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绵绵

　　（1.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089；2.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一、前言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加勒比裔黑人英语作家以其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逐渐成为当今世界文坛一股引人注目、充满生机的力量。其中，移居美国的加勒比裔女作家牙买加?金凯德以其犀利的评论、富有诗意的语言、融合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主题而独树一帜，被誉为“当代西印度群岛最重要的作家，被比喻为来自加勒比海带刺的黑玫瑰”。1990年，她的中篇小说《露西》（Lucy）问世，“开启了关注黑人女性主体性与性话题的新潮流”，①有评论家称之为金凯德“最值得一读的书”（Garis 42）。该书出版于1990年，共分五章，分别是“可怜的来访者”、“玛丽亚”、“舌头”、“冷酷的心”和“露西”，描写了一位名为露西的19岁女孩的移民经历，她于60年代离开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前往纽约一个白人家庭做寄宿帮佣，但最终离开这个家庭。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叙事策略，而且很典型地将视野严格限制在露西在动作发生时（即使她是事后叙述）。然而，如果把叙述声音和隐含作者的声音抽丝剥茧地分离出来，我们将看到主人公、叙述者与隐含作者这三个层面，同时也看到三者各自通过“作者”身份为争取主体性和权威性所作的努力。

　　本文从叙事交流的三个层面探讨《露西》中的主人公、叙述者以及隐含作者是如何通过“作者”身份寻求权威性，从而以突破底层少数族裔黑人妇女的客体性框架的，又出现哪些截然不同的过程、策略与结局。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探讨的“作者”概念，既是形式也是主题——既包含叙事交流中与读者互动的创隐含作者，也包含边缘人所寻求的主体性；它泛指具有自觉叙述意识并按特定目安排叙述的人，既包括口头叙事的讲述者，也包括书面叙事的创隐含作者。本文以“作者”意识作为支点，试图在政治主题层面与叙事审美层面的交汇中寻求平衡，以期为加勒比流散文学研究引入新的视角。

二、“舌头”的绝望与“手”的渴望——主人公的言说困难与书写尝试

主人公露西刚来美国时，便以讲故事者的视角来反思自己的现状：“这一定就是时间的开始，后来被人们提到时被称为‘多年前，当我还年轻时’”（24）。生活对于露西就像一部小说，她自己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她甚至想要改名为文学经典中的主人公的愿望——这与作家金凯德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改名经历相呼应。

　　然而，露西并不擅长口头表达。例如，虽然她很喜欢给白人雇主讲述她的怪梦以及回忆和听到的各种传闻，但她口头叙事的目的往往与信息传达的效果南辕北辙。口述的失败象征性地体现在小说第三章的标题“舌头”以及“无味的舌头”意象中：比如，接吻时，坦纳的舌头尝起来“味道淡然”，“就像一根被放了很长时间的‘冰冰乐’，味道已经流失，只剩下一根冰块”，象征着口头叙述的苍白无力（43-44）。在第四章，露西在向玛利亚讲述关于安提瓜的回忆时，突然觉得难以言说：“突然，我不得不停止讲话；我嘴空荡荡的，我的舌头塌陷进喉咙中”（131）。当玛利亚试图以女性困境的普遍性来解释她的经历时，露西很想告诉她底层少数族裔黑人女性经历具有特殊性，但久久沉默，“说不出话，因此也无法告诉她”（131）。

　　在舌尖言语失效的情况下，书写成为了露西表达自我的新尝试。在小说的末尾，“人生就像一本空白的书”在眼前打开，等待着她书写；此刻，她终于打开了笔记本，提笔开始写作（109）。她认真地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却因羞愧而崩溃，失声痛哭，再也写不下去了。如果说无言的“舌头”象征着口头语言的失灵，那么“手”就可以被看作是书面表达的象征。在第四章中，露西对“托马斯先生的手”产生渴望，对这双手的追忆绵延数页，最后无奈地承认，自己“永远不会知道”“托马斯先生的手长什么样”，预示着主人公最终无法进行书面表达的困境。

　　然而，正如第四章标题“冷酷的心”所揭示的那样，自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后，露西经历了美国梦的幻灭，内心已经变得冰冷而空虚，无法提供足够的情感基础来支撑写作。经过了一年的抗争，露西仍然不能如愿地成为自己边缘人生故事的“作者”，在这个与她格格不入的美国社会的“书籍”里，始终只是无言的脚注。

三、对主流历史叙事的补写——叙述者的“作者”意识与边缘书写

虽然故事时空的露西经常陷入“难以言表”的痛苦，但叙事时空的露西却恰恰相反，不但言辞流畅，而且逻辑清晰。叙述者常常坦言，当时年少的自己在当时“没有能力解释”自己的想法，此后立即以第一人称成人叙述者“我”的表达能力，把当时的实际想法条分缕析、解释清楚（57）。不难看出，在经历了故事时空的逐渐失语之后，叙事时空的“我”摇身一变，讲述风格伶牙俐齿、言辞犀利，与先前故事时空的主人公“我”派若两人。

　　与此同时，叙述者还有意识地对讲述方式进行艺术处理，而非简单的记录，从而体现了成为创隐含作者的能力。她将自己的经历与小说情节的起承转合进行了类比。初到美国时，露西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时叙述者评价说：“在我读过的书中——时常是这样，当情节发展到这里时——就会有人觉得思乡情绪泛滥”（6）。当露西离开雇主玛丽亚家的时候，叙述者又说：“仿佛一个很长的段路就快读到最后一句话了，然后就是空白页”（128）。对叙述者露西来说，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一部小说，所以，对人生经历的讲述对于她来说就是文学创作的过程，而她就是那个“作者”。

　　这种成为“作者”的强烈愿望来自于露西的一种清醒认知，即她的人生故事没有被记录在主流历史的“书页”里。有一次，她幻想一位法国画家的人生故事，心想：“他的人生肯定会出现在某本书的书页里”，因为“男人的人生都可以”（95）。而她“不是男人”，而是一个“来自世界边缘的年轻女子”，“肩上已经披上了仆人的披肩”（bid），因此不能指望在已有的书籍中找到她生命的缩影，这暗指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主体性在西方文学经典中的长期缺位。

　　上述认知呼应了同时代的政治和学术话语倾向。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历史文本大多表现出乐观的态度，着重描绘了种族问题的明显改善、黑人移民地位显著提高的美好景象，尤其乐观地描绘了加勒比裔黑人移民的境况，忽略了像露西这样的“无技术的家庭佣人”的处境。主流的历史叙事强化了美国梦，与露西的亲身经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尽管主人公工作努力、学习上进（白天当帮佣赚钱，晚上去夜校上课），但这些奋斗并没有改善她的生活，最后她从夜校辍学，放弃奋斗，“对[她自己]的人生没有了任何想法”（60）。但是这些故事在当时的主流历史叙事中长期缺位，主流叙事往往美化了移民状况，突出美国作为充满机遇的移民天堂的美好形象。正因如此，叙述者露西渴望成为叙事创作主体（即隐含作者），因为只有成为了隐含作者，她才能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突破主流话语的束缚，表达边缘的生命体验。

　　金凯德曾坦言，文学创作对她来说，是个赋权的过程。书写是她的一种“存在方式”（Kincaid 328），她通过写作而“以最深刻的方式”活着（Ferguson 169）。此外，写作对她来说，也是一种“个人行为”（Bouson 1），她通过写作来“发现自我”（Perry 498），通过写作来追求“个人的自由”（Vorda 82）。《露西》的创作也是这样。在这部半自传小说中，金凯德以第一人称创造了这位与自己经历相似的主人公，借主人公的经历来探寻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在白人社会中生存下来的安提瓜女孩，能否通过有意识、有策略的叙述，突破白人文化框架中的客体地位，获得主体性？在写作中，金凯德全心全意地尽情表达自我，探索自我，没有刻意迎合读者的兴趣。正因如此，她对《露西》广受欢迎的结果感到“震惊”，“想不通为什么，别人竟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可见她是在为自己“写人生”，而不是编写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这种不迎合读者兴趣、只为自己而写的态度，赋予了创隐含作者更权威的力量。

四、对读者阐释欲的“降维打击”——隐含作者的“顽症”策略与反传统结尾设计

从前两部分可以看出，露西前后——即在之前的故事时空与之后的叙事时空——表现出的语言能力与心灵智力存在矛盾性。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对这一变化，隐含作者不仅没有给出解释，也没有提供关于叙事时空的任何信息，反而试图通过叙事策略，将主人公与叙述者的距离拉得很近，有时很难分辨评论视角来自哪一方。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除了对安地瓜往事的回忆外，视角基本聚焦于故事时空（行动发生的时空），不时插入大量过去进行时态的联想，具有仿佛既是过去又是现在的效果，给读者以双重时间错觉，拉近了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为了达到叙事效果的需要，叙述者常常会采用省叙法（paralipsis），忽视露西在成长为叙事者之后所获得的新认识，只从动作发生时的认知能力出发，让叙述者表达不成熟、偏激甚至粗鲁的评论（例如“谁都知道，男人没有道德可言”（142）），从而进一步缩短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其效果是，除了叙述者在少数几处提示叙事距离之外，读者仿佛听到了从主人公自己脑海里传来的叙述声音，讲述了事件发生时的见闻和感受。

　　金凯德挑战读者阐释欲的另一个手段，就是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设置难以捉摸的距离，即在文本中设置“顽症”。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指出，读者——特别是学院派批评家——普遍都有阐释欲，试图通过阐释获得掌控感，而“所有文本，不管怎么看，实际上都是阐释的障碍，文本材料试图抵制阐释者任何模式的翻译”（148）。金凯德通过在文本中设置无法解决的障碍（“顽症”②）以妨碍解读，从而挑战读者，彰显隐含作者在文本解读方式上具有凌驾于读者之上的权威性，这样的顽症在《露西》中经常出现。

　　金凯德设置的“顽症”，除了露西的语言能力和心灵智力上的前后矛盾之外，还在于露西的叙事可靠性在价值评价层面与信息解读层面的分歧。露西对人和事的判断往往缺乏证据，而且过于偏激。她总是把母亲对她的约束和保护误解为对她的憎恨；第一次见到蒂娜时，她毫无根据地认为蒂娜是勾结已婚男人的荡妇；当看到雇主两口子秀恩爱时，她便断定这是逢场作戏的假象。对于这种基于直觉而缺乏切实际根据的判断方式，叙述者不但没有任何避讳，反而用权威的口吻对读者说：“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能感觉出来”（47）。正如詹姆斯·费伦所言，真正的权威性是“通过所指的具体可能性，及其坚实而谨慎的[辩驳]而建立起来的”（40）。隐含作者特意通过既不坚实、又不谨慎的叙事判断，使叙述者在价值判断层面上的不可靠性表现得极为明显，提醒读者不要相信她的判断。

　　蹊跷的是，小说后文显示，蒂纳确实勾引了玛利亚的丈夫刘易斯，而且夫妻两人的感情早已陷入危机，，先前看来不合理的判断，竟然全部被言中，这绝非巧合。隐含作者让读者对叙述者可靠性逐渐丧失信心后，又让先前看似荒谬的判断一再应验，再次颠覆阅读预期，挫伤其阐释欲。金凯德的“顽症”策略超出读者预期，从而对读者的阐释欲与阅读预期进行了“降维打击”，赋予了隐含作者凌驾于读者阐释能力之上的权威性。在小说开头，叙述者转述了两则关于移民女孩在美国遭遇暴力与不公的新闻，并反问道：“世界那么大，为什么我的生活要被简化为只有这两种可能性？”（21）。后文中，她进一步强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会导致错误的预期”（45），提醒读者对少数族裔女性故事的普遍阅读预期往往偏离了现实情况。这类质疑也折射出隐含作者本人的影子，大量采访显示，金凯德非常“蔑视‘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标签”（Hilary De Vries 41），厌恶读者怀着刻板印象对她的故事抱有特定的预测与期待。

　　在故事情节方面，该书一方面通过成长小说的构架勾起读者的阐释欲，引导读者产生常规期待，另一方面又一次次打破常规。西方典型的成长小说往往以青春期主人公通过“顿悟”获得对自我或对世界的清醒认知结尾。在这种普遍模式的滋养下，美国读者大众往往不自觉地预期会成长小说的结尾看到类似的模式。从表面看，除了主人公符合青春期叛逆（抨击时弊、反驳世俗观念）的性格，章节标题的取名方式似乎也在迎合这种期待：从没有姓名的第一章标题（“可怜的来访者”）到以人物姓名命名的最后一章标题（“露西”），似乎暗示着主人公从边缘的他者位置逐渐寻找到自我和主体性的过程。

　　但故事后续的发展打破了这种阅读预期：露西离开了自己好不容易适应和融入的白人家庭，投入冰冷的社会，心态上也陷入了丧失希望、漫无目的消极状态。全文结尾，主人公的泪水滴在她写下的名字上，泪水浸透了笔迹，模糊了姓名，暗示身份的求索无果。这样的结尾给习惯了传统成长小说的读者当头一棒，宣示其作为创隐含作者对于文本阐释的权威性。

五、结语

法国女性主义曾呼吁，女性要想摆脱被构建的命运，就必须投身文学实践，建立女性话语，通过将“女性”界定为“不可定义”、“不可表达”的方式，抵制男性文化对女性本质的构建，也摆脱英美女性主义中有关女性本质的浪漫主义观念（Spivak 182）。③底层少数族裔妇女作为生活在白人主流社会边缘的“他者”，比白人中产阶级妇女更加迫切地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声”方式，需要通过建立属于自己的叙事，撼动了主流的“美国梦”叙事模式，改写了主流历史叙事。长期以来，“黑人女仆”形象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是最典型的“他者”，是传统小说中类似于道具的次要角色，她们的形象通常带有无知与被动的属性，她们的身份结构已经被框限，话语权与主体性均长期缺失。而在《露西》中，这位“黑人女仆”成为了视角焦点与声音来源，在主人公、叙述者和隐含作者这三个层面均表现出强烈的讲述欲与“作者”意识。

　　如果说写作是赋权边缘群体摆脱从属地位、从沉默到发声的有效策略，那么金凯德正是这种实践的典范。身为少数族裔女性作家，她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坚持在“个人书写”（personal writing）和“训规历史”（pedagogical history）的文化张力中，进行一种指向主体启蒙的文本抵抗，寻求属于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主体性和权威性。在这场以“作者”身份追求权威性的抗争中，主人公、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分别处于文本内外，遥相呼应，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演绎出不同的结局。主人公露西作为社会边缘的“他者”拥有强烈的“作者”意识，在口头讲述遭遇“失声”后，开始尝试写作，终归失败，陷入失语。叙述者露西意识到底层少数族裔黑人女性在美国主流历史叙事中的缺位，试图通过伶牙俐齿的叙事书写边缘人生。而隐含作者通过在文本中设置“顽症”与反传统结尾的策略对读者阐释欲的“降维打击”，展示创隐含作者的权威性。虽然主人公言说无能，书写无力，内心冰冷，成长受阻，但她所经历的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叙述者的思辨能力和言说能力，并赋权隐含作者，使其得以通过“作者”身份来争取话语权，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应了前人的女性话语建构倡议，而且还赋予小说以主题意蕴——即美国的底层少数族裔黑人女性处于社会边缘，要想摆脱“他者”的标签、获得主体性地位，就必须打破沉默，积极言说，书写自己的人生。

　　注释：

　　①富拉尼曾指出，《露西》为黑人女性研究的新转向铺平了道路，此后的女性主义评论家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黑人女性主体性与性的话题（4,7）。见Ifeona Fulani.“Gender,Conflict,and Community in Gayl Jones's Corregidora and Jamaica Kincaid's Lucy.”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2011:1-30.

　　②费伦的“顽症范畴接近于结构主义的不可读性”（160），而本文将这一概念拓展至叙事交流层面，认为顽症在具有可读性的整体系统内发挥了悖论功能。详见James Phelan.“走向修辞的读者-反应批评：《宠儿》的难点、顽症和结局.”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Trans.陈永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③90年代初的“第三波女权运动”发起者批判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前者不赞成后者将男女生理区别看作是性别问题的根源，其常用的文本对象就是波娃在《第二性》中的第一段话。同一段话也被别有用心地插入小说《露西》的情节中：当玛利亚拿来同一段话让露西阅读时，露西确信“写这书的人什么八成都不懂”（130）。此评价虽偏激，却可视为对60年代性别文化的典型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