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麒

　　摘要：“三年自然灾害”后，1961年我国进入调整时期。在经济领域，首先是根据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来对农业、工业等问题拨乱反正。而在科学教育文化工作领域，则主要是纠正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差。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采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使得知识分子的处境非常艰难。在调整时期的1962年，以“七千人大会”，紫光阁文艺座谈会等一些会议为契机，共同催生了事关知识分子命运的“广州会议”。

　　关键词：广州会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科学文艺

　　1962年举行的“广州会议”，是“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的统称（本文主要着眼于后者），亦是这两个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许多研究者称之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具体来说，是要摘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之冕。当时文艺界、科学界的许多代表性人物都受到邀请参加了会议，大名鼎鼎如老舍、曹禺、田汉、钱学森、华罗庚、梁思成等均在与会之列。并且包括中央和地方上负责文艺和科学工作的一些领导干部，如陶铸、聂荣臻、周扬、于光远等。“广州会议”虽不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但会议的内容及精神却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传达，尤其是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本文拟从会议召开的背景、过程、成果及缺憾四个方面，粗略探究这一历史事件。

　　一、背景——“广州会议”前的知识分子问题

　　建国初，中共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出现偏差的反映，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恸的批判。电影《武训恸在1950底在全国上映后，受到社会的广泛肯定和赞扬。后来，有人对《武训传》进行批评，且《人民日报》也接着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这篇社论及其他批判电影的文章经过毛泽东的亲自审阅和改写后，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就迅速开展起来，甚至一些文章的提法非常尖锐。电影的观点、思想若有不当或错误之处，当然可以互相质疑讨论。但因此而看成是政治问题，并采用严厉极端的措辞大加鞭挞，实际上就开了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论的恶例。这次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很大的思想压力，引起了整个文化思想界的震惊。

　　接着1954年10月，又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属于唯心主义论调的批判。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认同《红楼梦研究》是唯心论的观点。于是，一场在文艺学术界的大批判运动又发展起来。然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写于20年代，与当前政治并无直接联系，终究是学术上的一种见解。对著作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却对此看作是一场严重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并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去处理学术问题，已是过甚其辞，从而导致了政治学术不分一起抓的恶果。

　　最严重的是1955年5月对胡风的批判。胡风出于对文艺问题不同的见解，写了30万言书给党中央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但却被当做靶子来批判，又被认为是反党，继而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从批判、政治斗争变为深究同伙的大案。这个冤案在当时对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超过建国以来任何一次政治运动。

　　在接二连三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运动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即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以及政策创新的报告。周恩来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以此为依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结论。但是，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理论问題当时并没有彻底解决。在同年9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1957年以后，知识分子被一般地归入了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知识分子问题定义的反复，显示了“左”的错误的继续发展和扩大。

　　建国后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以及反右派运动的长时间持续，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本着让知识分子减轻思想负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动机，党中央深感必须尽快改善和知识分子的关系。1961年上半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兴研究调查之风的要求，指示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文艺工作，研究改进办法。期间，周恩来亲自调查审阅了大批资料，了解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压抑情绪。并在同年6月的两个会议上提出许多反“左”的意见，且明确指出，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依然正确有效。在周恩来的布置和关注下，中宣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又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当前文学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用以作为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的依据。由此，知识分子的工作渐有起色。在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过程中，周恩来的认识不断深化，他意识到必须召开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来进一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这就是后来“广州会议”的最初设想。为了使“广州会议”顺利进行，周恩来和陈毅、聂荣臻曾在北戴河商量相关事宜，并进行了初步策划。接着，以1962年2月17日的紫光阁文艺创作座谈会为先导，本着贯彻“七千人大会”实事求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周恩来南下广州，举行“广州会议”。

　　二、过程——“广州会议”中的一些论断

　　全国戏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是月号报到，3月3日开幕，为时3周，主要讨论“文艺十条”，推进文艺的改革和创作等问题。最迫切的还是要先解决知识分子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3月1日，周恩来在广东省委招待所自己的住处召开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议除了听取各代表汇报工作外，集中讨论了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认识，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接着在3月2日，周恩来在羊城宾馆的科学工作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因文艺界的会议还未开幕，所以这个工作会议只有部分领导骨干参加。尽管如此，这个会议报告的地位在整个“广州会议期间仍举足轻重。周恩来的这份报告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1）知识分子的定义与地位；

　　（2）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3）如何团结知识分子；

　　（4）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报告旨在纠正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向，减轻知识分子的思想负担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报告肯定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观点，申明党历来认为与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者联盟的范畴这一论断。且周恩来又重提了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强调12年来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和进步。这个报告跟1956年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相比，有明显的发展，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其革命性，和对旧社会的教育也要一分为二来看待的态度。会议报告还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申明根本问题是要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要发扬民主思想作风，平等对待知识分子；要坚持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任何个人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具体业务还是要听从专家意见；等等。这个会议报告实际上已否定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但与会人员觉得还是表达得不够透彻明朗，加上周恩来3月4日赶回北京筹备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就直接促成了整个“广州会议”的高潮——陈毅的讲话。

　　3月6日，陈毅在会上做了一场淋漓尽致的讲话。这场长达3个小时的讲话，主要内容是重申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论点，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提出改善党对科学、文艺、知识分子的领导，坚决反对“左”的思想偏差，大力发展民主，改变在相关问题上的行政作风。陈毅的讲话一针见血，对把资产阶级帽子戴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左”的思想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陈毅在会上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劳动人民中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不能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再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陈毅的讲话还触及到了一层更深的矛盾，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肆意压制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陈毅就此说道：“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的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的很啊！……弄得科学家们见你吹亩产一万斤，也不敢说话；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如果为了人民利益鼓起勇气提了批评，一批评就是反党，一批评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毅的全篇讲话3万余言，内涵丰富，透彻尖锐，充满着战斗的激情，充满着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关怀，更为重要的是，充满着对“左”的思想和其压制民主现象的严厉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在3月5日的戏剧创作座谈会上，陶铸也发表了讲话。他作为党的地方领导者对周恩来的报告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和支持。他认为要繁荣创作，就要尊重作家们创作上的自由，不能干预过多；党的领导是方向政策上的领导，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要事无巨细地插手干预。而且作为领导者，要正真用平等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充分地发扬民主，充分汲取知识分子们的合理意见，要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另外，聂荣臻也在科学技术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诚恳希望与会代表发扬民主精神，敞开思想议论形势，总结经验。他还提倡“三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反复鼓励科学家要敢于说真话，敢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缺点。

　　会议期间，还有一些不同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都发表了讲话。他们对以往工作中错误的问题进行了抵制和改正，指明了今后文艺工作和科学技术发展工作的方向。

　　三、成果及意义——“广州会议”的开拓创新

　　“广州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把会议精神写进了3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去。报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个政府报告在大会上通过且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的批准。由此，“广州会议”的一些合理内容和精神被合法地肯定下来。

　　秉承着“广州会议”的精神，文学和艺术创作方面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打破了以往单调乏味和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批优秀的作品如《第二个春天》、《欧阳海之歌》、《年青一代》等相继出版发行。并对若干年來被错误批判的如《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等作品进行了彻底的平反，其中也包括这些作品的作者。

　　这次的“广州会议”，不仅阐明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还尖锐地指出了这个关系全局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要求党的领导者须改善工作作风，平等待人，贯彻民主精神，惟此才能真正解决历来对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表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还提到了反对神化个人和个人专断，反封建反愚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是真知灼见，颇具远识。

　　“广州会议懈放了一部分人，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使他们能够进行自由的创作，在学界和艺术界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氛围。“广州会议”的精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闪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四、难以为继——“广州会议”后的缺憾

　　“广州会议”的成功召开，并非代表着它合理的精神内涵可以畅通无阻地为全国人民所接受。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问题的讲话，在中央内部就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而且，“广州会议”的精神也未能得到最高领导的认同，周恩来曾就这个问题征求毛泽东的看法时，毛也没有表态。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有人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说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显然表明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

　　“广州会议”结束一年后，即1963年，国家文化部就被定性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且在同年的12月，毛泽东在《文艺情况汇报》上对文艺相关问题做了重要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于是，文化部立即以此为指导进行整风学习，实际上就是开始了“广州会议”之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一些知识分子又受到冲击、批判。1964年6月，毛泽东再一次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以上两个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以此为最高指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运动又开展起来，并且扩大到学术界的许多领域。《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戏曲、电影都收到政治性的批判，不少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观点、文艺界的领导人都被撤销了职务或被迫停止工作。这时，在“广州会议”上落实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被冲破得无影无踪。

　　随后接踵而来的“四清”、“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把知识分子骂成了“臭老九”，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端论调，并把一些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至此，“广州会议”的精神被彻底毁灭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