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声唱法”是原于西方意大利的“洋唱法”,中国的“美声唱法”要不要民族化,怎样民族化,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有争议、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笔者根据个人多年来的艺术实践与理性思辨,对这一问题提出几点浅见。
关键词:美声唱法;民族化;刍议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20-0066-01
一、前言
所谓民族化,是“指作家、艺术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本民族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使文艺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成熟的标志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艺术,无不以各自独有的民族化特色为其生命和灵魂。音乐艺术也如此,声乐艺术同样如此。
二、美声唱法民族化的不同风格
同是“美声唱法”,意大利乐派的特色是热情奔放、夸张外露;俄罗斯乐派的特色是深沉厚重、恢宏博大;法国乐派的特色是浪漫秀丽、清新典雅;德国乐派的特色是规范庄重、严谨细腻;奥地利乐派的特色是含蕴优美、富丽堂皇……因此俄罗斯大作家赫尔岑说:“诗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赫尔岑论文学》)
同是“美声唱法”的艺术歌曲,著名作曲家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李斯特、柴可夫斯基等世界顶级作曲家,根据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一首爱情抒情短诗《迷娘》,谱写了近百首歌曲,没有一首不以作曲家所属国家的民族音乐特色为闪光点的。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也说过:“少数洋化的东西可以保持,但是,多数是要能在中国土壤里植根成长的。”(《周恩来论文艺》)
事实上,许多洋艺术品种,都以民族化为其艺术辉煌的重要标志。例如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大红灯笼高高挂》;民族钢琴曲《黄河钢琴协奏曲》、《青年钢琴协奏曲》、《二人转的回忆》;民族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跳龙灯》、《山歌》;民族歌剧《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江姐》、《伤逝》、《苍原》;民族化通俗歌曲《霸王别姬》、《我的中国心》、《黄土高坡》、《青藏高原》……都是有力的证明。
其实,“通俗唱法”也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洋品种”,所以,“洋品种”的“美声唱法”的民族化,就不是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的奇谈怪论,而是既有理论根据又有事实依据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曲目特点
演唱曲目是声乐特色的载体。如果说,“美声唱法”是“进口设备”的话,那么演唱曲目的“国产化”,就决定了它总体特征的民族化。
曲目的“国产化”指词、曲作者是中国人,词作内容与形式(题材、主题、风格、体裁等)都是中国化的;曲作形式(调式、调性、旋律、节奏、风格、体裁等)也都是中国化的。
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证。如著名“美声”歌唱家杨鸿基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片头曲),歌词是明朝人杨慎所作的古词《临江仙》,这首词被《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用作他的长篇小说的卷首语。
而《滚滚长江东逝水》歌曲的曲作者谷建芬,也是一位著名作曲家,她的许多曲作,如《思念》、《烛光里的妈妈》等,均充满浓郁的民族特色。杨鸿基完全把握了词作的深邃历史感与古典神韵,也体现出曲作的民族风格与民族韵味,演唱得激情动人、深刻感人,堪称是“美声唱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
又如著名“美聲”歌唱家王霞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原为影片《海外赤子》的插曲,词作者瞿琮,曲作者郑秋枫,也都是著名的词、曲作家,而且也皆以民族特色见长。王霞运用“美声唱法”,同样把这首歌曲演绎得民族味道十足,可谓是极富创造性。
四、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演唱风格
“美声唱法”在世界各国,也以各自不同的民族化为标志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仅以闻名世界的“三大歌王”为例,帕瓦罗蒂就属于意大利学派,多明戈与卡拉雷斯,则属于西班牙乐派。
同样,我国的喻宜萱、李献敏、斯义桂、黄友葵、郎毓秀、周小燕、胡晓平、张建一,关牧村、梁宁、汪燕燕、郑咏、迪里拜尔、付海静、殷秀梅、高曼华、杨鸿基、刘维维、廖昌永、王霞、戴玉强等,也以共同的民族化特色,形成了“美声唱法”的“中国学派”。尤其是关牧村和殷秀梅,简单可以称之为“民族美声”。
五、结语
由此可见,“美声唱法”同样必须以民族化作为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指导思想,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缺失听众。对于中国来说,“美声唱法”是“外来品种”,那么,受当今多元文化的影响美声唱法也要要走民族化道路,这是惟一正确的道路,也是成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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