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摘 要：“中隐”思想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在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对人生进行深刻内省和理性思考后寻求的一种平衡进退出处的处世哲学与生活方式。本文以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为观照对象，探究儒道思想在“中隐”思想形成与嬗变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白居易；中隐；儒家；道家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6-0001-02

　　一、前言

　　盛唐的隐逸文人或将隐逸作为入仕的“终南捷径”，或看作纵情山水、彰显孤傲人品的方式，更趋向于一种主动选择。随之而来的中唐隐逸士人则有更多的被动考虑。社会政治环境的急剧转变使他们陷入了仕与隐的矛盾中，而诗人白居易的隐逸道路就反映出了士人受到出仕渴望与残酷现实的夹击，在出与入、仕与隐之间的艰难选择。

　　二、“中隐”思想的提出

　　从先秦时逐渐出现了“小隐”、“大隐”、“吏隐”等隐逸观念，而“中隐”观念就是在区别于“小隐”、“大隐”的基础上提出的。白居易在《中隐》诗中表达了“中隐”的理念：“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可见，白居易为了兼顾人生的少忧患和充足的物质享受，在两条隐逸道路之间偏又寻觅出了一条“中隐”之道。“中隐”的特点便是吉安通丰却又不必受案牍劳形之苦，自由闲适却不必忍受饥寒之苦，真正获得了身心俱适。白居易曾在《醉吟先生墓志铭》中自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可见，儒道思想对白居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白居易正是调和两家思想的基础上酝酿出了“中隱”观念。

　　三、儒家思想的影响与“中”

　　白居易出生在“世敦儒业”的小官僚家庭，早年颇受其家学渊源影响。同时，科举考试对儒家经典的严格要求使得白居易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在白居易“中隐”思想形成与嬗变过程中始终未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痕迹。

　　（一）从儒家的“兼济”、“独善”到白居易的济世安民之心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以求用，“治国平天下”是士人心之所向。而一旦面临壮志难酬的境况，士人就急需稳定几经动摇的“兼济”之志。而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实际上就是对不得志时的思想补充，即无论穷达，“独善”与“兼善”均是对儒家之道的坚守。

　　对于深受儒家思想教化的白居易来说，无论是早年壮志满怀时，还是中年饱经仕宦坎坷时，其思想轨迹都受到这种“兼济”与“独善”之道的引导与规约。正如白居易在《我身》诗中所言：“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在通达之时，白居易不遗余力地实践着匡时拯物的兼济之志，曾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陈述时政及治国经邦之略，大有兼济天下舍我其谁的盛气。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后二十余年里饱经宦海浮沉，虽然萌生退隐之意，心里却仍然保留着“功名须待时”的期盼。这种待时而动的观念正迎合了儒家“独善”思想。白居易在被贬后写的《与元九书》中表白了自己的处世观：“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尚，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独善”也是为了待时而动，一旦时机来临，白居易就会继续“兼济天下”，而非走向真正的“小隐”。

　　从白居易对“兼济”、“独善”思想“奉而始终之”便可以理解白居易不甘于“小隐”，在任上依然为民造福，干着兼济百姓的实事，晚年广施家财，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使百姓免受饥冻之苦。白居易晚年《新沐浴》中有“是月岁阴暮，惨冽天地愁。白日冷无光，黄河冻不流。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狱无灯囚。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优？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可见对下层百姓疾苦的济世之心到了晚年仍存在着。儒家的“兼济”、“独善”思想对白居易“中隐”观念的形成起着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因此他不会真正走上完全隐逸的道路。

　　（二）从儒家“中庸”思想到白居易的中和之道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实则是一条折中于出入进退、穷通丰约之间的调和中庸之道。儒家“中庸”的“中”既有中间、中等、两者之间的意思，如“执两用中”的“中”，有调和折中之意。同时也有合适、适宜之意，这种调和、妥协也是为了追求适中、合适，儒家思想反对走向极端，而倾向于在两极间寻求适中的解决方案，既不要太“进”也不能太“退”。此外，“中”还指人内心含而不露的某种状态或内在要求，这种内心的“中”又表现为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因此“中庸”之道之所以被采用，不仅仅是因为它恰好处于两极之间，更是因为它合于、适宜于内心含而未发之“中”和外在行为上之“中道”的标准，只有“合内外之道”，方能产生“中”的大功用。

　　反观白居易经历江州之贬的打击后，逐渐选择了“君子居易以俟命”的人生态度，以“执两用中”的中庸主义处理思想上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所谓戒其过，勉其不及，白居易始终寻觅着与极端之间不即不离的安全距离，既清醒地对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又不学傲世嫉俗者彻底背离尘世，而是圆滑地游走在官场世俗之中，在面对险恶的外部环境全身避祸的同时又不愧于自己的内在要求，从而寻求到“中隐”这种最适宜、最恰当、无过与不及的实现。“中隐”的确称得上是合于白居易内在尺度与外在要求的合适道路，因此可以在进退出入的矛盾中取得对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调节与契合，达到“和”的境界。

　　可见，白居易最终将自己人生的落脚点放在了凡俗踏实上，非仕途，非山林，而是相对中和安适的一处。

　　（三）从儒家的天命论到白居易的知足保和

　　知足保和是白居易“中隐”思想中的重要特质，这种知足保和实际上与儒家的“知天命”有直接关系，正因为能够乐天知命，方能知足保和。endprint

　　儒家《论语》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孟对天命、生死的思考对“中隐”思想中知足保和的特质有直接的影响，“知天命”也是一种知足，白居易诗文中常有“知分心自足”、“年长识命分”之语。同时，白居易曾在《与杨虞卿书》说：“然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舍命复何归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实如此也。”从中看出，白居易在这里找到的士人身与心的平衡，首先在于“不怨天，不尤人”的知足，一旦不满足便会滋生强烈的欲求，难免会在两极之间失衡。而这种知足是因为白居易相信、至少使自己相信儒家的天命论来调节自己的心理，获得“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的外顺内脱的心理超越机制，以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进退自如，聊以慰藉。

　　倘若从字面上来理解“中隐”，“中”修饰“隐”，是“隐”的一种方式。而无论是作为二者之间、中和的“中”，还是作为适于天命的“中”，抑或是将“兼济”、“独善”的内心诉求含而不发、合于外在行为的“中”，都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

　　四、道家思想的影响与“隐”

　　江州之贬给了白居易开始深入走进道家思想的契机。白居易有诗直言“上承周孔训，旁鉴老庄言”（《和梦游春诗序》），还有“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和思归乐》）等，可见道家思想对白居易有着不一般的影响。

　　（一）从庄子的委顺随物到白居易的心隐

　　白居易诗歌中对坚持自我的屈原持着否定态度：“自从委顺任浮沉，渐觉年多功用深。……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在否定屈原的执著时，也提出了“委顺任浮沉”的想法，即随顺自然。这种逍遥自适的思想特质也是受到了庄子委顺随物思想的深刻影响。

　　尽管白居易为了全身避祸而安心于闲官闲职，看似可以“在为政之暇的山水登临中、在壶中天地的杯酒声色中、在与洛中君子的过往唱酬中享受欢乐闲适”①。但是要真正做到“中隐”，还需在心态上做到心之“隐”。《人间世》中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唐代成玄英疏：“身形从就，不乖君臣之礼；心智和顺，迹混而事济之也。”即对付“暴人”，不妨随之顺之，如若强行与之对抗，必将深受其害。中唐时代党争激烈，白居易与政坛的两大势力牛党和李党均关系密切，导致其在政治斗争中进退维谷，以至受人攻讦，屡遭贬谪。白居易虽有报君恩的念想，却也看清现实，不敢迎难而上。此时庄子的随顺委蛇的确给了他很大的心理安慰。白居易诗中“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等語就认为通过形骸向外顺从世俗法规，应他人而动，从而以来可保证自己不与无法抗拒的外部强大力量发生直接冲撞，也可使自己内心获得“隐”的逍遥闲适，追求精神上的超然物外。白居易正是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才会主动收敛自己外露的锋芒和棱角，将自身混迹在众人之中。

　　无论是庄子的随顺委蛇，还是白居易的“中隐”，归根结底还是不得已下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庄子的思想为白居易选择“中隐”提供了一些心理安慰与启发罢。

　　（二）从庄子的“适”到白居易的“自适”

　　白居易“中隐”思想中也蕴含着“适”的观念以及对“适”的追求。形而下，“适”意味着身体的舒适顺畅，至于形而上的“适”则注重内心和精神上的愉悦舒适，既追求外在行为顺应天地万物规律，同时也要求自我的外在行为与内在要求达到融洽与和谐。

　　《达生》篇中云：“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的这番言论其实即由外在的“适”转而追求内在的心之适的状态。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中同样追求心适，他曾在《三适·赠道友》诗中云：“……足适已忘屦，身适已忘衣。况我心又适，兼忘是与非。”此诗简直如《达生》篇中语句的诗化。此外，庄子深入提到这种“适”更加注重的是自我的舒适，即“自适”。《骈拇》篇云：“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子批判了为了“人之适”却“不自适其适”的行径，所提倡的是追求自我的、本我的“适”，使自己处于“适”的状态中。这种“适”的状态要有物质的丰盈，而心志的顺遂与精神的自由同样不容忽视。白居易选择“中隐”，既避免为了他人之“适”而深陷危机且劳心劳力，也可使“自适”，“自得其得”。这一对儒家思想的小小叛出，不能说不是受到道家庄子思想的影响。

　　五、结语

　　综上所论，儒家和道家思想对“中隐”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不同处促进了思想的丰富性，矛盾处影响了“中隐”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嬗变过程，而两者的交融处更是不断充实了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使之达到一个新境界。

　　注释：

　　①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114-120.

　　参考文献：

　　[1]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晋）郭象注.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毛妍君.白居易闲适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