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域性;赵树理;葛水平
中图分类号：1207. 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5-0003-02
一、文学的地域性
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在文学理论研究过程中被称为文学地缘说。一般来讲，地域性包括方言、风俗、建筑、人文等方而。十八和十九世纪，这一研究领域出现了很有影响的学说，史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提到，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作家）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泰纳在《英国文学史》中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构成文学的三大决定性要素。
对于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地域性研究并不十分明确。古典文学史中的“吴音”、“楚音”、“秦音”随着国家的统一逐渐消失，尽管元代有南戏之称，但是古典文学史中并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性文学，倒是近代社会给予了地域性文学一席发展之地。鲁迅先生的乡土文学创作拉开中国近代地域性文学发展的幕布，在现代文学的创作中出现了“地域性”特色：比如赵树理的“山药蛋派”、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世界，“京派”与“海派”之别等，这些文学现象在现代文学史中独树一帜。
本文试图从赵树理与葛水平的地域性创作联系谈起，挖掘同一地域两位作家之间的地域性创作异同，从而探究文学地域性创作的可能之径。
二、赵树理的地域性创作特点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雅文学”的一员，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能够将作品深入到群众生活中，与“俗百姓”打成一片可谓特别之特别。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能将雅俗共赏作为创作目标并认真践行的作家本不多，古典文学史中有柳永、白居易等，诸如李杜的创作一直高居于庙堂之上，纵然作家心怀天下苍生，但作品本身的传达确实属“雅”性。进入现代文学史之后，鲁迅开创的现代白话小说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白话文作家，他们为国为民，笔耕山河，但终究也是属“雅”性，无论是颠沛失所的“东北流亡作家群”，还是沈从文、老舍的一城一地之作，均属“雅”性。赵树理则较为完善的实现了雅俗共赏的文学创作，究其缘由在于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地域性。赵树理生活的家乡正是滋养他创作的热土，山西晋东南地区甚至整个山西都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比如家喻户晓，轰动一时的《小二黑结婚》故事原型就是左权地区的真实案例。赵树理在创作过程中不但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进行了剪裁，还从地域性传达上增加了群众的心理亲切感。如果说《小二黑结婚》更多传达的是故事性，那《李有才板话》则更多的是地方性语言的抒写，了解过山西的读者应该知道，黄土高原的气候凛冽，不似南国温和秀丽，也不似北疆雪域辽阔，茶余饭后的山西人总是会自己找到生活的乐趣，李有才这样的人在黄土高原的村落里名气不菲，板话中诸多方言和俗语的应用使得小说本身增加了许多乐趣，并且这种乐趣能使当地百姓深入懂得和体会。
后期赵树理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进行现场展示，这更是对群众的一种地域性认同教育，作家的才情和民众的呼声结合在一起，使得“山药蛋派”风靡一时。可以说，恰当的地域性抒写与传达形式是赵树理能够在雅俗之间游刃有余的根本原因。
三、葛水平的地域性创作特点
葛水平作为山西作家中的后起之秀难免会被拿来与前辈作家赵树理作对比，且不论作家作品本身的水平高低，单就地域性传达的深度来说葛水平不及赵树理，比如作品中对方言的运用，语言学研究中认为，方言是了解地域發展的镜子，也是一个地区的标志牌。葛水平的作品中对于山西风土人情的描绘并不十分鲜明，仅在部分作品中存在一些，比如地名的运用，在小说《小包袱》中提到的“梅辉坡”就是真实存在的长治地名，但是在俗语和方言的使用上，除去“哩”字的运用比较频繁且体现出晋东南特色之外，其余地域性描述较少，很难让人断定作品的所属区域。
诚然，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兴趣和取向，更不能以地域性传达的多少米论述作家对地域本身的情感浓淡。但从目前葛水平的作品米看，成就较高的作品在于人物自身的特殊性身份而非地域性与亲民性，比如《喊山》和《甩鞭》这两部作品，它们是葛水平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广为流传的是其故事性和农村性，而非地域性，从这一点来看，葛水平和赵树理的地域性创作是存在较大差异的。
四、地域性创作的延续与断裂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中，地域性这一主题从未中断，甚至早在周朝时期就有了像《诗经》这样的民间创作，当时的地域性创作分野是较为鲜明的，吴地、楚地的文艺创作特色差异甚大，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地域性分野依然存在，比如古典文学史中在涉及到南北朝时期的创作时就提到南朝文学多绮丽，而北朝文学多萧瑟，这种地域性的分野主要原因在于自然。
随着文学和时代的不断变迁，地域性的分野标志不再是导致文学差异的唯一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生活习性成为了其中的关键要素。即便如此，整个古典文学史中并未出现严格的地域性文学划分，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并未传达出明显的地域分野。所以，此处出现一种悖沦，如果要求作品特色必然需要地域性传达，如果想要作品屹立不倒，那就需要融合多处风尚，才能有更广阔的空间和众多的读者。①
反观赵树理与葛水平的创作，赵树理是处丁特殊时代的特殊创作，近现代社会给予了文学地域性传达的机会，近代中国的一百年风云变幻，国统区和根据地不同的政权领导也使得地域性本身有了存活的空间，再加上民族解放和农民力量的崛起使得赵树理的群众创作成为政权统治下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认可。当然赵树理本人的农民情怀和创作能力也成为这而镜子的独特风味儿。而葛水平则是当代文坛的作家，因其与赵树理同乡，将二位作家同时归结为地域性写作的评论不绝于耳，葛水平的作品中也确实描述了大量的高原地质地貌，无论是《喊山》、《甩鞭》这样的知名小说还是《过光景》、《天下》、《小包袱》这样名气不甚显著的作品，都存在地域性特色的传达，书中对而食、馒头以及住房构造的阐述中带有地域特色，从这一点来看二位作家的地域性传达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但是，从地域性传达的深度和广度上米说，赵树理与葛水平的创作截然不同，赵树理开创的小说派别被称为“山药蛋派”，名称本身存在鲜活的地域色彩。那么，葛水平如果在地域性阐述上与赵树理一脉相承，将其归入“山药蛋派”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仔细阅读葛水平的小说会发现，虽然其作品属农村题材的写作，但无论是作家的创作意图还是创作手法都是现代的，这种现代性的创作使得葛水平的作品具有了“土衣”的外表，“洋气”的灵魂，这种地域性的展示究竟是“山药蛋派”的创新性进步还是融会于现代乃至于后现代的文学大流仍需进一步确定。
无论是西方文学还是我国文学，地域性文艺创作是文学史中可大做文章的支流，但是地域性文学理论和地域性文学创作都存在一定的狭隘性，个性和普遍性如何合二为一，如何在保有自身地域的鲜明性的同时感召更多地域的读者是作家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赵树理显然是成功的，这首先得益于作家本身的人文关怀、家乡情结以及自己的创作追求，他自己想要做“文摊作家”的理想催化了他的“山药蛋”式创作，包括后期赵树理所从事的剧本改编、舞台展示等等都能体现出这一点。
其次，时代的需求也为赵树理的地域性创作提供了土壤，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和文艺导向很明显的有利于赵树理式的创作，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是政府的号召也是作家的追求，作家理想与国家导向一致是其成功的第二点原因。
再次，农民的需求是点燃赵树理地域性抒写的火把，处于山河巨变的农民，刚刚开始准备摆脱蒙昧走向对未来的憧憬，急需出现一位反映时代变革和进步的文艺教育作家，赵树理在解放区的创作可谓“得民心”，并且，科技不发达的社会娱乐形式较少，对于农民米说现场的舞台表演再合适不过。
用以上三点因素米探察葛水平我们会发现：第一点因素依然是存在的，葛水平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对于自己家乡的感情，对于农村的感情是较为深厚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作家仍然想要抒写家乡人情的原因。②但是第二点和第三点因素已经随着时代的洪流不復存在。
五、结语
时代的进步与变革日趋愈烈，葛水平笔下的晋东南地区与数十年前赵树理笔下的晋东南地区已大不相同。政策的开放的大背景使得农民的娱乐方式变得丰富多彩，葛水平作为女性作家的创作角度也与赵树理有着截然的不同。虽然评论家内心深入是悄悄的深爱着连续性③，事实上，真正的文学并无派别之分，葛水平的地域性夹杂着人性的欲望与贪婪，城乡之间的变换，丑恶与良善的分野，这片赵树理曾经描绘过的黑白澄明的土地似乎在葛水平的笔下变得异常复杂，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葛水平笔下的农村是藏污纳垢之地，但这些改变正是这片土地的真实发展，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必然发展，更可能是地域性文艺创作通向更广阔领域的一种全新方式。
★基金项目：2018年长治学院科研项目《影响的焦虑——葛水平与赵树理创作关系研究》，项目编号：zz201801。
注释：
①赵新林，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得与失[J].当代文坛，1997 （02）：16.
②葛水平，王春林，乡村记忆的宏阔与深邃[J].百家评论，2014 （03）：22.
③（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58.
作者简介：张林霞（1992-），女，山西长治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文学评论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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