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丽

　　摘 要：随着唐代敦煌地区观音信仰的流行，观音经变在莫高窟的绘制越来越多。本文首先通过对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保存状况、构图形式及色彩变化进行分析归纳，表明它的礼拜功能及其与变文间的联系。进而探究唐代敦煌地区的西方净土信仰、救难信仰、般若信仰及中唐吐蕃统治下密教观音信仰的盛行。

　　关键词：唐代；莫高窟；《观音经变》；观音信仰；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7-0147-03

　　“观音变相”，分为《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施萍婷先生“认为在某窟中凡单独画观音普门品，皆可称之为观音经变”由此可知“观音经变”的绘制最早来源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原本是《法华经》中一品，后随着观音信仰的广泛流传，以单行本流行。《历代三宝纪》载：法护“有《光世音经》一卷，出《正法华经》”，这是《观世音经》单本出现最早的记录。后有鸠摩罗什译本，隋代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译本，而“敦煌和其他地区流行的《观世音经》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唐代“观音经变”的大量出现，表明观音信仰的广泛流传。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本土化、世俗化，契合民众所需，因而广受欢迎。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的大量绘制不仅表现出观音救难的大慈大悲，也表现出净土观音与般若类观音的智慧信仰，同时随着中唐吐蕃占领敦煌，密教观音信仰在此盛行。莫高窟“观音经变”的大量出现广受学者关注，先后有罗华庆先生的《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沙武田先生《<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与<观音经变>图像》都将莫高窟所有“观音经变”按年代归纳分析。贺世哲先生《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中也按年代划分对观音变相有所提及。而史忠平先生的《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中的观音画像及相关问题》、《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的现存状况与分布》、《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研究》以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为载体进行叙述。然而对于唐代莫高窟“观音经变”与观音信仰进行细微的论述则有所欠缺。

　　一、唐代莫高窟“观音变相”的保存状况

　　佛教“通过艺术造型，对佛、菩萨诸神偶像的膜拜，达到使世俗社会众生理解佛教教义的目的。”因而观音变相的出现，是佛教教义和传播接受相统一的产物。其用通俗的画面形象表现佛教的义理，不仅使民众对佛教义理便于理解，加强信仰，其次在画面结构上，人物形象绘制丰满，使民众观画而肃然起敬。

　　“观音变相”，分为《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因二者皆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难事迹进行绘制，故此处综合讨论。二者皆来源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绘制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事迹。经文分为长行和偈语两部分，长行以散文形式出现，记录无尽意菩萨和佛的两次问答，前一问答讲“拔苦”；后一问答讲“与乐”，记录了观世音菩萨得名因缘、消除七难、离三毒、满二求愿及现三十三应身的内容。而偈颂以韵文形式出现，重述长行内容。在经变画中，上述内容皆有所出现。

　　唐代沙州经历初唐、盛唐汉传观音信仰盛行，出现单独的《观音经变》题材；中唐吐蕃占领后的密教观音信仰流传至晚唐二者交汇，观音信仰广为流行。而莫高窟唐代《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在盛唐时期绘制较多，有“第23、45、113、126、205、217、444窟”[3]中唐有第7、112、159、185、231、237、468、472窟。至晚唐繪制较前期较少，有第12、14、18、128、141窟。

　　二、“观音变相”所见的艺术特色

　　唐代“观音变相”绘制数量较多，构图形式多样。按照画面及绘制载体的不同，分为以下四种：

　　1.偶像式：即“以偶像为中心的对称式组合”360，也就是说在画面中间绘偶像观音菩萨，两侧绘制救难、现身等场景。这种方式在莫高窟比较普遍，有盛唐第45、126、205窟，中唐112、185、472窟及晚唐的14窟、128窟。

　　2.无偶像对称式：即画面以窟门为对称轴，两侧绘制观音经的相关内容，中间无大像出现。如217、444窟。

　　3.屏风画式：即将观音救难、现三十三应身等图以屏风形式，分格绘制。在莫高窟中晚唐洞窟中比较流行，绘制较多。如中唐7、231、159、237窟，晚唐第141、18、12窟。

　　4.覆斗顶式：即将观音经内容绘于覆斗形顶的披上。有第23和468窟。

　　因窟形不同，画面绘制各具特色。在描述七难、三毒、二求时，每个苦难场景皆有观世音菩萨在场，或者是观世音菩萨从空中乘云而来，如第217窟。在灾难现场，有些画面会以榜题加以说明，如第45窟中对所经灾难一一加榜题进行说明。在观音菩萨化三十三身说法画面中，有两种表现形式，或为观世音化身说法，前有众生合十听法，没有讲堂。或只绘菩萨所现身形，无听法者。且在绘制此内容时，常常限于壁面的大小，三十三应现身仅画数身为代表，并没有全部入画，用部分象征整体，表明画面的丰富性。

　　唐代“观音变相”写实性强，突出人物内心刻画。如45窟《观音经变》中描述海难时在画面右侧绘一大船，船周围有猛兽攻击，船上的人惊慌失措。再如描绘劫难时，将商人的恐怖感与强盗绘制的惟妙惟肖。在描述现应身时，通过绘观音菩萨应声及说法图，表现出唐代身份各异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初唐，画面人物的写实性打破了传统“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格局。更注重比例和人物内心的刻画，主要以人物为中心，塑造神灵的不同形象。在中唐，更注重协调肉与骨的关系，表现菩萨的婀娜多姿。晚唐时期，继承了前期对画像的写实，但刻画精细方面明显不如前期。

　　人物造型真实化，表达内容世俗化，菩萨出现女性形象。唐前期绘制人物多显圆润丰满，对不同等级人物刻画详略各异，从人物装饰、姿态、动作等各方面，都是唐代世俗人物的真实写照。在唐中期，人物衣服冠饰仍继承盛唐风格，但已不似盛唐华丽，同时人物也一改前期的雍容丰满为清瘦朴实，突显出国人悲哀的神情，似为吐蕃统治下国人忧国忧民，渴望回归的情绪表现，也受到吐蕃密教人物造像的影响。晚唐时，既保留了汉传佛教的特点，又继承了藏传密教的特色，张议潮时期，敦煌的贵族皆用洞窟绘制形式炫耀家族名声，因而人物形象按阶级的不同大小各异，描绘皆较准确，但较盛唐却缺乏生气。

　　绘制色彩按时代背景各不相同。初唐、盛唐时期，绘画从技法到色彩都有了长足发展，技法上采用线描，将隋代流行的铁线线描发展为兰叶线描，更加表现出衣物的质感，同时采用散点透视法，使画面更具空间感。在色彩上，出现金箔、朱砂、丹黄等多种颜色，使色调合一。同时使用聚散、淡浓、虚实、冷暖间的对比，使人物和环境有机结合。吐蕃占领敦煌后，一改盛唐浓厚艳丽的色彩，形成了清新淡雅的风格。主要分为两种色彩，“一种以白壁为底，青、绿为主，色调清新淡雅；另一种以土色为底，朱稍重，色调浑厚温润”而至晚唐时期，一改前期的淡雅，画面以暖色调为主，与盛唐时期更类似。

　　三、“观音变相”的功能

　　佛教以多种形式宣传教义，旨在人们接受并信奉。而‘变文和‘变相则是其中的两种基本方式。“所谓‘变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观音经中的偈语和《观音经变》的绘制则是很好的解释。因此“变文”更强调由世俗文本进入佛教世界，而“变相”则强调由佛教世界走向世俗，但究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信众更好的接受佛教教义并加以崇奉。敦煌观音变相可分为“‘经变以及與变文密切相关的绘画两类”，因此它一方面具有宗教因素，另一方面也由复杂的二维构图。在宗教与艺术方面有较大的价值。

　　“观音变相”情感表达简洁明了，使教义通俗易懂。画面多以“偶像式”绘制，整体以观音菩萨为中心对称布局，且通过两侧建筑、人物的绘制更加突出视觉聚焦效果与“向心式”视觉效果，更加突出绘画与观众间的关系。中心人物虽然位于画面内部，但却不仅仅存在于画面之中，而是凝视着礼拜信众，与画面之外观众和崇拜者的存在构成整幅礼拜画面。加之周围救难、现三十三应身说法使观音信仰内容表达直接，易被信众所接受。

　　四、敦煌地区的观音信仰

　　观音起源以佛陀释迦牟尼为本源，汉代传入中国，后随西晋竺法护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后，经文以单本流行。至姚秦鸠摩罗什译长行，隋代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补译偈颂。并经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改变，与中国民众需求相契合，因此深受欢迎。随着观音信仰的兴盛，观音经变也随之广为流传，敦煌莫高窟中的观音经变始于隋代。至唐朝时期，随着绘画技术的发展和佛教的繁荣，观音经变绘制数量多，发展极盛，反映出了当时观音信仰的发展与流传。观音信仰可分为救难类信仰、净土信仰、心经般若类信仰和密教观音信仰四种。在唐代莫高窟经变化中上述四种观音信仰皆有出现，但最为流行的则为救难类信仰与吐蕃占领后的密教观音信仰。

　　救难类观音信仰，即《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信仰，其信奉方法简便，即通过念观音名号、吟诵观音功德、礼拜观音像即可得观音庇护，救信众于危难，获得解脱。反映了观音信仰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这种简单的信奉方式，深受信众欢迎。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不仅表现观世音菩萨救难形象，更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反映救难类观音信仰的经变画在唐代莫高窟绘制较多，画面多绘消除七难、离三毒、满二求愿及现三十三应身等内容。儒家思想自古讲求以传宗接代为大的孝道，这与满二求愿中的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相契合，同时将观音信仰与娘娘崇拜相结合，创造送子观音，因此深受民众欢迎。在莫高窟45窟中便以妇女和小孩相结合的画面形象表达满二求愿的内容。同时，从观音信仰的阶层看“除出家僧尼外，有官吏31人，……，其中有读书人、商人、农民、屠户、士兵、道教徒等”表明此类观音信仰阶层广泛，深受各个阶层人民信仰。

　　净土信仰，在三国时期传入中国，可分为对西方净土的信仰和对往生的信仰两部分。其中观音菩萨只作为主尊阿弥陀佛的胁侍出现，在往生净土的途径中，是一位重要的接引者。因此对净土系观音信仰更多的则表达往生净土信仰。莫高窟多绘净土经变，表明敦煌地区净土信仰之盛，其中观音菩萨作为胁侍菩萨，常游于每个人身边，如慈母般接引众人。同时释迦认为“极乐有观世音、大势至，常来此土，劝进往生，……，往生西方则易，上生兜率稍难也”表现出观世音菩萨在往生净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表明与兜率净土相比往生净土的简易性，因而使净土观音信仰深入民众日常生活。

　　般若类观音信仰，强调对观音的智慧的描述。与救难类观音信仰非常相似，也为默念名号即得解脱，因其义理相同，因此唐代敦煌地区此类观音信仰流行于禅宗之中，此不赘述。

　　密教观音信仰，从中唐到晚唐时期较为流行，主要因为吐蕃统治下对藏传佛教的提倡。密教观音曼荼罗式观音经变的出现，丰富了观音经变艺术中观音的形象。密教观音最著名的有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罥索观音等。此类观音形象在唐代莫高窟出现较多。而密教观音信仰因其宗教的神秘性先出现在统治者阶级中，后被生活化、简易化而在民众中普及。众多形象不同的观音，表现出观音菩萨拔苦予乐的品格。对其形象的观想、礼拜也是密教观音信仰实践的主要表现。

　　综上所述，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本土化、世俗化，契合民众所需，因而有长足发展。至唐代“观音经变”大量出现，表明观音信仰在官方与民间的广泛流传。通过对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的保存状况、构图形式及色彩变化的分析，表明观音经变画在敦煌地区的流行，也表现出画面造型的艺术性，人物形象的写实性及色彩的复杂性；同时将观音经变中的观音信仰分为救难类观音信仰、净土类观音信仰、般若类观音信仰及密教观音信仰四种，对其进行归纳分析。表明唐代敦煌地区观音信仰之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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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J].敦煌研究，1987，（03）.

　　[3]史忠平，马莉.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中的观音画像及相关问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08）.

　　[4]巫鸿（美）. 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 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5]张彦远（唐）. 历代名画记[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6]李映洲，余太山. 敦煌壁画艺术论（上）[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7]郑振铎. 中国俗文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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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释迦才（唐）.《净土论》卷下[M]，《大正藏》第47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