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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人物”的“逃避”与“真实”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生活·中旬刊 热度: 17048
李一鸣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中间人物”的“逃避”与“真实”

  李一鸣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中间人物”以“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为典型特征,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群异端。在此试从“逃避”与“真实”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再现历史理性之真与人文关怀之善。

  中间人物;逃避者;揭露人性与“写真实”

一、“中间人物”与“逃避者”的共同特征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有这么一群人,在动荡不安的革命年代,他们毅然选择了归隐山林,逃离现实,共同构成了“逃避者”一大人文景观。这类人中有《瑞普·凡·温克尔曼》中的农民瑞普、《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哈克和吉姆、《飘》中的卫希礼和《喧嚣与骚动》中的昆丁等。而中间人物则包括《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赖大嫂》中的赖大嫂、《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和《红豆》中的奇虹等。对比这两大中外群体,他们之间有“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

  1.都身处时代的断裂带上。就西方的这批人物而言,瑞普身处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哈克和吉姆、卫希礼和昆丁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之时,霍尔顿则是二战后;就中国来说,典型的“中间人物”是处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例如梁三老汉、“亭面糊”、孙喜旺、赖大嫂、小满儿等,非典型抑或随后发展的中间人物中有的处于十年革命斗争中,如严志和,有的处于解放战争时期,如奇虹。旧有的生产力瓦解,并被新生的生产力所取代。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革。新的经济基础的大厦的根基逐渐稳固下来,其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的要脱胎换骨。历史蜕变的复杂性注定了这必是一场暴风骤雨。资本主义发展、机器文明的冷酷,拜金主义的肆虐,种族歧视的盛行,战败的阴影,冷战的肃杀,核战争的威胁、旧秩序的崩溃,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以及乡村政治的迷雾,社会矛盾的尖锐,社会运动的激烈……种种交织成难以解破的厚茧。革命是艰巨的,新生力量与顽固的旧势力激烈地相互碰撞,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力。

  正是在新旧时代的交接点上,无论是“中间人物”还是逃避者,他们都被紧紧地夹在裂缝中,进退维谷。

  2.都选择逃避。当历史的阴影还未完全接受新政权的普照,社会伦理领域与心里领域混沌一片。这些软弱痛苦的灵魂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边缘,心怀戒备。他者的介入打破了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状态,而他们在心理上并未做好充分准备。他们不甘沦为社会变革的附庸品、牺牲品。他们无法认可整个社会,可也得不到整个社会的认可。于是他们无可奈何地选择了放逐自我。《飘》中的卫希礼和《红豆》中的奇虹是精神上的同伴。卫希礼生活在贵族家庭,奇虹则是出身于官宦之家。他们都沉浸在音乐与诗的国度中。南北战争和解放战争带走了他们的一切。卫希礼爱郝思嘉,奇虹爱江玫,但在战争的催化剂下,他们最终把爱情拒之门外。卫希礼“对于人们只做冷眼旁观,也无所谓爱,无所谓憎……”奇虹更激进——“恨人类”,世界在他眼中“这样空虚,这样紊乱,这样丑恶”。卫希礼最终选择了回到旧时代,奇虹则是逃到了美国。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逃避方式,或是仅仅经历了一场“逃避”的心灵旅途后改造自我(典型的“中间人物”大多数走的是这条道路),或是怀旧,如卫希礼、昆丁,或是放纵自己,如霍尔顿、小满儿,在动荡的社会赋予其人民更多的责任和压力而他们又无法承受时,在理智的生活与本能的生活的冲突里,他们决然地回归本能。

二、揭露人性与“写真实”

揭露人性、再现真实,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无可逃避的历史使命。正是“写真实”,才使作家将隐蔽的心理变成了可见的形式,完成主客观领域的转化。精神领域不是整齐划一的井田,任何人都有选择自我生活方向的权利和自由。无论是否承受政治高压,作者把这一群人赤裸裸地呈现到读者面前,通过对人性潜意识的挖掘,把历史理性之真毫无避讳地诉说出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使我们得以看清面纱之下的真实隐晦的人性。这是作者对人性的尊重,对艺术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其人文关怀的传达,是善的终极价值体现。

  邵荃麟在1942年曾给“新现实主义”下过定义。[1](p47-51)“中间人物论”曾被扣上“黑八论”的帽子,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依照福柯的观点,写作的本质不在于用语言把作者表现出来,作者只是拉开了帷幕,随后便在文本中渐渐消失。因此,在文本的舞台上,作者是不在场的。批判者们针对文本而对作者进行肆意批判,甚至人身迫害,制造出“血淋淋”的真相,这是一大历史悲剧。

三、“逃避”之新思考

“逃避”行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而“逃避者”也有着复杂的价值观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逃避者也许自身能力有限,在精神层面上有所欠缺。他们既然无法在时代变革的舞台上叱咤风云,那就注定选择“明哲保身”,既不逆流而行,也不推波助澜,仅是坐观风云变幻。他们其实是时代的弱势群体。有些人物的命运在作者的手中没有一个明白的生死结局,看不出他们的悲惨或者幸福的生活趋势(如小满儿,奇虹),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某点上触动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就连作者本身对他们所倾注的情感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可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思,不正是作者对个人选择的尊重,是历史理性之真与人文关怀之善交和而孕育出的美吗?

  [1]邵荃麟.邵荃麟评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高毛华.论美国文学中的“逃避者”群像[J].江南大学学报,2003(06).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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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5312(2015)20-0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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