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贺丹

　　摘 要：苏童小说中有几个恒定的母题，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母题就是“出走”或者说“逃亡”。自《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开始，到茅盾文学奖的奖作品《黄雀记》，这一母题一直或鲜明或隐喻地贯穿于苏童小说的创作。本篇论文旨在通过对他几部经典作品的分析探讨，揭示“出走”或“逃亡”母题的悖论——出走本身其实是有意味的表象的出走，而人物在精神层面上从未出走，或者说他的所谓出走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其实是回归。

　　关键词：苏童；出走；回归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2-0003-01

　　一、主动地出走与被动地放逐

　　苏童笔下的人物似乎永远在向外扩张，而这种扩张/出走的模型在不同作品中的体现是不同的。

　　主动地出走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的主题即是“逃亡”，“我”的祖父陈宝年由溃败的农村逃往城市发了财，这诱使故乡的青年男子全部逃往城市；《米》中五龙在家乡大水灾时逃到城里，挣扎着生活在这个他曾经渴慕着的城市中；《黄雀记》中白小姐在被强暴后选择去南方谋求生路；这种主动地出走背后，隐含的是生存的命题，是为了求生而背井离乡选择出走的。

　　而《我的帝王生涯》中帝王端白似乎不需要为谋生而逃亡，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被操纵的王，仅仅作为一个傀儡而存在，他依旧无法在皇宫中生存。因此他也毅然出走，去民间的做一个戏班子里的走索王，去寻求一个真正能得以生存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对走索的渴望实则就是他对生存的渴望。

　　主动地出走或许是较为明显的出走方式，而当出走作为一种隐含的行为被泛化在了文本中时，它常常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出现，或者可以说出现了“被动的出走”。比如被王德威在《当代作家评论》中称作是作者“近年最好的作品”，“代表苏童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①的《河岸》中，库文轩因被组织调查假冒烈士后代的身份被放逐到河中的船队上，同时也牵连出库文轩作为干部时期的各种作风问题，为了证明自己从今往后的清白库文轩阉割了自己。而他的儿子库东亮（即小说中的“我”）也随父亲被放逐在船上。这不是主动意义上为了生存的出走，而是被动的放逐。

　　《碧奴》也以放逐的故事开始，最初的寻找只是为了他丈夫岂梁的一只草鞋。“一路走一路寻，村里人都知道她在找草鞋，他们远远地指着碧奴的背影，说碧奴的魂被岂梁带到北方去了。”②碧奴并非为了自身的生存或是自由，而是为了寻找而出走，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被动的出走。

　　由此可见，苏童对“出走”这一动作着实痴迷到了一定程度，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世界的空间总是提供着逃遁的可能性。”③在苏童的小说里，出走也成了一种最常见的形态之一。

　　二、出走背后的悖论

　　尽管苏童笔下出走的人物络绎不绝，人们的出走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生活，可是这种出走却常常伴随着凋谢与堕落。

　　（一）出走后的堕落——身体性的腐败与委顿

　　通常我们所谓的背井离乡独自闯荡往往在潜意识里希望终有一天功成名就，实现衣锦还乡的美好愿景。然而苏童小说中却始终存在着与“出走——成长”这一命题的悖论，即人物的出走常常伴随的是堕落与凋谢，是身体与生命逐渐委顿的过程。

　　苏童笔下出走的人物在出走过程中往往会“变坏”，出走伴随的是丧失自己人生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过程。作者也总无意以戏剧性的衣锦还乡来结束小说，人物在出走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肉体的堕落——各种各样的性病与身体的交易性。正如在《罂粟之家》中刘老信“他到陌生的都市，妄想踩出土地以外的发财之路，结果一事无成只染上满身的梅毒大疮。”④《米》中的五龙——那个称霸城北多年的男人最终的下场也是被严重的性病所侵蚀，满身的疮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陈文治抛弃妻子的出走，在寻花问柳中也落下了某种暗病。《黄雀记》中白小姐从一个天真的“仙女”，到出走归来变为一个风尘气十足的“白小姐”，南方的生活不仅使她出卖了肉体，更是她精神的堕落与迷失的开始。可见，在出走过程中，尽管人物是为着生存而出走，但苏童并没有将“出走”作为一种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手段，而是将之视为堕落的开始与人性迷失的缘起，而这种堕落的一个标志就是身体的腐败与凋谢。换句话说，出走后或许有新的生机，但伴随的却是不可逆的身体堕落的过程。那么这种出走必然伴随着身体的堕落的原因是什么？

　　（二）精神的返乡——精神对故乡的黏着与依附

　　正如前文所述，作者无意以喜剧性的衣锦还乡来结束他的小說。苏童笔下的出走者，最终总要面临一个“回归”，但这种“回归”同样也体现着一个悖论，即无处可归。五龙挣扎一生，临死前唯一的愿想就是带着一火车皮大米回家。可是当他躺在火车上，他知道自己仍然沿着铁路跋涉在逃亡途中。白小姐的归来，也以产下私生子后又一次开始了逃亡而终。

　　想回家而不得，回家了却又要重新出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童笔下的逃亡人是没有归宿的，甚至可以说，出走作为他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就是他们的生存本身。而这种生存是没有一个精神依托的物质性生存，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体在不断出走的同时，精神却是仍旧停滞在故乡的。

　　正如《黄雀记》中奶奶曾对仙女说的，“仙女你丢了魂啊。”的“丢魂”正可以将之视为“出走”后的写照。出走者们不断地远行，在身体上不断地实现与故乡的割裂和诀别，可是在精神上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这方土地。《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因为这年逢粮荒，饥馑遍布城市乡村。但是谁也不知道生意兴隆财源丰盛的陈记竹器为什么要抢三船糙米。我考察陈宝年和小瞎子的生平，估计这源于他们食不果腹的童年时代的粮食梦。”⑤正是精神对故土的黏着性与依附性，使得出走者在出走中仍旧无法真正将身体与精神相契合。《一九三四的逃亡》的叙事人也说：“我从十七八岁起就喜欢对这座城市的朋友们说：‘我是外乡人。”而当环子怀孕时，下一辈还是送回到故乡去养，环子回家时“我同时听到了陈宝年在祖屋后面踏雪的脚步声。”由此可见，“故土难离”充分的表现在了“出走者”的精神上，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无意识的固守与执着变相说明着他们在精神上从未出走，这也就衍生出了“出走”这一悖论。

　　身体与精神的相背离，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出走的肉体通常是堕落的，染病的。“性病”毋宁说是一种隐喻，“性病”的背后是欲望的泛滥，是身体的舒展与渴望。可这种隐喻又是对身体产生致命伤害的，而这种伤害的产生原因，正是精神与身体的脱离。出走者在身体上实现了出走，可是精神却是滞留在故乡的，这种所谓的“出走”即是一个悖论。不是他们的精神最终返乡，而是他们的精神从未离开过故乡。没有了精神的指引，肉体必然走向堕落，他们的身体只具有身体性，因此这身体毫无疑问是易变质堕落的，这也就从侧面回答了出走者在出走中身体频繁染病与堕落的原因。

　　小说中的“出走者”常常是一个无根的城市流浪汉，他们在身体上不断地远行，却走不到真正的家乡，让精神有所着落的归依之处，因为他们的精神仍旧滞留在故乡。这也使这种出走母题的书写带有与众不同的悲剧感。因为在出走的路上，永远都是无谓的挣扎与无终点的漂泊，出走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是身体的堕落与精神的背离。在身体的流浪中，精神性却黏着的故土中，远远地凝望着“出走者”种种无用的挣扎与破碎的命运。

　　注释：

　　①王德威著.河与岸—苏童的河岸[J].当代作家评论，2010（01）.

　　②苏童著.碧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③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④苏童.罂粟之家[M].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2014.

　　⑤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M].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2014.

　　参考文献：

　　[1]孔凡今，施战军，陈晨.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北京：三联书店，2006.

　　[3]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