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慧

　　摘要：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的范围也在不断延伸。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的“文化翻译”理论，文化翻译是异质文化在“第三空间”进行协商交流的过程。作为世界著名的美籍華裔作家，哈金在其英文书写的代表作《等待》中呈现了许多典型的中国政治用语，这些政治用语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通过分析哈金在《等待》中运用的政治用语翻译策略，探讨了哈金作为文化翻译者和华裔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对于跨文化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等待》;政治用语;文化身份;跨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8-0053-02

　　一、前言

　　《等待》出版于1999年，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评价哈金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评价《等待》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展示了一个我们必须了解的世界”。哈金通过英语讲述东方异质文化获得了西方主流文化的青睐，但同时也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特定呈现”而受到国内评论界的争议。《等待》讲述了文革时期，一个部队医生不幸的婚姻爱情故事，并展开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以及人性的探讨和思考。在《等待》所呈现的众多文化负载元素中，政治用语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用语隐含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政治形势、社会生活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因素。本文试图运用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相关理论米分析哈金对于中国政治用语的翻译策略，并探讨哈金作为中国文化翻译者和美籍华裔作家的身份建构对于跨文化翻译的影响。

　　二、后殖民语境中的华裔文化翻译观

　　翻译是异质文化进行交流的媒介，传递着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在西方文化霸权的主导下，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在两种文化之间存在一个“第三空间”，它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空隙部分，两种文化在这个空间中互相碰撞，形成一种文化杂糅的空间，使两种文化既保持了自身的特点，同时兼具有两种文化的特性。①翻译通过第三空间，使异质文化通过边界协商与沟通，产生了语言和文化的杂合体，不仅有利于传播异质文化，还为抵制西方文化霸权提供了建立平等的可能性，有利于瓦解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并重新定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和文化翻译杂糅理论对于研究后殖民语境中的华裔作家的文化身份建构带来了启示。许多华裔移民作家为了在宗主国赢得话语权，坚持用英语进行创作，并把他们记忆中的母国文化思想传递在他们的作品中，扮演着文化的“翻译者”和“协调者”的角色。②在华裔作家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很多中国文化元素，一方面作为翻译者，传递了中国文化的异质性，使东西方两种文化实现交流与碰撞;另一方面作为协调者，译文除了兼具目的语的文化特征使目标读者易于理解与接受，还有选择性地呈现了源语文化，这种选择性取决于译者的文化身份定位。对于华裔作家而言，他们的文化身份在后殖民语境下是多元化的，翻译的过程也就不仅仅是文化杂糅的过程，还是少数族裔追求身份认同的探索。

　　三、《等待》采用的中国政治用语翻译策略

　　哈金在翻译《等待》中的中国文化时，通过平等对话与互相渗透来体现文化翻译中既不“异化”也不“归化”的译者立场和态度，或者说是一种异化和归化兼而有之的翻译策略。③政治用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革命文化，哈金也主要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手段，保留了中文语言和中国革命文化的异质特点，没有一味追求译文的通顺和连贯性。哈金将《等待》中许多政治用语中的词和短语，翻译得和原文一样生动，传播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

　　例如，“Red Guards”（红卫兵）④、“Mao Tsetung Thought”（毛泽东思想）⑤、“Secure the Law like a Mountain（守法如山）⑥等，译者采取异化和归化翻译相结合的策略，使两种文化实现了平等的交流与融合，又不失原汁原味。“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是两个专有名词，哈金在翻译时并没有使用汉语拼音这种完全异化翻译的手段米表达，而是结合了目标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而“守法如山”是中国特有的成语表达，译者也没有采用完全归化的翻译方式米表达遵纪守法的坚定信念，而是采用了源语的文化内涵，保留了like amountain（如山）的语境含义。目标读者不仅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而且能领略到中国写作风格的简洁性和文化内涵的独创性。

　　“Then he spoke about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tvalwavs commands the gun”（然后他谈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⑦

　　此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枪”是指军队或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对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所有士兵都要服从党的命令，使用武力消灭敌人。译者保留了源语中gun（枪）的借代修辞意义，目标读者也很容易通过语境领略到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领导力和中国军队强大的武装力量。另有两处关于“红色”的例子也是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手段来传达异质文化的独特性。

　　He had decided to buv some Tower Candv at a department store， but before taking the leave， he hadbecome so engrossed in completing an article on thetopic of becoming“Red and Expert”that he totallv forgot his promise to Ren to bring some back.

　　他本来决定要去百货商店买点儿塔糖，但是临出发前，他忙着写完一篇关于医务人员走“又红又专”道路的文章，完全忘记之前答应孔仁带一些回来。⑧

　　From a tall smokestack in the south， a loudspeakerwas announcing the evening news after the music of“The East Is Red. the Sun Is Rising”，

　　一個喇叭立在南方高高的烟囱上，一曲“东方红，太阳升”的革命歌曲播完后，又播起了晚间新闻。⑨

　　第一个“红色”用在“又红又专”的表达中，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红”代表革命精神。虽然哈金采用异化翻译的方式保留了“红”的源语形式，单独一个“红”字失去了符合目的语言风格的表达流畅性，但是，“红”与“专”被紧密联系在一起，expert指精通自己的专业领域，这是目标读者所熟悉的，很容易就能把red所体现的革命精神与革命的专业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哈金的翻译成功地向目标读者传达了这一政治语境，同时体现了中国革命文化的异质性。第二个“红”是用在一句歌词“东方红”当中，这首歌是歌颂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陕北民歌《东方红》，在中国家喻户晓。“红”在此处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太阳的颜色，theeast指太阳升起的东方;第二层含义是比喻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the east指世界的东方——中国，红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就像红色革命力量毛主席和他所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源语采用借喻的修辞手法，将中国共产党比喻成红色的太阳，哈金在翻译时保留了源语的文体风格，在传达文化内涵和彰显表现力方面使中国革命文化在异国熠熠生辉。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阴郁时期，哈金选择了许多有关这场文化大灾难的政治用语，以异国情调呈现了特定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些政治用语往往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传统，给译者带米了极大的挑战。如果译者巧妙地采用合适的翻译技巧来有效传递源语的特质文化，又能让目标读者易于理解与接受，翻译就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传播和融合;如果目标读者不了解政治用语的米源出处或者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经验，译者又不加注解，就很难实现两种文化的平等交流与碰撞。以下是一例带有历史文化色彩的政治用语。

　　In the winter of 1966 the hospital undertookcampandfield training. For some reason a top generalin Northeastern Militarv Command had issued orders inOctober that all the armv had to be able to operatewithout modern vehicles， which not onlv were unreliable but also could soften the troops. The orderssaid，"We must carrv on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and restore the tradition of horses and mules."

　　1966年冬，医院实行实地拉练。出于某种原因，东北军队总指挥下令要求所有部队必须保持正常行进，不借助任何现代车辆。因为现代车辆不仅仅是不可信赖，更会消磨军队的意志。命令是“我们必须发扬长征精神，保持马和骡子吃苦耐劳的革命传统。⑩

　　在这个例子中，“the tradition of horses and mules”（马和骡子的革命传统）是一个典型的带有文化内涵的政治用语。“Long March”（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征程。在西方历史上，也一直存在军队行军打仗（march）的历史传统，所以目标读者不难理解长征精神象征着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在这种语境下，马和骡子的革命传统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马和骡子，不管是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都传承着吃苦耐劳和忠于职守的奉献精神。哈金的翻译不仅将源语形式的简洁和异质文化的特色呈现出来，同时还通过借代的修辞手法，将文化的内涵传递给了目标读者，使两种文化交融杂糅在一起。

　　然而，哈金的翻译并不能使目标读者完全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意义。由于文化差异和背景信息的缺乏，有时译者很难在坚持异质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将源语的文化内涵传递给目标读者，这也使译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愚公移山”的文化传统。

　　Lin even lectured on three of Chairman Mao's essays， “Serve the People”， “In Memorv of Dr.NormanBethune”.and“The Old Man Moved the Mountain”.Histalks were so well received that some people borrowedhis notes to read.

　　孔林甚至发表了关于毛主席的三篇文章，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演讲。他的演讲很受欢迎，以致于一些人借他的笔记米读。⑾

　　“愚公移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则故事，提倡不畏艰难、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在小说语境中，还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用语，鼓励人们在困难中积极勇敢、坚定不移地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1945年，毛泽东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赋予了这一用语新的时代意义。愚公代表中国共产党，山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然而，从哈金的翻译米看，目标读者无法理解其隐含的政治文化含义，这就使两种文化在交流中产生了障碍和冲突，不利于源语文化进行有效传播。因此，译者如果对源语的出处加以解释说明，同时又保留源语文化的异质性，不仅可以消除目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障碍，还能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有力地解构白人文化的优越感和权威性。

　　四、身份认同对跨文化翻译的影响

　　哈金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翻译者和移民作家，在选取翻译策略时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比如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读者期望、历史语境等客观因素以及译者文化身份定位等主观因素。中国政治用语的文体简短精悍，文化内涵丰富，哈金在翻译时保留了源语的语言特色，并有效地传递了中国革命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通过介绍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特有的政治背景、社会现状、历史传统和人文价值观等异国特色，哈金成功地引发了目标读者的猎奇心理。西方和中国就社会发展历程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作为西方目标读者，从哈金的作品中读到了东方文明，极大地满足了目标读者的认知需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真实历史语境对哈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于1985年定居美国，在这之前他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亲身经历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者。1977年恢复高考，哈金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从此与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哈金而言，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留下了厚重的母国文化印记。哈金在《等待》中重现了这一史实，他的解读既能够保持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特韵味，同时他精通英文，通过兼顾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让目标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除了以上这些客观因素之外，哈金作为译者的文化身份定位也影响了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的文化身份定位，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态度和立场，可能存在三种：一是对源语文化的认同;二是对目的语文化的认同，三是对源语和目的语文化保持平等中立。⑿采取第一种文化认同观的译者倾向于采用异化翻译手段，使译文在风格和形式上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采取第二种文化认同观的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翻译，使源语文化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价值，易于被目标读者所理解;采用第三种文化认同观的译者往往采取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既不完全异化翻译，也不完全归化翻译，尽可能让译文最大限度保留源语文化的特质，同时又能让目标读者普遍接受，呈现两种文化的异质性和杂糅性。哈金在《等待》中趋向于第三种文化认同观，他的翻译模糊了“中心”和“边缘”的概念，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客观呈现了他眼中的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尽管这是一个动荡不安、千疮百孔、处于停滞中的中国社会，但他犹如站在上帝的视角，在审视和凝望着苦难中的中国。他通过平凡的小人物在复杂的政治社会中不断抗争米揭示人物的悲哀与命运的无奈，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情与关注。

　　但是，作为用英语米书写中国历史的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在《等待》中有选择性地呈现了中国文革时期独特的政治文化。写作是哈金当时在美国艰难求生存的唯一谋生手段，在接受陈爱民的采访时，哈金透露，“我英语写作，并打算用这种语言米声明我的存在……我必须作为一个个体和一个作家米生存”。⒀作为一名华裔移民作家，为了在宿主国谋得一席之地，哈金在选择题材时选择特定的异质文化，以满足美国主流文化的期待。文化大革命时期荒谬落后的政治文化和卑微无奈的小人物恰好满足了西方目标读者眼中的中国形象。但是，哈金尽可能以一种平等的文化身份立场来对待母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虽然两种文化在交流碰撞中必然存在着冲突与矛盾，但是哈金通过政治用语的载体所呈现的中国革命文化不是一种碎片式的串联，反而恰恰是哈金自身在两种文化之间穿梭游走的一种真实的内心投射。身为第一代华裔，他认同中国文化，骨子里的中国记忆是母国文化留下的深刻烙印。同时，移民美国后，英语创作也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往西方获得主流文化认可，必须用英语进行创作。哈金通过翻译和写作，把两种文化杂糅在了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空间”，在这个可协商沟通的边界空间里，两种文化实现碰撞与交融，哈金保留了两种异质文化的差异性，尽可能地让两种文化进行平等交流，努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

　　五、结语

　　哈金在《等待》中通過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真实地传递了中国政治用语的语言特色风格和中国革命文化的异质性，尽可能使目标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作为华裔移民作家，哈金有选择性地呈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定文化，满足了西方目标读者对中国形象的主观期待，但是他努力以一种平等的文化身份来传递东方文化的独特性，这就使东西方两种文化在后殖民翻译观的“第三空间”实现平等交流与碰撞融合。虽然哈金的跨文化翻译并没有完全解决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但通过翻译协商与沟通，哈金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呈现了后殖民语境下文化的多元性与杂糅性，有力地解构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

　　注释：

　　①Bhabha， 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New York： Routledge， 1994：37.

　　②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02）：5-11.

　　⑧曹天飞，论哈金小说《等待》中的文化翻译策略[J].当代作家评论，2015（04）：185-191.

　　④⑤⑥⑦⑧⑨⑩⑩Ha Jin.Waiting[M].New York：PantheonBooks， 1999： 51， 55， 217， 81， 127， 303， 37， 58，.

　　⑿曾灏如，文化“杂合”与翻译策略探析[J].前沿，2010（03）：284-285.

　　⒀Chen Aimin.“Claim for Existence in Another LanguageAn Interview with Ha Jin”[J].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08（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