑窠石图》;绘画意义;心理气氛;特点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9）14-0162-01

　　北宋时期画家李成的作品《读碑窠石图》是一幅双拼绢绘制的大幅山水画，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冬日荒凉的田野，近处土坡上长着几株树叶凋零的枯树，有一位骑骡的老者在书童的带领下正停驻在一座古碑前观看碑文。石碑下有一驮碑龟，十分庄严显眼。远处连绵起伏的小山丘映衬着广袤无际的原野。画面主要刻画的三个主体，枯树由尖笔勾勒，笔法爽快利落;窠石运用干湿两种笔法相结合的手法，塑造出秀雅松动的造型效果;人物表现用笔简洁，设色淡雅。

　　作为中国绘画史上在题材创作方面的另类，李成在画面中表现的是枯枝和石碑并不是秀美的山水，这种萧瑟凋零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将自然作为伟大的象征，并敬畏景仰着自然万物。想来画家在构思时一定是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感慨，由于平生的不得志而产生悲凉的感觉。

　　在石碑周围如蜘蛛网般蔓延的枯枝造型弯曲盘旋，枯枝在画面中隐含着衰败、死亡和复生的过程。朱熹说过枯木是最能传达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的，画中的枯枝张牙舞爪地仿佛在为自己的再生做着最后的挣扎，又好似在向画作中的老者和书童传递着萧瑟肃穆的情感。画面中的人物和场景寄托了画家李成的万千心绪，空怀才情而无处施展，无字碑暗含着唐朝已经灭亡的信息，由于社会变迁，朝代更迭，虽然寄身于宋朝，但李成更向往和惋惜曾经辉煌的盛唐。南宋邓椿的《画继》指出：李成的寒林题材隐含着对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的批判寓意。同时画面中，蟹爪形象曲中求直，“攒针”的造型直中显刚，通过这些艺术表现来烘托出画家本人孤傲正直、不与世俗苟同的性格的真实写照和对当时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的批判。

　　李成的笔墨之犀利洒脱可见于他独创的蟹爪树法与卷云皴法，他的德林骑驴图》中以松针的浓墨、细笔等技法表现得苍劲有力，画中的树干节疤墨点错落有致，一颗巨松穿插在画面中，从左下向右上伸展，左边的枯树伸出蟹爪般的枯枝，画面下部石坡留白为积雪，骑驴老翁头戴黑色毡笠，两童子随其后。整幅作品表现出的北方寒林雪景的萧杀，与北宋绘画对于萧瑟之景的偏爱有关，许道宁的《秋江渔艇图》山岩壁立，列嶂耸峙，山谷绵延幽远，其山势和构图形成让人不寒而栗，心生寒意。北宋的文人苏轼喜欢去寺庙里看一些恐怖的壁画，他自己创作的如《枯木怪石图》也形状怪异，姿态扭曲，枯树风动如龙，似云，好似要随风而去无处寻踪，而又无所不在。

　　五代北宋的山水画有一个特点，画面表现都追求一种荒天遂古的境界。在寂静的气氛中又夹带着一种对于洪荒宇宙、自然万物的崇敬之情。而不设色的水墨画更是加重了这种气氛，以玄色代替天下无穷之色，瞬间世界被凝固成如冰的墨色，高寒趣味呼之而出。北宋的山水大家遵循符合自然规律的“理”，根据荆浩的“六要”中所提出的“景”和“思”的思想，艺术创作要将客观事物的“景”和画家主观的真情实感相结合，北宋画家均以自然造化为师，不仅将山嶂、树木、人物车马等大大小小的景物都细致刻画，而且将画面的构造布局细心经营，这些也能看出北宋艺术家对于自然的景仰，和当时社会整体对于万物发展规律的崇敬和遵循。

　　北宋独特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来源于北宋文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急于改變现状的心理。当时北宋正处于国家权威受到质疑，社会秩序沦丧的动荡场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人志士亟需寻找到一个精神寄托，通过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来排解内心的忧虑和哀思。宋人对于自然的崇敬来源于当时浓厚的理学氛围，宋人推崇“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并将之与“仁道”连结起来，提倡“仁者，天地万物为一体”，认为天地问自然万物是一体的，人亦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对于自然的崇敬也是对于人和自我的尊重。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宋代的绘画创作也常常将一些自然中的事物“人格化”，宋代的一些画家、评论家都认为自然物象与人一样均有内在的品格，道与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道寓于事物之中，自然风光之所以值得让人景仰亦是因为天地万物之道蕴于自然之中。

　　山水画相较于人物、花鸟画，重在表达对于自然景物的意境描绘，这种表达方式提升了中国画中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山水画中所体现的丰富的审美意趣和审美原则也是中国审美性中的核心表达。绘画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来源于艺术家自身的心态变化。北宋绘画中的萧瑟荒寒的景物是在表达艺术家所追求的虚无的心境，远离世间的纷繁复杂，追求精神和情感上的自由。宋代社会现状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思想的盛行也让山水画发展到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