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兵

　　（1.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湖北武汉430072；2.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咸宁437005）

　　从文艺观看到我娱我秀
——浅析电视娱乐节目的传播形态及社会影响

　　黄兵1，2

　　（1.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湖北武汉430072；2.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咸宁437005）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自1958年发端，先后经历了单一文艺表演的萌芽期、综艺与游戏相融合的成长期以及新世纪以来以真人秀为主要形态的“众神狂欢”的繁荣期，一直在世界性与本土化、创新性与同质化的张力中行进与演变。电视娱乐节目传播形态的嬗变也是其影响力演变的过程。观众对电视娱乐节目的态度也从观看、参与，逐渐过渡到体验、分享以及“我娱我秀”，异彩纷呈的电视娱乐节目逐渐渗透进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层面，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对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影响以及观众个人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因而探究电视娱乐节目的传播形态及其社会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电视娱乐节目；狂欢；我娱我秀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娱乐节目的界定是相当困难的。这里的关键首先是“娱乐”，其次是“电视娱乐”。所谓“娱乐”，《辞海》解释为“娱怀取乐；欢乐。”换言之，娱乐就是让人欢乐，既指生理上的放松、愉快，也指心理上的兴奋、宣泄、轻松。电视节目根据其节目来源、选题范围、观众需求、观众是否参与、传播区域、传播内容等角度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与形态。大多数电视节目都或多或少带有娱乐的功效，并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此只要能够给人带来欢乐、轻松、宣泄等效果的节目似乎都可以称之为娱乐节目。当然，这是一种泛娱乐化的概念，并不适用于科学分类与学理思考。在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个相关的概念：最先出现的是“电视文艺节目”，随后出现“电视综艺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的概念最后出现，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大致相同，共同指涉概念产生时代的“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电视节目形态的集合”①。这三个概念既是中国娱乐节目发展的历史形态，同时也是中国当下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传播形态，当然，“电视娱乐节目”包融了前两者，成为一个得到了业界与学界都认可的概念。认同电视娱乐节目是“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电视节目形态的集合”这一界定，可以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形态依其核心传播内容划分为电视文艺节目、电视晚会节目、电视综艺表演节目、电视游戏节目、电视益智博彩节目、电视真人秀节目、电视娱乐资讯节目、电视娱乐谈话节目、电视体育节目、电视少儿节目、电视剧（含直播剧、单本剧、连续剧、系列剧、情景喜剧、栏目剧、电视动画片、电视电影等）等②。当然，分类是有限的，创意是无限的，电视娱乐节目随时都在变化与创新，其当下比较复杂，未来形态难以预测，一般分类都无法穷尽所有形态。需要说明的是，电视剧能否纳入电视娱乐节目还尚存争议，这里主要针对非电视剧类娱乐节目展开分析，初步探究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传播形态及社会影响。

　　不论哪种类型的节目，都坚持以“娱乐大众”为宗旨的个性化、时尚化节目路线，采取综合化表现手段，满足人们或求知、或猎奇、或追名、或逐利的心理和乐于参加的表现欲望，从而达到保有并不断提高收视率的目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其传播的历史形态与当下形态一直是在世界性与本土化、创新性与同质化的博弈中发展演变，其社会影响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与节目形态的调整而发生微妙的变化。

一、从文艺到狂欢：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传播形态

电视娱乐节目的兴起和风行，既是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大众精神需求多元化的结果。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如果从传播主体的角度来看，大致经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草根文化”的过程；如果从传播内容与娱乐体验形式的角度来看，则是呈现“文艺表演——综艺与游戏——真人秀狂欢”的演变过程。

　　（一）文艺表演：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萌芽期

　　1958年除夕，北京电视台播出过一部联欢晚会性质的电视片，京剧大师梅兰芳、相声大师侯宝林等艺术家曾经出镜。同年12月31日上海电视台播出欢庆新年文艺晚会，节目形式有沪剧、越剧、淮剧、评弹、民乐演奏、独唱、合唱、相声、杂技、舞蹈、朗诵等，基本上奠定了后来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形式基础。1960年春节，北京电视台举办过“笑的晚会”，之后连办了几年。自1980年起，中央电视台陆续开办了观众喜爱的一些文艺栏目，198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综艺节目。此后，许多地方电视台争相效仿举办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电视晚会，使得综艺晚会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电视节目样式。

　　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末期可是算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萌芽时期，节目形态以文艺表演为主。电视媒体培养和激发了观众对电视文艺节目的收视兴趣，观众对传统综艺节目的宠爱催生了中国电视人的创作热情，大批优秀节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电视娱乐节目发展阶段。

　　（二）综艺与游戏：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成长期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精神需求日趋多样化，电视的娱乐属性得到了应有的加强，电视娱乐功能的彰显在探索实践中有了明显突破。

　　1990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部推出定期播出的《正大综艺》栏目，是国内第一个较为成熟的电视综艺节目，开创了中国大陆娱乐节目的新形态。该栏目在内容上广泛涉及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风光物产等众多方面，在形式上开展竞猜活动，活跃了现场气氛，这种新颖别致的节目形式，在当时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同年，央视又推出《综艺大观》栏目，该栏目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综合多种艺术门类，突出娱乐特征，现场感强、节奏明快、信息量大。1991年之后，央视相继推出了《曲苑杂坛》、《艺苑风景线》、《欢聚一堂》等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综艺节目。同时各地方电视台也相继开办了一些具有娱乐性质的综艺节目。

　　1990年代末，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在电视荧屏上蔓延，形成一股强大的娱乐节目风潮。1997年，湖南电视台播出《快乐大本营》，该节目的突出特点是把“综艺”和“游戏”联系起来，突出受众参与性，强化传者与受者的互动意识，为满足人们实现自我的需要，对传统审美标准进行了颠覆性革命，开辟了中国大陆电视娱乐节目的新篇章——“游戏时代”。之后，一批以“快乐”、“欢乐”、“超级”等词语命名的电视娱乐节目纷纷出台，如北京台的《欢乐总动员》、浙江台的《假日总动员》、安徽台的《超级大赢家》，这些节目一经问世便迅速走红，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98年央视二套推出《幸运52》，将游戏、知识竞猜、博彩等元素融为一体，充分调动观众的参与热情。随后央视又推出《开心辞典》，首创“家庭梦想”的概念，把电视引向了“竞猜时代”。其他效仿之作如上海东方卫视的《财富大考场》、广东电视台的《赢遍天下》、重庆卫视的《魅力21》、江苏卫视的《夺标800》等。

　　（三）真人秀狂欢：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繁荣期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电视进入了全民娱乐的狂欢时代。湖南卫视似乎一直开风气之先，2004年开播《超级女声》（后更名为《快乐女声》）掀起了“选秀”、“全民娱乐”、“民间造星”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的电视娱乐节目真正算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平民歌舞类、魔术表演类、婚恋交友类、明星真人秀类节目，“真人秀”、“草根”、“狂欢”、“周播”与“季播”等逐渐成为热词。

　　1.平民歌舞类节目

　　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爱唱才会赢》、《我是大评委》与《中国好声音》，广东卫视的《今夜唱不停》，江苏卫视的《谁敢来唱歌》，湖南卫视的《挑战麦克风》与《我是歌手》，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与《中国正在听》，等等。

　　2.魔术表演类节目

　　中央电视台的《魔法奇迹》，江苏卫视的《我的魔术猜想》，安徽卫视的《星光魔范生》，湖南卫视的《金牌魔术团》，东南卫视的《全民大魔竞》等。魔术表演类节目近年逐渐趋冷。

　　3.婚恋交友类节目

　　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我们约会吧》，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浙江电视台的《恋爱亮起来》、《为爱向前冲》、《婚姻保卫战》与《爱情连连看》，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最突出的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自2010年1月16日开播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高收视率与固定的观众群。

　　4.明星真人秀类节目

　　早期真人秀节目可以分为野外生存类、室内生活类、爱情考验类等。当下，明星真人秀节目逐渐从平民歌舞类节目、益智竞猜类节目、婚恋交友类节目的竞争与融合中走出来，成为电视娱乐的热点与焦点，并且部分真人秀节目还被改编成电影同步上映，“综艺娱乐类电影”已经模糊了电视与电影的界限。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一年级》与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继续争奇斗艳，江苏卫视的《明星到我家》、深圳卫视的《极速前进》等急起直追。

　　当下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竞争异常加剧，异彩纷呈的电视娱乐节目彼此复制，拼贴与克隆现象日趋严重，“同质化”与“个性化”的拉锯战持续不断。“三大卫视”中，湖南卫视与浙江卫视先有《我是歌手2》与《中国好声音》（第3季）的对决，后是《一年级》与《奔跑吧兄弟》的较量，竞争白热化；而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威风不减当年，婚恋交友类节目无出其右。另外，中央电视台的娱乐力量逐渐勃兴，《星光大道》、《中国正在听》、《汉子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节目集体发力，影响力与文化力备受关注。而另外一些卫视也不甘示弱，各辟蹊径，如安徽卫视的《国剧盛典》，深圳卫视的《年代秀》，江西卫视的《幽默盛典》，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等等。

　　2004年至今，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繁荣与兴盛时期，电视逐渐渗透进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层面，从娱乐、生活、工作到交际，无处不在。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的加强，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手机媒体的快捷与便利，更是将电视娱乐与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电视娱乐节目不再是“独乐乐”，也不再是“众乐乐”，而是“众神狂欢”，观众对电视娱乐节目的态度也从观看、参与逐渐过渡到体验、分享以及自我娱乐。

二、从观看到我娱我秀：电视娱乐节目的社会影响

我们从经济、文化、个人价值观等几个角度来探究电视娱乐节目的社会影响。

　　（一）观看与体验：电视娱乐节目的经济影响

　　电视娱乐节目为媒体带来的商业利润显而易见。电视娱乐的出现与发展本身即为经济现象，娱乐节目的商业性不可避免。众所周知，广告销售一直是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娱乐节目的广告销售表现出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娱乐节目的广告销售增长迅速，占据媒介广告销售的主体。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广告销售在1990年代末娱乐节目大发展以来增速迅猛，如央视“春晚”，其硬广告形式包括冠名、报时、贺电、片尾鸣谢等形式，“春晚”广告收入近年来也逐年上升。

　　二是创新置入式广告形式，突破传统广告观念及格局。与常规广告目的性明确的叫卖形式不同，置入式广告更为隐蔽：各类产品、服务或品牌与内容交织一体，厂商为此付费却没有明示出是广告或赞助内容，意图作为潜在消费者的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对产品或品牌留下印象。常规广告播出方式与节目是游离的关系，而置入式广告则是如其名称所示是嵌入的关系，隐藏于节目之中。如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一季中，经常出现冠名商999感冒灵广告、英菲尼迪汽车的列队特写，张亮的儿子天天更是口播999感冒灵广告语，等等。

　　在全媒体与自媒体的时代，每一个手持移动终端的个人也都成为媒体链中的一个节点，都可以在其中谋取经济利益。因此，从宏观来看，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也推进了人类经济形态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型，娱乐带动消费流行，小至娱乐节目中的服装造型道具，大至消费观念与行为的改变。娱乐即体验，体验即消费，消费即娱乐。从观看到体验，从“独乐乐”到“众乐乐”，娱乐与利益已经融为一体。

　　（二）参与和认同：电视娱乐节目对青少年的文化影响

　　在考察电视娱乐节目的社会文化影响时，社会群体因素不可忽视，尤其在青少年这一特定社会群体中，娱乐节目的影响更加得以集中体现。每个人都生活在由媒介参与建构的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中，信息传播构筑和延展了现实世界，而娱乐传播则刺激并构建了想象世界。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③。娱乐消费与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体性，既产生物质利益，也生产文化观念。青少年主体意识强，对自身选择的观点予以鲜明的表达，同时，他们也是电视娱乐节目的主动消费者，他们积极参与制造文本内容，与媒介共同制造和消费时尚偶像。

　　电视娱乐节目影响着青少年一定时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心态。电视娱乐节目为青少年提供了消遣娱乐和人际交流的话题，观看娱乐节目既是娱乐和体验，也是参与和交流，更是展示和认同。一方面，青少年在迷群体（粉丝群）中交往、认同甚至展示，娱乐赋权中加速了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娱乐提供了一个由其建构的拟态社会环境，制造了与社会生活疏离的空间，在现实世界中处于弱势的青少年成为节目的参与主体，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娱乐赋权的背后是现实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默许和商业逻辑的鼓励，青少年群体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加速自身的社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青少年有感性、冲动乃至不理性的一面，有时也存在过度关注娱乐人物而荒废学业、疏离主流价值观等现象，要予以理性的引导。

　　（三）我娱我秀：自我神圣化的困惑

　　从前述的历史传播形态来看，电视娱乐节目的最大变化是，从观众的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甚至是我娱我秀。早期的文艺表演主要是文艺精英们的舞台秀，观众只能仰视观看；到了“综艺与游戏”阶段，大众开始参与到电视娱乐节目中；当下的全民真人秀狂欢，以世俗化与草根性颠覆了传统娱乐文化的种种观念。草根平民与明星大腕共享电视的“星光大道”，传统的外源性娱乐观看过渡到内生性娱乐释放，个人价值在“众神狂欢”中有了展示的舞台，甚至成为娱乐的中心。通过“我娱我秀”，“观众不仅成为主动的媒介使用者，而且在使用过程中消费者自我，在消费过程中搜寻和建构着自我，并将自我置于虚拟与现实世界的中心，将之再神圣化”④。

　　“自我神圣化”意味着人重新回到自身，达到灵魂与肉体的和谐统一的境界，是人的全面解放。这既是进步，也有困局。社会观念的变化、《物权法》的颁布，使得私有化、个人化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方面，与在各种电视娱乐节目中“我娱我秀”一样，人们将各种私有化、甚至是私密性的东西在各类新媒体中上传、转载、传播，于是私密不再，隐私曝光，低俗甚至恶俗信息泛滥；另一方面，怀疑主义与人肉搜索逐渐成风，人们以绝对的个人主义推动着“自我神圣化”，不稳定性与价值混乱使得包括电视在内的媒体的娱乐化倾向日益加剧。

三、结语

电视娱乐节目的社会影响及其动因非常复杂，既有社会文化转型的原因，也有电视媒体自身的因素，当然有时也被放大了。我们应该理性、辩证地认识电视娱乐节目的社会功效与影响。一方面应该看到娱乐的经济影响、文化价值与个人价值释放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尼尔·波兹曼的警句“娱乐至死”⑤不是危言耸听，应该引起重视与反思。

　　注释：

　　①孙宝国.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86.

　　②孙宝国.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③让·鲍德里亚（法），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④赖黎捷.媒体奇观视域下的中国电视娱乐文化转型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128.

　　⑤尼尔·波兹曼（美），章艳（译）.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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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5312（2016）08-0113-03

　　湖北科技学院2013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电视娱乐节目的传播形态及社会影响研究》（KY1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