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雅雯

　　（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陕西 西安 710003）

　　青春·念想

　　杨雅雯

　　（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陕西 西安 710003）

　　十年浩劫后的伤痕小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代人的典型故事，但那一代青年的生存和发展在面临现实生活时，典型已经不足以表达各种不同，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以亲历的角度回忆当年的故事带给主人公们的各种影响，本文对其叙事的方法和技巧进行相关的评述。

　　伤痕；叙事；在场

　　唐颖的中篇小说《当我们耳语时》(《收获》2014年第1期)讲述了那个年代有关青春和爱情的故事。故事感情细腻布局精巧，让人回味不已。

　　机场，作为旅途中转之地，宛若人生的旅程的某一驿站，人来人往中，故事慢慢发生着。已到中年的建平在长途旅行转机的间歇，遭遇趾骨伤复发，在这狼狈时刻却遇到了初恋的对象金默，这场尴尬中的相遇，恰似少年时最初相遇，然而，金默却称她为慢雨。之后，建平与慢雨在电话交谈的同时也引出当年金默、建平和慢雨三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儿时的三人性格迥异，家庭成分不同，在那个生存与尊严难以维系的年代，感情称得上是奢侈，同样出身的金默和慢雨理所当然的走在了一起，而与金默用字条互诉衷肠的却是建平。最终，金默和慢雨没能在一起，而建平也没能够吐露她的心声，多年以后，回忆往事，生活的繁冗，生活背景的转换，当年的人们看似逃离了那个年代，但内心却无法摆脱历史遗留下的牵绊与束缚，建平与慢雨在机场的电话，解开了那个萦绕在她心头多年的创痛。

　　作品讲述了和那个时代有关的青春和爱情故事，却也揭示了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建平想要逃离那个年代所留下的牵绊，于是嫁给了华裔美国人，并认为这样的好处便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你可以重新开始人生，你可以一笔勾销也许是黑暗的过往，因此异域配偶更接近一种象征，新生命的象征”。她曾以为时间可以治疗心中的种种伤痛，但人到中年的她很显然并未被治愈，直到遇到了金默这个“系铃人”。而金默在当年为了得到尊严与认可，失去了许多他所坚持和追求的理想，之后远赴美国攻读博士。慢雨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却起着重要的作用，既在故事当中扮演旁观者理清建平和金默的关系，又作为故事的参与人开始并结束了建平和金默的感情，选择了留在上海。

　　历史的遗留，在大时代的回忆当中往往泛政治化，但无论是慢雨的“选择性记忆”还是建平的“选择性遗忘”还是金默的自身重建，都可以看做是对那个时代无言的抗争，时代的影响，深深的烙印在了个体之上，个体需要倾述，需要表达，个人记忆的书写似乎是这种倾述与表达最好的表现形式，最终建平的是带着释怀坐上开往上海的航班的，飞机会带着她驶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伤痕文学是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十年浩劫期间所造成的创伤。无论是其中鼎鼎大名的卢新华的《伤痕》还是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往往都在故事当中强调了时代和背景对人的精神和肉体所造成的摧残，这种摧残并非单个的人、事、物的体现，而是时代典型的集中体现。而面对十年浩劫的几十年之后，十年浩劫时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人而言，所能够言说的并不仅仅是时代的典型，而是散落到了民间的口径当中由个人书写着每个人的经历以及环境的影响给个人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就在唐颖的小说当中体现了出来，一场运动和政治环境对三个青年人带来的伤痕以及他们的故事。

　　文章巧妙地运用了一些叙事技巧来表达着“在场性”。在十年浩劫时期，表面上进行着恋爱关系的是慢雨和金默，这两人原本应该属于在场性人物，而实质上与金默恋爱的人却是建平，两人通过书信这一无法直接在场的方式进行着古老而又神圣的交流，但书信的两端的信息量却是不对等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金默和建平两人被阻隔着，一直没有能够实质性的表现出在场性，而是在慢雨出现之时，建平必须退居其后，不能上场。这就造成了三个主人公，而在场的其实只有两个人，而其中一人只能冒另一人之名而上场。

　　在机场的时候，书信的方式变成了电话这一简单且直接的方式，在场性的展现则又有了新的变化，金默本人在建平的身边，但作者却有意的将其“禁”言了，让他睡了过去，而真正在场的人变成了建平和慢雨，于是，通过另一种在场的方式，建平和慢雨终于能够重新拾起了金默这个话题，来揭示当年的运动对三个人究竟造成怎样的伤害以及试图对产生的误会进行和解。

　　最后，金默的苏醒，在场的人物变成了金默和建平，金默在这时才道出了他一直以来把建平称为“慢雨”的缘由，由此可以看出文章早已超出了将伤痕的缘由全部归咎于时代和环境，很大程度上，作者愿意将这种伤痕的产生解释的更加人性更加民间，并表现出将这种情绪和伤痕进行消解的主观诉求。

　　G634.3

　　A

　　1005-5312（2015）32-0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