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祥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论路遥小说中孤独情态的多维叙写

　　童子祥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作为生命存在的体验形式，孤独存在于每个主体心理结构的不同层面上，它不仅是现实层面的内在理性意识，也是主体无意识中的外在情态。作家路遥在注重体验生活及生命孤独的同时，也将孤独感转化在小说的创作中，以艺术的方式表现生命本体与存在相结合的人的各种孤独情态，并在尊重孤独的前提下，力求补偿孤独对主体生命造成的创伤，以实现人的生命自由与意义。

　　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孤独；叙写

　　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路遥的小说始终凝聚着自我的孤独情怀。成长中的亲情缺失、贫穷饥饿的童年记忆成为他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革命小将”的一时意气风发，而又被迫返乡劳动的人生落差使他转向精神独白式的文学创作；夫妻情感上的同途殊归使他内心充满了痛苦，这些“成长的痛”和“爱的代价”不仅促成了路遥性格中的孤独，也镌刻了他小说中人物身上不可逃离的“孤独”影子。作为情感思维的范畴，孤独成为人类深层心理的独特感受，是人们在精神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孤独情态始终围绕在远离主流社会的边缘人身上，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距离、差异的客观存在，既存在于物质世界也存在于精神世界，因此，在情感意识中具有强烈的无目的感、无归属感。

　　在路遥的小说世界，“城乡交叉地带”的生存夹缝和“改弦更张”的时代落差塑造了一系列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无论是在乡村坚守的“黄土人”还是在城市游走的“边缘人”，他们都表现着各自的孤独情态。而时代与社会所赋予人的选择也迫使他们正视孤独，在孤独中挣扎而执着追求，在孤独中完善对生命的自我回答。

一、集体狂欢下的后革命孤独

1975年以来的双水村，既是建国后中国农耕社会的缩影，也是一面被城市文明冲击、碰撞下变革的“镜子”。这一村庄所经历的种种变化无疑是围绕在一个人身上——孙玉亭，他在历史潮流的裹挟中所展现出的孤独情态，在伴随着革命化社会大潮的退却中极具代表性。

　　孙玉亭身上的孤独情态源于他最初的革命狂热，抹杀了自我意志的明晰与独立。为了实现自己在革命中的彻底性和纯洁性，孙玉亭处处视阶级斗争为“首要任务”，甚至不惜牺牲亲情换得自己政治上的纯洁和觉悟。当王满银因为贩卖老鼠药被劳教时，他怕人家说他划不清界限而连累自己，只好隔着公路和他哥孙玉厚说事。在孙玉亭的意识中，血肉构筑的亲情也必须让位于自己的革命热情。此外，革命的纯洁性也使孙玉亭排斥一切非社会主义的事物。他鄙视金俊山只顾个人发家致富的小农意识，甚至在“四人帮”垮台后，听说孙少安“明目张胆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时，他立即以激愤的姿态坚定地予以抵制和批判。“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而当农村经济开始变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孙玉亭的革命理想轰然倒塌，他象变了一个人，整日无心出山，闷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希望外面传来“好消息”。他忙完一天的农活后，便拖拉着那双烂鞋，丢落魂魄地出了大门，来到以往开会的大队部，当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里不再开会时，心中生出无限的悲凉，索性蹲在会议室的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此时的孙玉亭，无疑成了“集体”解散之后的“孤儿”，满腔热情的革命理想一去不复返了，以往的革命声势、个人威权荡然无存了，一种内心的落寞、孤立无援的困境油然而生，也因此陷入了孤独的迷惘中。孙玉亭沉溺于集体主义的狂欢而迷失自我，在集体主义的“拨乱反正”中，失去革命目标的孤独感笼罩在他的潜意识中，精神奴役的创伤也一直伴随着他。

二、命运奋争下的精神孤独

如果说孙玉亭的这样革命闯将是因为外在的历史条件而衍生了个体孤独的话，那么在高加林、孙少平的身上则是因为个人内心情感的需求而自发出的精神孤独。像高加林、孙少平这样的农村知识青年，一方面开拓人生境界的强烈诉求使他们无法在农村中得到安顿；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的身份划定也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融入理想的城市生活。于是，他们在他乡的艰难追求上必将陷入孤独困惑的境地。

　　《人生》中的高加林十几年的发奋读书，目的就是不至于像父母一辈在黄土地里“讨生活”。他羡慕城市生活，但也对城里人心存芥蒂。他的身上有着农村人固有的执着和自尊。尽管在他失去了他所钟爱的乡村教师的工作之后而有所意志消沉，但在严峻的生活面前他仍然提着蒸馍篮子去城市兜售。在出山劳动中，他没命地干，向命运示威，展现自己的强者品质，以抗争的姿态在竭力书写自己的“城市梦”。在他通过“特殊渠道”成了县委的通讯干事后，重新燃起的热情似乎让他获得了“新生”。然而他这番“真诚”在让他看到城市的一丝曙光之后，又一次无情地将他打回了农村。他所经历的一次次痛苦，一次次人格的断裂、道德的争议，让他的心灵永远背负着十字架，陷入孤独尴尬的困境中。

　　而孙少平却多了一份清醒和沉稳，同样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孤独的前行，他身上的孤独情态更多具有了审美的光芒。路遥笔下的农村知青，普遍存在着生活极度贫困与精神不懈追求的二者对立，生活的贫乏造成骨子里的“自卑情结”，而渴望精神的富足使自己走向外面的世界中保持着孤独。寒酸窘迫的生活使他更加珍惜自己内心的尊严，无形地陷入了成长的孤独痛楚中。但是，书本知识和社会阅历，为他撑起了一片自由的天空。他在知识的海洋中忘我地咀嚼，在大自然中尽情地倾诉。这些自由的世界让孙少平不在甘心回到黄土地中刨食，他的心被远方的城市所牵引着，他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开启自己的人生征途。然而当他走进黄原成为城市中的“农民工”时，他才深深地体会到漂泊无依的边缘感和无归属感，此时的城市不再像以往的那么充满了诱惑。因此，当妹妹的男友极力想帮他调到省城工作时，他意识到，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们也许是合适的，但他在这里未必能寻到自己的幸福，而婉言谢绝妹妹的好心帮忙。不甘心于农村，又无法融入城市，他只得最终选择了大牙湾，选择了城市与农村的“交叉地带”。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孙少平在寻求城市文明的征途上陷入了尴尬。

三、情感压抑下的情欲孤独

在《平凡的世界》中，女性的地位始终处于一种附庸的、从属的，她们是体现男人价值和尊严的载体，即便是受现代文明熏陶的田润叶也始终不能摆脱这种宿命。曾经单纯质朴的田润叶一直认为，爱情甚至婚姻都是建立在情义的基础上，无关乎门当户对的社会因素。虽然少安是贫苦农民的儿子，但是他们“青梅竹马”的爱情让她坚信自己的选择，而断然拒绝了李向前这个“官二代”。清醒的少安只能伤害润叶的一片真心，然而这恰恰间接地将润叶引向了不幸的婚姻。润叶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让她寂寞孤苦，内心情感的压抑使她隔绝了与外界的交往，也加重她在情欲上的孤独感。纵然因为李向前的车祸致残为代价而让她重新回到了家庭，这样的幸福是否是自己所期望的，对于她还难以说清。也许，在这种幸福的背后，她心中的苦楚一直会流淌，情感中的孤独依然无人可以理解，而这种苦楚与孤独只能靠她去默默体味。

　　造成田润叶情欲孤独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小说中以隐晦的方式呈现的。润叶在李向前面前强烈的贞洁观掩盖了作为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肉体之上的原始生理欲望。田润叶被迫嫁给李向前之后，不仅不与其说话，而且不同床。而李向前甚至试图以强暴的方式征服妻子，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极度“纯洁”让田润叶走进了精神的死角。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润叶也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艰难行进。但是她的不幸却是因为追求方式的反复妥协，也造成了她无法摆脱的孤独感。

四、结语

路遥小说世界中的孤独形神兼备、感人肺腑，这与作家的创作精神和文学意识是不可分割的。整个八十年代，在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甚嚣尘上之时，路遥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清醒地思索这些思想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反复论证、思考之后，他依然秉持着自己的现实主义，并且探索现实主义在当下中国新的发展路径。面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态的恶化，路遥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怀着浓厚的人间情怀，关注着民族命运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从对个体生存的关注到对社会群体的关注，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精神探索。路遥对孤独的认识和思考，由个体辐射到群体，由外在的生存环境辐射到内心世界。他对孤独的感悟更多地饱含了对“城乡交叉地带”的理解与宽容。在路遥的世界，孤独已经不再是人生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人们在其中能够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实现自己对孤独世界的超越，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1]朱献贞.论《平凡的世界》中“乡村政治家”的文化人格[J].丽水学院学报,20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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