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学得大师半点认真

多年前，因喜欢漫画而知道中国漫画界有位大师叫丰子恺，又通过搜集丰先生的有关资料，知道丰先生身后站着一位传奇而伟大的老师李叔同，亦即后来的弘一法师。读丰先生的追忆文章《怀李叔同先生》，对李叔同先生身世越发好奇，买了很多李先生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忆述先生的书籍，也买了先生自撰的《禅灯梦影》，曾经好长一个时候，一有时间就打开这些书籍阅读，试图打开先生步入空门之门，寻找先生自绝红尘的理由。但我终究是一个缺乏悟性的凡人，难与高僧的思维、心灵形成对流与感应，似乎越读越糊涂，越读离先生越远，但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却越来越高大，对先生由最初的好奇跃升为无限的崇拜。

说老实话，先生的聪颖敏慧是学不到的，先生的多才多艺也是学不到的，人世间又有几人如先生那样在音乐、绘画、戏剧、宗教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我多次思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先生无与伦比的品德与才艺？我终于从他人的回忆文章的字里行间找到了答案。原来答案是这样的简单，这样的朴素，这样的令人不可思议。凡接触过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李叔同之所以成为大师，成为一位在教育界、艺术界、宗教界都令人景仰的典范，首先是他的认真。

先生的处事是认真的。据欧阳予倩回忆，在日本期间，“有一次他（李叔同）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我住在牛□区，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乃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这似乎有点不近人情，迟到五分钟算什么呀，在我们一些人的眼里，就是迟到半小时，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多打个招呼。但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先生的教学是认真的。每节课前，他为了节省时间，必先将板书的内容写在黑板上，必早早地坐在讲台上，等学生上课，然后按照时针的刻度，上足每一节课。如此这般，一节课容易，一学期也不难，一年也可以坚持，但常年累月恪守不变，就不是每个老师能够做到的。听说某校一位老师经常迟到，有时学生去叫他上课，他老大人还躺在床上。先生经年累月如此，而使他的学生没齿难忘。

先生的持戒是认真的。据他的高足丰子恺回忆，弘一大师到丰子恺家，都被请到藤椅里坐。他每次总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起先丰子恺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如此，才敢启问。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有的僧人信奉“酒肉穿肠过，佛主心中留”，而先生坚持将“不杀身”切实地落实到行动上。所以，僧人就是僧人，大师就是大师。

认真贯穿于先生的一生，渗透进他学习、工作、生活的每个方面，每个时候，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上，以至被常人认为的如朋友约会一类小事上。对此，我只能感叹，认真到生活工作中的每个细节，不成大师才怪。

对比大师，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是太缺少认真了，缺少到连对自己有益的吃饭都吊儿郎当。不信，你留意观察一下，有哪家的婚宴是准时的，请帖上明明写着六点十八分，事实上七点十八分开席就是很不错的了，偏偏就有一些人，不把约定当回事，迟到也不知道愧疚。连吃饭都这样马马虎虎，还能做好其它什么事呢，无怪乎我们不独成不了大师，也不可能做成一件像模像样的事。

中国人是不太喜欢认真的，比如在公众场合乱扔垃圾，大声喧哗，屡屡为外国人诟病。大而化之式的不认真既是文化遗传，科举时代只考文科，不考理科，文科的思维偏重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分析。比如对人的评价，往往是“优秀”、“良好”、“一般”的等级，三个等级之间又有什么严格标准吗，没有，大多是粗线条的，甚至凭感性，直观，哪里还谈得上认真。又是社会风气，乃至体制机制所致，这个社会太浮躁了，人们太想通过很少的付出得到很多的回报，再说，不认真并不一定会带来不好的后果，更不会丢饭碗，比如领导的报告里，常常出现“少数人工作作风不实，不负责任”，这个“少数人”是多少人，又具体是谁，是含糊的概念，对这些“少数人”也只是说说而已，其人毫发无损。久而久之，凡事只求差不多，胡适先生曾经针对国人这种秉性写过一篇非常幽默、痛砭时弊的文章──《差不多先生》。差不多与完美有时是毫厘之间，有时可能距离十万八千里。

认真是一种态度，是一股精神，也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认真需要责任，需要舍弃，需要毅力，还需要勇气。认真未必能成为大师，但大师一定是认真的。倘若我们学得大师的半点认真，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能干得好一点，成绩会多一点，为人会实在些，我们与大师的距离也会更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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