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顺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610000）

一、杜甫新题乐府的含义辨析

在杜甫的现存诗歌中，有大量的“歌”、“行”等乐府诗体作品，这些乐府诗并非是沿袭前代乐府旧体名称，而是以新题乐府的形式应运而生。“新题乐府”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1]元稹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诗经》的讽喻精神为理论中心，将唐代诗歌进行了大致的分类，新题乐府则是乐府之流，这一定义主要界定了乐府的叙事写物功能，还没有深入地说明新旧乐府之间的本质区别。

　　新题乐府往往在后世的文学著作中被称为“新乐府”。宋代郭茂倩收集编撰了《乐府诗集》，这部诗集保存了自汉代以来大量的乐府诗作，他曾单独列出“新乐府辞”一类，其小序曰：“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2]可以看出，新乐府与旧乐府的区别在于音乐形式不同，新乐府是唐代新歌的外在体现，而另一区别在于是否讲究入乐，新乐府并不以入乐作为创作标准。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曰：“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3]进一步指出，唐代诗歌既有拟乐府，也有新乐府，新乐府是在唐代产生的新制乐府样式，这主要是与旧乐府比较而言的。

　　但这些划分依据较为简单，自汉魏以来，乐府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至唐代才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新乐府创作潮流，而新乐府与旧乐府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继承变革的关系。在《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一文中，钱志熙先生梳理了自魏晋以来到唐代文人乐府诗的演变轨迹，谈到文人拟乐府可以分为拟调、拟篇、赋题到自创新题几个阶段。[4]葛晓音先生在《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拟古题的同时，不断从古题衍生新题，或另制新题乐府，而新题乐府产生后，又有同时人或后人再行拟作，使之成为旧题，这是乐府从汉魏到唐代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5]两位先生立足于乐府的发展演变历程，探讨了模拟古题与新题乐府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研究思路。

　　关于杜甫新题乐府的分类，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采用葛晓音先生较为全面综合的叙述，结合杜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论述其“诗史”的具体特征。葛晓音先生没有苟同元稹、白居易和郭茂倩的相关说法，而是依据几条判断狭义新乐府的标准，认为杜甫反映时事的新题乐府有31首。[6]可以发现，杜甫的新题乐府大多是以“行”诗来命名的，而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当中，以“行”命篇的诗有460首，如《东门行》、《妇病行》、《短歌行》等，因此探讨杜甫新题乐府的“诗史”特点，汉乐府的“行”诗文学传统对杜甫有着深刻影响。

二、杜甫新题乐府的“诗史”特征

“诗史”始见于唐代孟棨《本事诗·高逸》，“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7]孟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颠沛流离，在陇蜀之地所写的现实主义诗歌，可被誉为“诗史”，这些诗歌较为真实深入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孟棨严格限定了杜诗“诗史”的具体范围，仅仅将目光聚焦在安史之乱时期，那杜甫其他时期创作的诗歌是否就不属于“诗史”的范畴了吗？如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兵车行》，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的《悲陈陶》、《哀江头》等，因此在引用这一概念的同时，需要进行一番审视，孟棨从杜甫的苦难经历与沉郁情感两方面来论述杜诗“诗史”的总体特点，这正是杜诗脍炙人口、经久不息的内在根源。

　　杜甫的新题乐府承袭《诗经》的风雅精神、汉乐府的叙事传统，师其意不师其辞，自创乐府新题，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手法和诗歌风格。

　　首先，杜甫的新题乐府虽叙写唐代时事，但善于化用《诗经》和汉乐府的历史典故，以旧为新，以史为鉴。如《兵车行》的开头“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8]即引《诗经.车辚》：“有车辚辚，有马白颠。朱熹《诗集传》曰：“先时秦始有车马，及此寺人之官。将见者，先使寺人通之，故国人创见而夸美之也。”[9]在《诗经》当中的记述，“车辚”本是赞美西周时期诸侯秦国国君隆重的出行仪式，而《兵车行》一开始便以迟缓行进的车马、行人的出征场面为叙写对象，与《诗经》所描绘的历史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差。

　　其次，杜甫的新题乐府在叙述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时，擅长运用细腻的笔调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充分利用人物之间的关系来折射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命运结局。如《哀王孙》这首诗，以安史之乱爆发为社会背景，叙述了安禄山起兵叛乱、肆意杀害王公贵族而唐玄宗等人仓皇出逃的特定史实，在诗歌的开端，“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10]长安是唐代最为繁华兴盛的都城，而城墙上却出现了“头白乌”这一暗含不祥之兆的物象，虚实结合，二者形成了明显的今昔对比，为下文达官贵族随处逃散埋下了伏笔。

　　最后，杜甫的新题乐府往往在诗歌中铺写一些平淡无奇的物象，不在于专门描摹物象，而在于新颖独特的立意角度，以此揭示出背后所隐藏的个人意识和社会危机。杜甫的新题乐府以时事名篇，自出己意，是其“诗史”的具体表现，但是杜甫在陈述史实的同时，还有意识地描摹一些外在物象，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足以看出杜甫深刻的创作内涵。如《哀江头》这首诗创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后，而杜甫逃难被擒，重归长安，想见杜甫经历山河破碎、国家沦亡的心情多么沉重，但这番苦楚无人体会，只有以诗歌的方式委婉含蓄地表露出来。

三、杜甫新题乐府的“缘情”意蕴

杜甫对于时事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和细致的关注点，造就了新题乐府的叙事价值，而在叙事价值的背后，又隐藏着一层层细腻缠绵的情感，究其原因，杜甫热忱地汲取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营养，融众家于一炉，出心裁于己意。

　　“风骚”是指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两部诗歌著作，杜甫的情感表达带有“风骚”文学传统的痕迹，《诗经》包含了丰富而广阔的社会现实，《楚辞》蕴含了深刻而警醒的忧患意识，而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与屈原一脉相承的。如“三吏”、“三别”，这是体现杜甫忧患意识的代表作之一，仇兆鳌按：“此下六诗，多言相州师溃事，乃干元二年自东都回华州时，经历道途，有感而作。”[11]安史之乱爆发后，收复长安和洛阳成为当务之急，唐军屡屡战败，兵源大减，而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途中，眼见征兵之实，遂有感而作诗。《新安吏》：“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12]杜甫虽然较为客观地描述战争所导致的征兵场景，但是意象拟人化则间接地表现出了杜甫深沉的忧患意识。

　　杜甫的忧患意识常常从小处生发，特别是对妇孺老弱这类群体的观照，具有强烈深入的同理情怀，可以看出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如《新婚别》不直接描写正面战争的残忍冷血，而是以一位新妇的口吻侧面反映当时百姓义愤填膺、却无济于事的复杂态度，“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13]这不仅是对社会史实的简单叙述，其中还融合了血与泪的深沉控诉，这首诗通篇没有谈到了一个“情”字，字字都彰显出“情”的要义，以润物无声的含蓄方式书写惨切凄绝的离别爱情。

　　北宋黄庭坚《大雅堂记》有语：“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14]黄庭坚的见解可谓是一语破的，杜甫的新题乐府是以时事著称的，值得关注的是，这不仅融合了《诗经》的现实精神，更添加了《楚辞》的抒情意味，在理解其诗主要旨趣时，需要熟参《离骚》、《九歌》之意，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因此，杜甫的忧患意识整体而言是沉郁悲凉的，这既是文学传统的回归，更是个人内心的拷问。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杜甫诗中的情感显得沉痛悲绝，而这种情感的抒发具有多重矛盾性，一方面，杜甫本就是一位“致君尧舜上”的儒者，希冀社会安定和民风淳朴，但时运不济，他所处的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因此避免不了战争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而男性作为保家卫国的中坚力量，理应承担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另一方面，杜甫也是一位“穷年忧黎元”的仁者，两军兵戈相向，受害者以无辜百姓首当其冲，杜甫敢于为深处苦难中的下层平民发声，因此避免不了情感的愤懑泉涌、一泻千里。

　　历来文人对杜甫不吝笔墨地赞美，“诗圣”、“集大成者”等称谓实至名归。杜甫善于继承《诗经》、《楚辞》、汉乐府等文学传统的创作精神，并将之推陈出新，锻造出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一种诗体样式——新题乐府；而杜甫熟稔对音乐的独特领悟力、对时事的敏锐洞察力、对情感的真诚表现力，赋予新题乐府别具一格的现实意蕴，由此取得了瞩目的文学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自然有着多种因素的渗透和影响，但更离不开杜甫那颗温情脉脉、永不熄灭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