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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之“壁”:作为作者的鲁迅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生活·中旬刊 热度: 16533
刘思思

  摘 要:本文意在讨论“壁”这一意象在鲁迅杂文写作中的意义,以及这一意象如何与鲁迅作为作者的写作态度相关。鲁迅的杂文写作并非仅仅作为其文学作品的副文本存在,而在更广义的层面上成为定义文学的过程。文学因此成为具有动词性质的生命过程,而非仅仅作为僵死的固定范畴。

  关键词:鲁迅;碰壁;文学;作者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5-0003-02

  “……这时我所不识的教员和学生在谈话了;我也不很细听。但在他的话里听到的一句‘你们做事不要碰壁,在学生的话里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于我仿佛见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鲁迅,76)

  “碰壁”是鲁迅自1925年至1927年的三本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及《而已集》中值得反复掂量的一个词。这三本杂文集中大幅篇章由女师大学潮的始末以及以后续的一系列论战组成,其中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的文字交锋尤为突出。鲁迅将章士钊杨荫榆等势力称之为壁,在其后的杂文写作中也有提及。如鲁迅故意在《华盖集》题记中明示的“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他所记下的文字里始终潜藏着“壁”投下的阴影,这已然超出了杨荫榆作为校长在女师大风潮中表现出的具体的政治力量。我试图从这这里出发,在本文中探讨“壁“这一形象有可能的具体指向,尤其是其在文学维度内指向的困境与鲁迅选择的出路。我意在说明,虽然“壁”象征着被动的限定,对“壁”的写作却成为主动的、冲击性的力量,而鲁迅对自己文学困境的回应也在这一动作中可见一斑。

  这个词甚至比杂文集的标题“华盖集”更能体现鲁迅所感受到的空间性压迫,毕竟华盖当头,四周尚有路走,它指向的是发生于事先的预言或者是发生于事后的自觉,“壁”所带来的压力却明显的阻断了作者认为于己最重要的水平空间。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阔,立论都公允妥恰,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激愤,绝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3),由中可见,只有当下与现世才是立足之处,此处却处处被壁垒所阻隔。显而易见,“壁”首先是现实内政治话语乃至物理意义上的隔离,作者远迁广东,即是碰了壁的后果。

  但与政治意识上矗立的壁垒相似,鲁迅同样被文学意识领域内的“壁”所胁迫。与在此种情况下,创作似乎缺少这个词本身暗示的主动性,形成了一种被动的,处处受人牵制的回应。首先,它并非自主发生。鲁迅在嘲讽陈源对自己著作权的关心时称自己的写作过程是挤,似乎意在说明自己的创作是应对外力的产物,写作的动机与实际成果都来源于现世异己的压迫性力量,是一种介入对话的实际需要。其次,这也使得这样的作品难以成为可以被独立解读,独立接受的“文本”,它的能指只在修辞,结构等文字结构之外而非之中。现代读者难以将一篇回信或者一篇回应看成一个独立的阅读单元,对这篇作品的阅读与对其他作品,大量名词注释,编者的前后语境解释等等阅读不可分离。鲁迅笔战的惯用手法也可以作为这一点的佐证,他的讽刺常常引用对方的语言,将对方的话语系统漫画化,荒谬化。但与此同时,对方成为了话语的创造者,而鲁迅的反击只能成为这种话语的消解者,后者虽然意在抵消前者,却不能脱离前者存在。

  表面上看,这样的笔战难能被看作是一种 “创造”。这也并非新論,鲁迅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就记载了中央日报上发表过的评论:“鲁迅先生,你现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荣,当你现在阅历最多,观察最深,生活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更应当如何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传》更伟大的著作?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几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青年人佩服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更胜于佩服一个擂台上的霸主。我们读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这般人的文章,而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 (432)于此鲁迅个人的回应是托尔斯泰也曾指责沙皇,处在此世也难逃引起文坛混战的骂名。但这样的反击并不能算得上高明,如果从这位批评者的逻辑来看,始终存在有一个作为文学作者 (Author) 的托尔斯泰,他存在于《战争与和平》之后,本人成为自己作品的注释。于读者而言,他本人是否指责过沙皇,是否为东正教徒所诅咒只能作为理解正文生成的附加文本,换而言之,缺失对这一事实的认知并不影响理解作为写作者的托尔斯泰。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则评论未必就像鲁迅嗤笑的那样毫无意义,它提出的问题是,作为《阿Q正传》作者的鲁迅是否在《阿Q正传》之后止步不前,而作为被动回应,围堵受困时产生的笔战与杂文于作为文学作者的鲁迅有何意义,他们是否只能成为理解这位作者的附加文本,只存在于的未来鲁迅传记之内?

  首先出现在所有人视野中的鲁迅正是作为文学作者的鲁迅,他无疑是成功的,甚至其论战对手也必须认可。然而在这个被围追堵截时间节点上,这样的一个身份却看似无法自持。陈源曾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 (303)作为小说作者的鲁迅在陈源的评论里显然与作为杂文作者的鲁迅隔离,甚至更近一步与创作者本人的主观性隔离。于此鲁迅嘲讽说:“……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 (303)

  事实上,陈源的读法并不见得光怪陆离,值得注意的反倒是鲁迅将小说与新闻记事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体裁并列:在鲁迅的创作观念中,小说与新闻记事一样,在突出了概念化的作者的同时,也隐藏了作为作者的人格主体,换而言之,作为文学概念的,大写的“作者”登场,作为生命体存活于当下的作者却因此缺席。他的论战对手加之于他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分裂,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与作为“擂台霸主”的鲁迅,作为“好的小说创造者”的鲁迅与作为“不值得一读的其他作品创作者”的鲁迅,两者之间界限分明,无论褒贬,都必须首先接受这样的二元对立。endprint

  在这个对立面前,鲁迅自白不屑于前者,说明他本人并不在意作为作者的自己,这于他并不是一个需要打引号的特殊身份,不需要以此与托尔斯泰齐名。这一情形酷似他本人南迁广东:既然“作者”这一地盘已经被人占据,那只能不当作者。然而我希望指出的是,鲁迅的这一回应并非是在这个二者择其一的问题前作出的被动选择,相反,他主动地回到了这个问题的原初。鲁迅所选择的是在文学上拒绝这两者对立的必然性,作为文学概念的作者同时也是存活于当下的生命体,而作为生命体的作者也需在文学的意义上寻求表达。实际上,无论是声称杂文也具有文学性,还是声称已有小说创作已足以撑起文学家之名,都无法解释鲁迅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因为这样等同于接受由对方定义的一种分裂,进入对方事先树立的壁垒以及其营造的封闭空间之内。

  正是在这一系列杂文中鲁迅进行着作为生命进程中的文学的反思,换而言之,文学在鲁迅这里必须成为“为生活的文学”,其书写的正是生命这一流动着的,矛盾着的事实本省。一方面这一点的困难显而易见:在收入《三闲集》的“怎么写”一文中,鲁迅自白:“尼采爱看血写的书。但我想,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19)文学在这里成为了生命的对立面,是作为死亡象征的白骨,它的永久与恒定恰恰使它不能表现变化着的、被时间与空间所限定的生命。与生命本身的复杂性相比,再复杂的文字也是苍白的。因而鲁迅自嘲:“这些都应该和时光一同消逝,假使会比血迹永远鲜活,也只足证明文人是侥幸者,是乖角儿。” (20)从这个角度出发,难免回到熟悉的“文学/生命”的二元对立。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视鲁迅的写作为他文本中问题的答案:作为生命体的作者成为了作为文学概念的作者的书写对象,作为文学概念的作者时刻进行着作为生命体的作者对于生命的反思与行动。文学由此成为动词,写作不再在文学的定义这一给定的封闭空间内完成,而成为不断定义文学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杂文中对“壁”这一意象的描述本身就同时是对它的否定和反抗。作为“壁”首先存在,而且并非某种非时间性的、先验的存在,而是被生活中的主体所创造。当其创造者第一默认自己的定义为整个空间内通行准则(因此否认“壁”的存在),第二笃定这个准则是先验真理(因此否认自己是“壁”的创造者)的时候,对“壁”以及其创造的指明就更有其特殊意义。回到鲁迅自身反复暗示过的文本发生环境以及“壁”这个意象的产生来看,作为回应与笔战的杂文是在四面受堵的情境下被“挤”出来的,而施加给作者的阻碍以及“挤”的施力者,却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有形的,可视的。在开头引用的“‘碰壁之余”一文中,有一个指明与醒悟的过程。作者起先看了学校公示,希望找人质询,但“‘国立女子师范学校虽然能‘启,然而是不能答的。只有默默地阴森地四周的墙壁将人包围,现出险恶的颜色。”于是,作者“感到苦痛了,但并没有悟出它的原因。”(75)。 “杨先生就是壁”,必须在学生点名这阻碍的来源之后,“我”方才“见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76)作者所处的空间无疑壁垒林立,但这些壁垒却未必为人所意识,因为从未有成文的规定条例作为依据在这个空间内划分地盘,也从未有过为所有人所知的地界作为标记。这一类不被人所意识的“壁”甚至已经不再是日常意义上的“壁” (因为其毕竟可视),而成了作者笔下的“鬼打墙”(76)。更进一步,可见的墙壁虽然有“险恶的颜色”,却毕竟不能回答作者的质询,构成压迫性的“壁”的也绝非这样的死物,相反,“杨家的壁”以及其圈定的范围是杨荫榆以及相关势力在一系列活动着的的话语(告示,通知,文章评论)与事件(饭局,“观戏”,暴力冲突)之中不断确立的,其本身是一个流动着的过程。

  “碰壁”却因此有了矛盾的双重含义:首先,碰壁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意味着被“壁”拒绝乃至被“壁”威胁,但其次,“碰壁”成为主动探知壁存在的方式:“壁”处于流动的事件当中,不为人所见、为人所知,本不应该存在,这使得观察者不可将其作为于己无关的客体,从远距离判断它的存在与性质,观察它的方式只有在某种意义上与它接触,与它产生冲突。“壁”成功地压迫了“碰壁”的人,却也因此被迫现形,其创造者声称的普世性也就此破产。毕竟,一旦进入视觉空间,“壁”所带来的压迫就必然指向双向,“杨家”不复拥有占据整个空间的能力,从而只能隅居“壁”后。“碰壁”因此不再简单地作为对他人占有空间的被动回应,而成为对自我空间的争取,“碰壁”这一动作在文学的维度内带有来自冲击者的力量。

  这样的争取是通过文学对现实空间的争取,但它同时也是对文学空间的争取:文学并没有因此失去其相对独立性,它是现实内的特殊话语,自身特殊的发声的原则与语法结构依旧可寻;而斗争与反抗,对阵营与壁垒的构建和冲击,都依然存在于这一特殊话语之内,如“壁”这一例,代表着现实政治空间与文学空间内的压迫的意象转而成为反击的主动力量,这一转化依旧在文学话语内构建。进行笔战的鲁迅依旧是在使用这一特殊话语的鲁迅,他的杂文与笔战依旧可以也应该在文学的维度内被讨论与阅读。而我们在用这一种话语和作为作者的鲁迅沟通时,会发现他的声音所覆盖、所穿透的广度与深度,至少远远超越了为高墻所隔离的“艺术之宫”。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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