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莎莎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白先勇小说中的南京

　　连莎莎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南京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大意义上有着丰富内涵的隐喻，即不能挣脱虚无命运的历史荣光、注定虚无的人生以及被历史阉割的人性。本文试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对上述三个隐喻内涵展开论述，旨在更深刻的理解白先勇小说中的南京书写。

　　白先勇；南京；历史荣光；人生；人性

　　南京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是作为记忆的载体存在的，历史在迁徙途中把荣光和绚烂都遗落在了此地。于是，白先勇的故事中漂洋过海的人们任凭记忆发酵，生长成一阕阙长歌当哭，悼江山之破，叹人生之空，悲人性之失。

一、南京，不能挣脱虚无命运的历史荣光

白先勇曾在在散文中记述自己在重谒中山陵时的情难自抑：“蹭蹬到国父陵前，猛抬头，看到国父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一阵悲痛，再也按捺不住，留下了几十年海外飘零的游子泪。”①作者内心柔软的河床被这种种政治变动的波涛不断地冲刷，他把裸露地表的石砾碾碎在笔下，一行行都流成了小说中痛失家国的眼泪。

　　《国葬》聚焦于一位参加老长官葬礼的副官，以他的视角看眼前的葬礼并回忆往事，从而使整个叙事都笼罩在今不如昔的伤感中。曾经跟随将军的老副官秦方义忠心耿耿、无微不至——“冬天夜里，常常还是他爬起来”，替将军“把被盖上”；但如今将军身边的侍从却是不大上心的，只顾自己“收拾得光头净脸”，以致将军心脏病发去世的那晚“倒在地板上，跟前一个人都不在，连句话也没能留下”。昔日秦方义看着长大的少爷如今却是“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而昔日“年轻、能干、又得宠”，将军“手下头一个得意人的‘铁军司令’”如今却成了一个“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的老和尚。小说结尾处，秦方义追忆抗战胜利将军还都南京时的情景，伤感的情绪达到了顶峰。昔日南京有多意气风发，今时台北就有多落寞凄凉。但若仅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伤感中注释南京，未免太过浅薄。小说中的葬礼与其说是悲凉叙事的背景，不如说是一个“伟大衰败的现场”。②“因为站在荒凉的现在，过往的光荣繁盛仿佛注定到达现在之荒凉。历经荣华，最终抵达于虚无”。③由是，《国葬》中若隐若现的南京更像是一个隐喻——不能挣脱虚无命运的历史荣光。

二、南京，注定虚无的人生

政治变动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陷落。这种陷落中有戎马江山的光辉岁月，更多的是普通人鲜活的温暖人生。《秋思》中的华夫人在南京时的人生是幸福的，亦是充满情趣的。南京菊花如雪的时节，班师回朝的丈夫挽着前去迎接的她回家时“披风吹得飘了起来”，指挥刀挂在腰际“铮铮锵锵”，“一双带白钢刺的马靴踏得混响”；彼时意气风发的丈夫如今躺在病床上，“喉头上那个肿得发亮、乌黑的癌疽里”插着条橡皮管子，“昼夜不停地在抽着脓水”。除了丈夫病得垂垂老矣外，华夫人在台北的生活表面上看来依然优渥，但这正如花园里开得繁盛的白菊花，细看之下，“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有的枯黑，上面发了白霉，吊在枝桠上，像是一只只烂馒头，有的刚萎顿下来，花瓣都生了黄锈一般，一些烂苞子上，斑斑点点，爬满了菊虎，在啃啮着花心，黄浊的浆汁，不断地从花心流淌出来。一阵风掠过，菊花的冷香中夹着一股刺鼻的花草腐烂后的腥臭”。其实腐烂的何止是花，还有整个时代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华夫人鲜活优雅的人生只剩下无聊的攀比嫉妒以及对老去的惶恐。

　　我们看到，南京作为白先勇多次提及的一座城市，在《秋思》中再次成为叙事内暴力的喷发点。小说对华夫人和林小姐谈话的场景以及华夫人在花园中的心理活动所作的细致叙述，使叙事弥漫着一种“妇女闲聊录”的虚无感，及至终篇前引入关于南京的回忆，才使得文本超越叙事获得了形而上的意味。曾有过着那样明媚丰盈的生活的华夫人，被时局驱使到台北后，人生便被不可抗拒地搁置在一地鸡毛的无聊时代中，只有虚无的生活才能与历史握手言和。

　　溯洄从之，南京在此作为曾经鲜活人生的隐喻，终究不能逃脱历史的预言，指向了注定虚无的人生。

三、南京，被历史阉割的人性

《一把青》中朱青被历史阉割的人性是触目惊心的。南京时的朱青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些青白”。“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而现在，在远离南京的许多年后，叙述者“我”再次见到她时，她穿着“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和一双“足有三寸高”的高跟鞋，“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改变的远不只是着装打扮。现在的朱青风生水起地周旋于男人之间，熟稔地调情，肆意地说着粗鄙的风话。南京初见时的那个“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我”无论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的应着”的羞怯的小姑娘已不见半分踪影，连同爱情的幸福和苦痛，连同人性的善美都湮没在了从南京到台北的风尘里。

　　其实从表面来看，南京之于朱青并不等同于幸福，甚至她还在南京度过了人生最痛苦的光景。郭轸在徐州机毁人亡，“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之后“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当时的朱青无疑是绝望的，她所绝望的是爱情的死亡和这种死亡在心灵上凿开的永不能填补的黑洞。这种绝望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其实是人性“存在”的明证——朱青作为有情感的独立精神个体，对象征真善美的爱情的消逝是极度痛苦的。小说中她在南京故事的结尾处以“面上似哭似笑的扭曲起来”的动作完成了个体人性的全部言说。是以多年以后，同是空军的情人小顾失事时，朱青却“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趾甲上涂寇丹”，人心之冷漠麻木令人发指。对此白先勇是有批判意味的，但更多的还是无奈和悲悯。朱青被宿命般地放置在灵魂的炼狱场中备受煎熬，她不能挣脱，就以颓废、堕落和麻木的态度来抗拒时代强加于她的衰败人生。那么沉重的历史衰败，她如何能逃脱？

　　朱青是历史裹挟下普通众生的缩影，南京作为承载她美好人性的时空，也由此获得了它的叙事意义——被历史阉割的人性。

　　笔者在以上对南京书写的论述中，或多或少都是把南京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格局中进行思索的。其实二元结构在白先勇的南京书写中是不能被绕过的客观存在，仿佛只有通过它，对白先勇小说中的南京才能有更深刻的解读。但通过论述，笔者发现对立的二元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时代的陷落，这种普遍的陷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南京作为故乡与他乡的单纯对立。所以，白先勇小说中的南京是矗立在虚无中的灯塔，必然指向虚无的历史和人生。

　　这是一次站在黄昏看日出的阅读体验，生活在南京的人们仿佛是只作单程迁徙的飞鸟，只是这种鸟在飞离时最美的羽毛都剥落在了南京，所以它们在他乡再没有优美的翱翔。

　　注释：

　　①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4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118.

　　②③陈晓明.“没落”的不朽事业——白先勇小说的美学意味与现代性面向[J].文艺研究,2009(02):34,35.

　　[1]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白先勇.纽约客[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陈丽芬.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城市形象[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3.

　　[4]赵艳.论白先勇的上海书写[J].文学评论,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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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5312（2015）20-0004-01

　　连莎莎（1991-），女，河北邯郸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写作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