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春

　　

　　摘要：中国古诗词中有许多涉及到了杜鹃鸟，在英译时应区分其是实指还是隐喻，从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结合文化学与翻译学的有关理论，探讨杜鹃鸟文化意象翻譯的相关问题，包括译者与作者的关系、译者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译者的文化定位。

　　关键词：杜鹃鸟;诗歌;文化意象;文化定位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14-0001-01

　　一、中西文化中的杜鹃鸟及其文化意象

　　杜鹃鸟在古诗词中又被称作布谷、子规、杜宇、望帝等，据百度百科，杜鹃是杜鹃科鸟类的通称，常见的有大杜鹃、三声杜鹃和四声杜鹃，布谷鸟就是其中的大杜鹃。各类杜鹃对应的英文均为“cuckoo”，但诗中将其全部进行这样的翻译是否合适呢？这要从其背后体现的文化说起。

　　杜鹃鸟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引发的联想显然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文化里，杜鹃主要与一个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周朝末，蜀王杜宇称“望帝”，后让位于他人;他生前注重教百姓农耕，死后仍化为鸟提醒人们播种，还有“啼血”之说，因此杜鹃代表了耕种文化或悲伤之情、思乡之情。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根据杜鹃的习性赋予了它们与在中国文化中不一样的意义：报春的使者、占人巢穴者或傻子;华兹华斯有首名诗《To the Cuckoo》。值得注意的是，杜鹃的形象和意象在我国诗词中占有重要地位，查询“诗词名句网'可以发现，“杜鹃”出现741次（含少量花名，不含个别只现单字“鹃”的诗句），“杜宇”出现418次，“子规”出现414次，“布谷“出现149次，”啼鹃“出现126次、”望帝“出现50次左右（己删除不相关，如“远望帝都，”蜀鸟“出现22次，其它还有楚鸟、催归、思归、滴血、杜魄、杜主、蜀帝、鹈鴂、谢豹等，如高翥的《春怀》中诗句“日暮酒醒闻谢豹”。比较而言，“杜鹃”作为类别通称，使用最多;作为杜鹃鸟的别称，“杜宇”与“子规”的内涵意义较为明显，出现也较频繁;而诗中使用“布谷“时则多与农耕和季节交替相关。

　　二、译者与作者、读者交互观下的诗句翻译

　　诗歌的翻译尤其要注意隐喻和典故的翻译，因为文化的巨大差异会导致译文读者往往无法恰当地理解原文或复制原文读者的感受。任东升等（2018）详细分析了译者作为理解者与阐释者分别与作者、读者进行的三级交互活动，并概括了理解场和阐释场。在理解场中，译者以读者身份阅读和理解原文，判断自己是否理解了作者所表达的语义;译者感知原文读者在阅读原文时的感受;译者反观前两个环节中的自我，努力实现与作者的完美交融。在阐释场中，译者要判断译文的语义是否可被译文读者所理解，并且进一步判断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是否有类似的阅读感受，从而把握好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的感受和倾向，最终达成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完美交融。

　　以华兹华斯的诗《To the Cuckoo》为例，译者首先要阅读和理解该诗的语义，统摄作者意图：传达自然界的美好，展现憧憬的理想社会;并且把握作者对其读者的统摄：由鸟的啼鸣展开丰富的想像，感悟到浓浓情意;译者对这两个环节里的“自我”进行反思，把与作者的距离拉到最近。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译者应遵循语言顺应论，根据源发语文化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来理解原文。在翻译的转换环节，也即阐释场中，译者要判断译文的词句与整诗能否被译文读者所理解，甚至是能否让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似的阅读感受（这是译者通过统摄作者实现的）：在一片欢乐的情境中，想像着自然界的美好，憧憬着理想的社会。由此来看，将诗中cuckoo译为布谷鸟更为合适，据笔者查询，大多数已有译本都是这样翻译的，比如吴兴禄等，但也有译者将之译为“杜鹃”，如周向勤;尚未发现作其它译名的。

　　三、不同名称在英译本中的呈现

　　译者隐形论认为翻译的交互级别越高，译者隐形程度也越高，译本也就越接近理想译本。因此，在译本呈现的动态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有必要对翻译的对像反复斟酌、比较。以谢枋的《春日闻杜宇》为例：

　　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

　　题目中的“杜宇”、首句里的“杜鹃”和下文的“望帝在英译时如都翻译为“cuckoo”，译文读者如何能有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感受？英汉翻译时，对于一词多义的处理，译者通常是按词义对应的方式直译，从这方面来看，“杜宇”、“杜鹃”和“望帝”等都译为cuckoo”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诗歌作为凝练的文学形式，译者不太可能对文本有太多的增加或改动，为了让译文与原文相比不要折损太多，除了结构的微调，字词的调整与选取尤为必要。

　　穆诗雄的观点很有道理，他认为英译中国古诗中的隐喻要随机应变，并归纳了五种常用的翻译技巧：按字面翻译、意译（或解释）、直译加解释、修改简化、隐喻转换。就本诗而言，“杜宇”和“杜鹃”都偏实指，即指杜鹃鸟，宜直译;“望帝”与神话传说更为接近，宜意译或音译并加注，如“The Mythical Bird”或“Thebird Wangdi”。而陆游的《鸟啼》中有这样的诗句：“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闵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鸦舅，苗稚忧草茂。”其中的“子规”、“布谷”则直译即可。通读包含杜鹃鸟的古诗词可以看出，相关诗句可分为三类：完全实指、完全虚指、由实向虚，最后一种隐喻的表现手法在古诗词中尤为常见，因而译者应区别对待、随机应变。

　　四、译名体现积极的文化定位

　　译者要努力向忠实与通顺这一最被普遍认可的翻译标准靠拢，而这一标准的两个要求之间有时似乎是不可调和的，正如weck所言，一方面，作者高喊“尊重我的东西，别拿走我的任何东西，也不要把不属于我的东西归于我”，另一方面，读者要求“尊重我们的喜好，就给我们喜欢的东西，而且用我们喜欢的形式”。如果说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主要也是因为读者具有多样性，从这一道理出发，译者追求对原作的忠实是最为必要的，把理解的多样性还给译文的读者，译者只需要做一些基本的工作以帮助一般读者向原作靠拢，比如在译文之后添加更详细的注释或评注等。据此我们也可以得出，外译中国古典诗歌时，译者的定位应是中国文化，这样做也才符合文化传播的目的。以译者积极的文化定位为根本，通过对诗句结构的调整和用词的选择，以求译者与作者、原及译文读者的更高层次的交互，从而向理想的译文靠拢。

　　积极的文化定位也体现在读者端。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自身应该已经做好了跨文化认知的相关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心理层面和知识层面的准备。在阅读带有特殊文化意象词的时候，读者首先应有意识地作出辨别，辨析文中的文化意象在自己所代表的文化中是否存在、是否相一致，也就是说，译文读者付出跨文化认知与推导的努力，力求通过阅读译文达到对原文的理解。这种由读者付出的阅读努力不应全部由译者取代，同时，在不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心理准备。

　　五、结语

　　在对涉及杜鹃鸟的诗词进行翻译时，首先要区分是实指还是包含了隐喻或典故，如果是实指，无论是“杜宇”、“子规”还是“布谷”等，直译即可，还可考虑音译加注的方式以求保全作者意图与原作读者感受;如果其中含有隐喻表达，则视情况来采取释义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