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夙慧

　　摘 要：传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精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金庸创作的新派武侠小说，以其深厚的文学底蕴和文化精神，博采众长，把传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精神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重塑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重在阐述金庸小说中武侠精神的内涵及具体体现。

　　关键词：金庸；武侠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5-0005-02

　　一、前言

　　著名金庸研究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大提高了传统武侠小说作品的思想、文化、艺术品位，包含着浓烈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他以其艺术实践，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宫殿，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样中肯且高度的评价不仅指出了金庸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作品的不同，更明确了他对武侠小说的重大突破与贡献。而这其中对武侠精神的深刻挖掘和重塑，是其武侠小说重要价值所在，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二、弘扬“武德至上”

　　（一）“武德”的历史渊源

　　“武”和“德”最早是相互独立的词，在《说问解字》中，对“武”解释是 “止戈为武”，即只要能止战，就是武，因此自古它的核心就不是“进攻”，古语有云：“上武得道，平天下；中武入喆，安身心；下武精技，防侵害”，便是对中国传统武的作用的概括，而德作为一种优良品行，和武相组合，使武的行为有了规范，后世界定有 “尊师重道，除暴安良，助人为乐、戒骄戒奢”等等内容。随着时代发展逐步将“武德”规范概括为“尚武崇德，修身养性”。

　　说到武和侠的问题，武与侠相连，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也是“侠”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意思是说，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而侠使用武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这是百家争鸣时代，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言论，有他的政治立场和目的，但他首次提到的“侠”这一类人，写出了侠和武的关系，侠士是凭借武力行驶个人行为方式的。

　　后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侠的行为有这样一种描述，在他的《游侠列传》中：“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是他对侠这类人行为特点的很好地概括，简单来说虽然不符合规范，但言行必果，敢于牺牲，扶危济困。

　　“武”作为“侠”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德”的修为对应侠行的境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一层境界，扶危济困、除暴安良也是一层，舍生忘死，为国为民，则是更高层次的境界。

　　在金庸的小说中，塑造出了一些广为称颂的大侠形象，大侠的境界之高，可谓高山仰止，像郭靖、像萧峰。这和金庸小说崇尚武德、弘扬武德有很大的关系。

　　（二）金庸小说中的“武德至上”

　　若论金庸系列小说中谁的武功最高，恐怕难有定论，在《射雕英雄传》第二次华山论剑中，当世武功高强的人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之称，中神通当时已经去世。在论剑中为对付一个人，需要东邪黄药师、北丐洪七公及新秀大侠郭靖三个联手，也没打过，这个武功如此高强的人是号称西毒欧阳峰。

　　在《笑傲江湖》中被称为武功天下第一魔教教主东方不败，仅凭一根绣花针，力克绝顶高手任我行的吸星大法、令狐冲的独孤九剑、包括向问天、上官云等高手一起连手，都打他不过，但金庸并没有像传统武侠小说中描写得那样的谁的武功高强，则一统江湖，成为武林盟主，如旧派武侠小说代表平江不肖生、白羽等人的某些作品。

　　在他的笔下，郭靖、洪七公、萧峰、令狐冲等人，若论武功则不敌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但为何前者被人尊称为大侠，而后者，欧阳峰、东方不败、岳不群等之流都结局惨淡。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拥有高尚的武德。像洪七公，丐帮帮主，大侠郭靖的老师之一，自身品德高尚，为人正义，具有一切正派人物所具有的优点，且一生扶危济困，杀恶除奸，一直率领丐帮抗击金兵，江湖上黑白两道都十分敬重他。而欧阳锋虽武功盖世但其人恶毒狠辣，阴谋诡计，武德低下最终为人们所不齿。

　　可以认为，金庸是有意无意在他的系列小说中地把侠士的武德提高到了很高的标准。这一观念的积极引导，对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被称为俗文学的武侠小说，就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精神。

　　在我国文学史上，真正意义上武侠小说的出现是民国时期，之前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涉及到侠客的只能算是侠义文化，或侠义小说，如清代中后期的《三侠五义》、晚清的《施公案》等，因而，侠文化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尤其是侠的行为很有争议这一面，如“快意恩仇”，而在金庸的小说中，对“快意恩仇”则有着别样的看法。

　　三、摒弃“快意恩仇”

　　说到快意恩仇，先说报恩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是中国古代人伦关系的一个准则。《礼记·曲礼上》曰：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

　　对父亲的仇人， 不和他共存于天下；碰上兄弟的仇人，就用随身所带的兵器将他杀；朋友的仇人，就不和他生活在一起。

　　有仇不报或者知恩不酬，都有悖於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因而在文献记载中，文学作品中这种观念随处可见：

　　（一）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

　　传统武侠小说中侠客报的恩仇，不只希望报而且希望“快意恩仇”。也即亲自报恩或手刃仇敌，并自掌正义，不求官府也不问法律，乾脆利落，畅快淋漓。像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第十一章）提到的那样：唯有白光一闪，仇人人头落地，才称得上“快意”。

　　报自家恩仇而泄愤解气，或许这一观念本身无可辩说，但是传统侠文化作品着意渲染的“快意恩仇”，那是另有一翻味道。

　　例如：被誉为是武侠小说萌芽的《水浒传》，里面有不少侠义的行为，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等等”。其中的正面人物，例如打虎英雄武松，文中写到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五口，而且认为“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等仇人一家全部杀光，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 之后还在墙上写下了“杀人者武松也”之类的话。随后对他这一行为作者又题了一首诗“正是：杀尽奸邪恨始平，英雄逃难不逃名。千秋意气生无愧，七尺身躯死不轻。”endprint

　　武松这么做，大仇已报，用他自己的话说心满意足，也可谓是快意恩仇了。

　　但这“快意恩仇”被渲染后极易引起很大的问题，杀了仇人暂且不说，那仇人的几个丫头小厮，既也不是帮凶也没有反抗，但却也统统被杀。

　　这种现象随着武侠小说的演变，被称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是近代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其中写到：“杨天池扶弱，一瞬间，有五、六百人受了杨天池的梅花针。”他扶弱的时候，那五六百人就得跟着倒霉。

　　当代学者严家炎评论说，宣扬“快意恩仇”时，侠客自身不怕死，似乎也不以他人生命为意，很容易演变成为另一种“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乃至于至於嗜血，很容易转换成极恶的一面。

　　虽然大部分人读小说是抱着消遣、娱乐的心理去看待的，可以不必过于用道德化的眼光去审视，但当一种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快意恩仇”作为武侠小说中至关重要的行侠主题，那么它蕴藏这些成度不轻的负面因素是不能被忽视的。

　　著名学者夏志清教授谈到水浒英雄杀人的情节时指出：“这些故事至今流传不衰，实在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甚敏感有关，尤其是对待生命的珍视和尊重。”

　　而在金庸的作品中，正因为他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他的武侠作品这种有意无意被渲染的“快意恩仇”被消解或着摒弃了，甚至被转化了。

　　（二）金庸小说中“快意恩仇”的消解

　　在《神雕侠侣》中，写杨过为他父亲杨康报仇，开始是打定主意要报仇的，但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最终放弃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是金庸本人的秉持的观点，家仇都不一定要报的，更不用提快意而滥杀无辜，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借乔峰之口说出：“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不仅如此，金庸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作品中，展现了对生命的珍视和敬畏。

　　在《射雕英雄传》中号称铁掌水上飘的裘千仞的裘千仞，嗜杀成性，还勾结金国夺取《武穆遗书》对抗大宋，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但金庸并没有让他一剑被杀了事，而是安排了他的涅磐重生，作者以佛家慈悲为怀，感念终生的态度让他被南帝一灯大师一次又一次点化，最终在得到瑛姑等人的原谅后圆寂。

　　这是金庸以其艺术实践，对国民意识的唤醒所作的努力，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更是对武侠文化的重塑。

　　如果说弘扬武德，摒弃快意恩仇，是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精神的扬弃，那么在这基础上，他又全新的视角把传统的武侠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就是对“侠义”精神所做的新的探索。

　　四、赋予“侠义”新的内涵

　　“侠义”一词是从中国特有的侠文化引申出来的词，代表一种精神。唐人李德裕《豪侠论》说：

　　“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在这里侠义并提，而且强调两者的互相依存关系，这一点对后世的武侠小说有很大的影响。

　　（一）传统武侠小说中 “侠义”的表现

　　首先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一诺千金，不负于人。像《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这里的侠义，是兄弟义气。

　　其次，侠客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更是侠义的精神的体现，以上两者在旧武侠小说中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

　　像王度庐的《卧虎藏龙》，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而在金庸笔下，这种侠义情怀则有着新的含义。

　　（二）金庸小说对侠义的突破

　　《神雕侠侣》中，金庸先生借郭靖之口说出了他的对大侠的看法，什么样的人才算的上是大侠呢？“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在这段话中，郭靖说出了侠之大者的意义，他驻守襄阳十几年，最后宁肯战死也不弃城而逃，可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范，而且最终引导和感化了杨过。在这里金庸把侠义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行侠仗义，扶危济困而是提升到了为国为民、为大多数人这一高度。而且他笔下还有一位大侠，更是显示了金庸在这一观念上的提升。这个人就是萧峰。

　　萧峰从出场起就是一个坎坷多难的人物，他生于辽国，长于大宋，其实是契丹人。他智勇双全，胆略过人且豪迈飒爽，曾是江湖第一大帮丐帮帮主，一直以率领丐帮帮主大宋抗击外敌为己任。后来他契丹人的身世被揭穿后，寻求身世期间和辽帝耶律洪基结为兄弟。辽帝封萧峰官职让他攻宋，但他始终没有同意。后来遼帝率领大军压境，准备攻宋。情急之下，萧峰挟持了辽帝，让辽帝以性命起誓有生之年，不再攻宋。辽帝迫于无奈不得不同意，且认定萧峰此举是了获取大宋给的荣华富贵。此时的萧峰面临着选择，他胁迫辽帝，对辽已是不忠、对大宋他始终是个异族人，唯有以死明志。

　　这会令人想到清末为戊戌变法而死谭嗣同，当时也可以逃走，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远走香港和日本，但谭嗣同决心一死，他题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

　　萧峰之死的意义，首先在于以死明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免两国交战，百姓受害。其次，他心里始终是关怀百姓安危，不惜背上生前死后都无法摆脱的对辽国不忠不义的罪名，这是以一己之身承担所有，换取最大多数安定太平的自我牺牲精神，因而是继郭靖之后又一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典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即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突破和超越，其赋予武侠精神新的内涵和境界更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塑和提升。

　　参考文献：

　　[1]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3]张吉珍.中国文学中的侠义精神论释[J].湖南社会科学，2014（0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