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黄菲菲

　　摘要：意识流小说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后波及至欧美各国，属于现代派小说的一类，注重描述人的心理活动。五四时期，意识流小说进入中国，不少中国文人也开始了该类小说的创作。但由于文化环境的不同，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出现了一些东方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东方意象的选用以及对意识流动的理性主导上，且中国意识流小说的情节性更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也更密切，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本文以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创作为例，探讨了意识流小说东方化的成因以及具体表现，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意识流小说；东方化；王蒙

　　一、意识流小说东方化之成因

　　1.文化语境的影响。意识流小说的最大特点即是打破时空顺序，以人物的心理时间来构建作品，将过去、现在、将来的心理活动杂糅在一起，混合运用倒叙、循环、闪回、预见等多种方式进行叙述，而意识的流动则是非理性、动态且无逻辑的。西方意识流小说进入中国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小说中的怪诞体验和神秘感知减少，中国作家更注重的是借用意识流小说的形式来描写现实社会，表现了创作的理性取舍，突出了小说创作的功利性，是一种拿来主义的表现。究其缘由，这无不与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息息相关。意识流小说传入之时正值中国革命时期，“红色叙事”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是当时的主流，意识流小说的无序化、随意性、非理性等与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性，为了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获得民族认同，意识流小说必须迎合特定的文化環境，以能被读者所接纳。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意识流小说的泛意识、非理性等特点被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导式的表达。

　　2.文人创作的取舍。西方意识流小说具有迷茫、怪诞、绝望的色彩，而中国意识流小说更具理性与节制，这除了文化语境的影响外，还与文人创作的主动取舍与选择有关。作家本具有自身的价值认同以及审美取向，对于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往往会先关注与自身需求相契合的部分，而任何艺术形式的取舍都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评价以及作家的文化心态有关。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则打下了那个时代作家的心理及文化烙印。在意识流小说的创作中，作者多是借鉴小说的形式和技巧，在内容的表述上则更为理性，更加接近作家的生活实际，以对苦难的隐忍、历史的叙事以及情感的表达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意识流小说。

　　二、王蒙意识流小说东方化的表现

　　1.东方文化意象的选用。作为我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王蒙在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创作手法时进行了取舍与优化，并巧妙地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一改西方意识流小说带给人的杂乱、冰冷之感，让读者感受到小说的意境之美以及意味深长。王蒙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在意象选择上也体现出了浓郁的东方色彩，如在《蝴蝶》这部小说中，作者以古文人所钟爱的“蝴蝶”这一意象为题，巧妙借用“庄周梦蝶”中引申出的哲学问题——人往往难以确切区分真与幻、虚与实，进而提出了生死物化之观念，而蝴蝶本身所象征的自由、爱与美也能带给人独特的审美愉悦之情。借着“庄周梦蝶”这一东方文化典故的哲学引申，作品中张思远地位身份的变换，时而受辱，时而被认可，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变化，也更能让读者所理解，进而了解极左思潮下人性被误读与钳制之痛苦。而在《春之声》这部作品中，作者则借用“月亮”这一东方意象，表达了主人公岳之峰思家念国、依恋母亲的深切之情。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月亮”即是思念的代名词，王蒙借月抒情，体现了作品浓郁的东方色彩，也更易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这些意象所营造的意境之美，能使读者获得与西方意识流小说全然不同的阅读感受。

　　2.对意识流动的主观限制。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在描写意识流动时丝毫不受时空限制，也缺乏逻辑制约，往往是创作者想到哪里写哪里，文本毫不连贯，随意性极强，而东方的意识流小说往往具有一定的条理性和逻辑性，看似散漫却自成体系。如王蒙小说中意识的流动常受因果律、相似律等逻辑关系之限制，是由理性主导的意识流动。在《春之声》中，作者描写了岳之峰坐闷罐车回家时的一系列思维活动，童年的摇篮、乡下的打铁人、三叉戟飞机、解放前北平的联欢……这些记忆纷至沓来，随意流动，但整体而言，虽散漫却始终围绕着一个交结点，即国家虽还落后，但总会好起来的思想认识。可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并不是意识的随意流动，而是主观的编排，是理性的描述，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也是对作者主观意愿的体现。这种创作方式虽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但其精神内核却与之完全不同，没有颓废和迷茫，而是充满了希望。

　　三、结语

　　总之，作为中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王蒙的作品体现了独特的东方审美意蕴，是意识流东方化的典范。正是基于文人们的批判性继承才有了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让读者获得了不一样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