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亚莉

　　摘要：狄仁杰是武周时期著名宰相，有唐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历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武则天统治时期受到重用，建立了诸多功业。作为一名真正的儒臣，对于儒家思想他真正做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不仅体现在他为人方面表现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还体现在为官的政治思想以及为臣子的使命感中。

　　关键词：狄仁杰；儒家；五常；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2；D69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 8）23-0132-02

　　一、前言

　　狄仁杰是武周时期著名的宰相，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字怀英，并州太原人，早年以中明经步入仕途，历仕唐高宗与武则天朝，从地方小官一直做到一朝宰相。本文将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以狄仁杰的生平事迹，即为人，为官和为臣子的所作所为为主线对狄仁杰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证。

　　二、狄仁杰与儒家思想的渊源

　　狄仁杰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始于他从小所接受的儒家教育。狄仁杰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狄孝绪贞观朝任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为夔州长史，能接触并学习儒家经典，受到儒家经义的熏陶。

　　史书记载“仁杰儿童时，门人有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皆接对，唯仁杰坚坐读书。”，可见狄仁杰自身也十分好学。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狄仁杰早年才能以明经入仕。由于出身庶族，他较士族更能接近平民百姓，了解百姓的疾苦，对民生有更多同情与关注。同时因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狄仁杰在进入官场后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同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三、狄仁杰儒家思想的体现

　　狄仁杰的儒家思想渗透在了他的为人和为政当中。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为人讲究“仁”、“义”；其二是为官恪尽职守，重视百姓疾苦，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且面对酷吏能够以“智”脱身；其三是为人臣忠于武则天，至于复唐国祚，乃是忠于李唐，体现了儒家的“忠”。

　　（一）狄仁杰为人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所推崇的“仁”和“义，，狄仁杰在做人方面都做到了。狄仁杰的同僚郑崇质要被派往西北偏远之地执行公务，而其母年老患病，狄仁杰因此进见并州长史蔺仁基，希望代替郑崇质执行任务，此事还促成了蔺仁基与同僚李孝廉的和解。另外，后来狄仁杰遭酷吏来俊臣诬告入狱时，判官王德寿以他指证宰相杨执柔是同谋为免死条件，狄仁杰十分气愤，便以头撞柱，吓得王德寿连忙安慰他，可见他的仁义之所在。

　　（二）狄仁杰为官中的儒家思想

　　狄仁杰在地方任职之时，他的“民本”思想得以充分体现，而在中央时期，与来俊臣等酷吏的周旋更体现了他的“智”。

　　“民本”思想是贯穿狄仁杰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思想，他以为“为政之本，必先人事”。《全唐文》中保存了六篇狄仁杰的进谏疏，均是以百姓疾苦为出发点，請求减少百姓负担、督促统治者重视民生为主要内容。这既是他为人作官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在百姓中享有声誉的重要原因。

　　垂拱四年（688年），唐宗室的越王贞因不满武则天大权独揽和对李唐王室的屠戮，因此举兵汝南，兵败后士庶坐死者六七百人，没官人五千多口。狄仁杰上《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终使“特赦配流丰州，豫囚次于宁州”，父老曰“我狄使君活汝辈耶”，到丰州后又给他立碑纪德。在豫州任刺史期间，宰相张光辅率军平定越王之乱，将士恃功，求索无度，狄仁杰不答应，称：“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制止张光辅祸害当地百姓，甚至不惜以死相拼，“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

　　长寿元年（692年），狄仁杰为酷吏来俊臣所陷害，虽得以免死，仍被贬为彭泽令。在任期间，看到大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自春徂夏，多莩亡者，检有籍历，大半除名，里里乡乡，班班户绝”，便上《乞免民租疏》以传达百姓的疾苦与朝廷，希望能免去当地百姓的租税，减轻人民负担。

　　神功元年（697年），以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进入中央，上《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为民请命，认为国家频年出兵，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耗费人力物力且有害无益。他希望国家能顺应民心，与民休息，“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避免像秦始皇那“穷兵极武，以求广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蚕于室。长城之下，死者如麻。于是天下溃叛”，而应该仿效汉武帝末年“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候，故能为天所佑也”。

　　圣历元年（698年），突厥又入侵赵、定等州，狄仁杰奉命平定，当时有一大部分被突厥胁迫的河北人民在突厥退走后纷纷逃匿。狄仁杰便上《请曲赦河北诸州疏》，认为“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主张赦免他们的罪行，保境安民。虽然武则天没有接纳他的建议，他的某些建议也不一定适合时宜，但是他上疏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人民这一点无可厚非。在《谏造大像疏》中，狄仁杰则明确提出“人事”的重要性。

　　圣历三年（700年）武则天“又将造大像，用功数百万，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钱，以助成之旧。狄仁杰上《谏造大像疏》，称“为政之本，必先人事”，指出这只会劳民伤财，于国、民无益，武则天即止。

　　孔子将“智、仁、勇”并列在一起，定位为君子之道，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将“智”纳入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狄仁杰的“智”表现在诸多方面，少年时的聪慧和高超的断案能力自不待言，做事讲究方式方法，并且对人和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面对酷吏能够以“智”脱身便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武则天在位时，为稳固统治曾刻意利用酷吏大肆打压政敌，来俊臣则是当时有名的酷吏之一。

　　长寿元年（692年），来俊臣罗告一众大臣谋反，其中就包括狄仁杰。按照前例，及时承认罪状的人可免死，所以，狄仁杰在被逼问谋反是否属实时感叹：“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因此对他的戒备放松，狄仁杰便趁机“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帛书冤，置绵衣中憎，使儿子狄光远接收到他的帛书并帮他洗刷了冤情。不能不说狄仁杰相当富有智慧，如果说他面对酷吏诬陷能够保全自己是一种小智的话，那么在复唐国祚一事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大智，下文会详细谈此事。

　　（三）狄仁杰为臣中的儒家思想

　　作为臣子，他又有两个身份，他不仅是武则天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李唐王朝的“中流砥柱”。在扮演这双重角色的过程中，儒家“忠”的思想十分明显，不论是对于武则天，还是对于李唐王朝。至于有人说他是贰臣，这就显得对古人过于苛求了。

　　首先，对于武则天他是忠诚的。他从未反对过武则天称帝和武则天的统治，前文提到的他上了诸多表和疏，值得一提的是其内容只是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为一些在政治上并无影响力的无辜民众请求宽赦，于国家大政并无微词。而且这些表、疏还起到了稳固统治，维护武则天帝王形象的作用，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他对武则天作为统治者的能力的一种肯定和信任。

　　其次，狄仁杰对于李唐皇室也尽了“忠”，最要紧之事便是帮助恢复李唐国祚。《旧唐书》载“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唯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省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初，中宗自房陵还宫，则天匿之帐中，召仁杰以庐陵为言。仁杰慷慨敷奏，言发涕流，遽出中宗谓仁杰曰：‘还卿储君。仁杰降阶泣贺，既已，奏曰：‘太子还宫，人无知者，物议安审是非？则天以为然，乃复置中宗于龙门，具礼迎归，人情感悦。”中宗即位后，追赠他为司空，睿宗时又追封为梁国公，均可表明在复唐国祚一事中狄仁杰功不可没。他对武则天很忠心，但这是建立在他见识到武则天的治理能力后對武则天的信赖之上的，认为于国家并无害处，但他内心始终保持着儒家的正统观，认为李唐皇室才是正统，并且在武则天晚年致力于使唐王朝回归正统，忠于李唐之心由此可见，另一种角度看，这也是忠于自己内心的儒家思想。

　　此外，直言极谏也是他忠于唐王朝的一种表现。中国古代历来有“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的说法。在帝制社会，犯颜直谏要承担很大风险。为维护国家法度，狄仁杰多次对唐高宗犯颜直谏。

　　典型的有两个例子，其一是高宗时有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误砍昭陵柏树下狱，高宗下令要诛杀权善才，狄仁杰奏称权善才罪不当死，并援引古代圣王等直谏“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高宗便不再追究，既避免了滥杀无辜，也维护了高宗的形象，可谓一举两得。

　　其二是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中人对他多所畏惧。仁杰奏其奸，要求依法将他治罪，虽然高宗也想包庇王本立，狄仁杰认为“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诫憎，终使王本立获罪，朝纲得以整肃。狄仁杰敢于赌上性命和仕途向高宗进谏，忠心可鉴。另外，前一部分提到的狄仁杰上的《谏造大像疏》发挥了同样作用。

　　四、结语

　　综上，狄仁杰不仅是一代名相、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的儒臣，我们从他的为人，为官，为臣中看到了他的“仁”“义”“智”“忠”以及“民本”思想，这都是对儒家重要思想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