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首发，肆虐全国，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本文通过访谈法和实验法，浅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家庭组传播的认知差异。本文选取五组有代表性的家庭，从受众最关注的信息、信息源、信息传播的有效度、受众的情绪与认知，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等多方面展开调查，试图从现象中发掘异同、寻找原因、总结规律。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访谈法;实验法：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R473.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 （2020） 03-0283-02
未知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的恐慌，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位陌生的敌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此时，及时获取信息，成为每一位受众在灾难面前，保持清醒、知情、消解恐慌、积极防护最简单高效的办法。为了了解家庭组成员在获取信息中的认知差异，本文作者选取五组家庭进行分析。
一、通过访谈法开展对家庭组成员的研究
（一）家庭一
一号家庭中，母亲非常关注所在城市的新增病例，相关信息更新及时，甚至病人去过什么街道和菜市场，她会在新闻中寻找病人的轨迹并进行密切追踪，提醒家人做好防范，并在微信中家庭群转发相關消息。同时，母亲表示对‘趣头条”和“腾讯新闻”等平台使用依赖性较强，去卫生间的时间都要带上手机。此外，作为商人的父亲不太关注疫情发展，最关注的信息仍然是原有的兴趣爱好：股票。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某家医药企业的股票上涨就代表这个药物在疫情防控中有一点效果”。最后，一号家庭中的两名孩子同时表示，已经不再每天关注疫情的最新动态，更加关注疫苗的研发情况，更加关注何时回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倾向使用微博观看新闻。
（二）家庭二
二号家庭中，因为母亲是医生，防护信息和措施掌握的比较全面，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传播途径、疫苗预防、治疗药物应用和治疗药物研发等信息。也表示特别喜欢在短视频平台上观看一些“村长喇叭喊话”的视频，幽默风趣。二号家庭的父亲作为党员，每天在社区门口参与志愿者活动。二号家庭中的老人每天足不出户，对疫情防护具有高度的自觉。以往，我们总是说基层的老年人是信谣和传谣的高发群体，但是在此次的疫情中，我们看到老年人成了相应党和国家防疫号召最坚实的力量，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标题为“我姥爷不要我了”，看到了老人拒绝外孙上门拜年，他们正是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健康中国的理念。
（三）家庭三
三号家庭为湖北籍返乡人员，社区与之进行密切的联系，每日上门测量体温，并建议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确认非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但是采访中成员表示，因为是湖北籍返乡人员，很多亲戚自觉不再登门拜访。三号家庭中，男主人为企业家，最关注的信息是企业何时能恢复生产，但对于疫情信息更新不及时，笔者采访时，仍认为双黄连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有效药物。另外，此家庭样本中，有药品采购与销售人员，能精确说出目前正在临床实验的几种有效药品的名称，类似瑞德西韦（remdesivir，美国）、抗艾滋病的药物（拉米夫定），肺炎l号等，他提到，Science近日报道了remdesivir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治疗的可能性。日前，两国科研机构也正在进行积极的沟通。2020年1月30日，NEJM杂志以简报形式发布了首例应用remde sivir治疗的结果。尽管在治疗后，该患者病情获得快速好转，但是依然需要进行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去确证该药对其他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①三号家庭中最小的成员为8岁小女孩，信息关注仅停留在新增病例的人数上，并有自觉防护的意识。
（四）家庭四
四号家庭，爸爸为公职人员，全家的学历普遍较高，大多数成员为共产党员。在信息接收上更为理性，更倾向权威发布，比如人民日报微博客户端以及CCTV13一新闻频道等;在面对疫情时，表现更为乐观，强调自我保护、加强防控、正面宣传、积极参与。四号家庭的母亲经常使用抖音观看看“同城人”或者‘‘熟人”的搞笑视频，此类报道更接地气、更具有烟火气。新媒体的发展给普通人带来更多的发声机会，他们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事件的参与者。例如抖音平台上：两位壮年在窗口“隔空喝酒干杯的视频”。现下，人人都可以投身到视频生产中，大大丰富了报道的题材和主题，提供多元视角，为历史留下鲜活的底稿。相对于传统媒体专业化的视频制作，网民的短视频制作不一定是完整的叙事，更多是日常生活碎片化的记录，但当这些碎片信息源源不断涌现时，会让我们产生走在大街小巷时目不暇接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碎片也更接近生活的原态。
（五）家庭五
五号家庭为新婚夫妇，目前处于异地情况。双方除了关心全国的疫情发展，也较为在意对方的城市疫情情况。作为军人的男主人也强烈表示想到武汉参与到疫情的抗争中。在信息接受上能清醒明辨是非新闻，做到不传谣、不信谣、不转发、不跟贴。女主人表示，在家闲着很无聊，通常会观看抖音短视频打发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展现生活的多样性和趣味性的视频层出不穷。我们看到了守在村口维护本村健康状况的村民，看到了用大喇叭和村民一而再再而三地喊话的村长。他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但却是当下全社会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生动体现和写照。不得不说，这些现象凸显了新时代的新气象，这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面貌，也会进一步成为健康中国理念深入人心的重要基石。
二、通过实验法对特定短视频样本传播的研究
相较2003年的非典。新时代、传媒业态的变革，受众对疫情的认知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新特点？笔者受到霍夫兰实验法的启示，选择了抖音平台上张文宏医生一分钟科普短视频，分别播放给五组家庭成员，使用前后比较法，观测受众反应。视频主要内容讲述个体的免疫力是抵抗病毒的最有效的方式，每个人在家中就是在战斗！每个人在家虽感觉很“闷”，但能把病毒“闷”死。
针对这条视频，五组家庭人们普遍能接受这种通俗易懂的信息表达方式。并表示信息传播有效，坚定在家隔离不出门的理念。
但是对目前疫情处于什么阶段众说纷纭，大多持理性、乐观的态度，并表示“病毒厉害，我更厉害”。当谈到观看视频后，个体是否感受到鼓舞？年轻人和高学历者反馈一般。
有温度的科普内容值得称赞。在疫情发生后，我们看到众多专业人员生产了形式多样的科普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公众的科学知识需求，让更多的人用科学内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避免盲从和偏听偏信。科普内容的生产之快，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在以往都是难以企及的。这也体现了科研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精神，助推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同时，公众尤其是网友的讨论也更加理性和客观，虽然都是各抒己见，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对事不对人，这也是近年公民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不断提升的结果。学界也认为，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能极大的帮助受众正确认知公共卫生事件，遏制谣言或错误信息的流传，避免社会恐慌。
三、基于家庭成员组得出的传播认知差异
首先，在信息来源方面，采访的5组家庭中，受众对同一话题消息的来源选择偏好不同，渠道大致可分为;传统的电视新闻类节目，例如《新闻联播》;短视频平台，例如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社交平台，例如：微博、微信、QQ新闻;聚合类新聞客户端，例如：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百度新闻。本次访谈中，家庭成员中大人与孩子之间使用媒介的习惯大为不同，年轻人倾向选择具有社交属性的信息传播平台，例如：微博或者微信。家中的父母和长者更倾向选择短视频平台或者聚合类新闻客户端，例如：抖音或者腾讯新闻等。在短视频平台中，精准的算法推荐和定向推送，更多向受众推送所在城市最新疫情信息。研究也表明，人脑优先处理的信息中70%以上是视觉图像，而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下，视觉语言往往是最能跨越疆界、最能为各群体共享的形式，李子柒Vlog等成功案例也表明，短视频“蓝海”在国际传播中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可以看出，对于部分年龄偏大的受众来说，不擅长文字表达，微博等社交媒体或许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自我表达需求，而短视频、视频直播等平台，让普通人有了更多刷存在感的机会，也意味着，不同群体、阶层的受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空间。
第二，在受众最关注的信息方面，采访的5组家庭最关注的还是疫情信息通报、疫情防控和治疗，以及何时结束？最关注所在城市有没有新增病例，具体在那个区域？什么时候能研发出疫苗和特效药？学生通常最关注什么时候开学？家庭主妇最担心家人出现什么症状就要去医院就医？少部分受众在疫情期间依然倾向于接触原有的媒介偏好内容。比如关注股票、健身运动、财经类消息、电子产品和数码产品等。本次访谈中，公职人员比商人更关注疫情信息和防控;女性比男性更关注疫情的细节信息。
第三，在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方面，在“疫情相关防治药物”这条信息上，医疗行业的相关工作者会清晰的说出正在实验的临床药品的名称;大部分人提出看过相关信息，但是不记得药品的具体名称;少部分人没有及时跟进信息，仍然认为双黄连可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当下，不排除会有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主观煽动性的语言，这些做法在新媒体平台上会形成热点，但是随着近年来政府信息发布及时、公开、透明的机制，一些虚假信息很快失去存在的空间，最终形成受众理性和科学的态度，这对于抗击疫情来说也非常重要。
第四，在公众的媒介素养与科学素养方面。本次访谈与实验中，家庭成员媒介素养普遍提高，不会人云亦云，随意传播煽动性信息，整体表现较为冷静克制。但面临新的传播方式，用户兴趣精准投送，年长者对于如何分辨传播当中的真假信息，依然表示不太明确，有时会选择观看信息的评论进行分辨。年轻人表示，在信息接受中，结合自身的知识储备，更倾向权威发布。相较2003年“非典”期间“抢盐”事件。在此次疫情期间，当笔者提问“面对当前的疫情，你会担心生活物资的紧缺吗？你身边的“肉、蛋、奶、蔬菜、水果”涨价了吗？”五组家庭都表示了乐观态度，相信国家的调控能力，理性消费，并对菜价的微微上涨表示充分的理解。家庭成员对疫情防控普遍达成共识，积极配合所在社区和街道的措施，自觉隔离、消毒。
四、关于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媒介反思
这场疫情影响多维复杂，涉及多个领域，在撬动事实时，媒体选择让谁发声？媒体发声是否存在迟滞？那些消息是媒体的“宠儿”？消息的来源会不会影响受众的情感倾向？媒体业态的发展让疫情报道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一）信息预警的滞后性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首发，刚开始信息相对贫乏，并没有引起全国性的高度重视。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指出“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②以及未进行进一步的信息公开，不少媒体缺少官方信源，缺乏对疫情严重性的研判，对疫情的报道陷入低潮期，这则新闻也在迎接新年的氛围中被人们淡忘。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公开肯定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关注。此后，报道的数量激增。
（二）信息主体的视频化
在这个特殊时期，掌握疫情防控相关方面的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制作疫情防控知识小视频成为常态，低门槛的短视频制作以移动化、互动性、实用、直观、通俗易懂、微观叙事、细节化、传播渠道广泛等特点见长，制作好的疫情防控小视频可以投放于各个自媒体平台，如微博、抖音、快手、朋友圈等。短视频‘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成为大众记录生活与表达自我的途径，激发受众参与，重视个体的视角、情感与体验。短视频用户记录以“第一人称”视角，让用户感觉自己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与发现，更有代入感。政府机构和企业及其他组织也正开始将短视频制作视为高效的公共性传播手段。视频制作下沉的趋势，也启发管理者们从民间汲取滋养，贴近生活。毕竟打动人心，才能激活传播渠道，提高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但是短视频也尤其缺点：视频的直观化更容易唤起受众的情绪，但过度的情绪渲染与激惹，也可能会激发非理性情绪;还有新闻的断章取义，容易造成受众理解的偏差;以及短视频内容制作的套路化与同质化。③
（三）信息效度的干扰性
近几天，全网最热的关键词莫过于“气溶胶”病毒传播，各种自媒体也争先恐后进行科普，打个喷嚏，气溶胶就可以飞出几百米！”“病人在这个地方咳嗽了一下，过一小时，你闻到的就是病毒。”“在家里开窗，带着病毒的气溶胶也会飘进来。”……有人因此而焦虑。（2月12日《江海晚报》）当有专家公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进行传播，并对什么是气溶胶进行了一番科普，网友们立马炸开了锅。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也在流量和变现的刺激之下，对气溶胶传播病毒进行了大肆的“伪科普”，更是加剧了公众的焦虑情绪。然而当各方都冷静下来，更加符合科学事实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最近几天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令人感到心惊的传言，比如钟南山院士团队发表的论文中出现了24天感染者等等。这些信息同样让很多人焦虑不已，但是很快也都得到了回应和解释，疏解了我们的焦虑情绪。
（四）信息舆论的情绪化
近日，日本在捐赠中国的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日无衣，与子同裳。”“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网絡评论众说纷纭，有正面评论，亦有讽刺说我们现在只会喊“加油”，抛弃了“诗意的表达”。受众站在各自立场上表达看法，也能看到多日来因疫情公众积累的情绪，渴望一些宣泄口。另外，4000万网友同时在线“监理”火神山医院建设、某手机游戏日活跃用户数量达到了1.2亿1.5亿……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网络世界异常活跃，我们只能在家上网打发事件，以前梦寐以求的“吃了睡，睡醒了了就玩”的理想状态成为现实。但当我们睡觉睡到恍惚，刷手机刷的头昏脑胀时，才发现，这样的生活并非那么惬意。那么，网络真的能缓解我们的孤独和无力感吗？美国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提出，通过网络，我们似乎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又活在自己盼‘气泡”之中。我们用一种在线的“中介式”互动来传递声音、表达情感、寻求支持，但是这种新型的亲密关系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全新的孤独状态：对人际关系的焦虑、线上和线下身份转换的模糊、新的时空紧张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与不安等等。④反观现下，如何做到优质的独处，不负韶华，不再沉迷网络，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刘吕孝，王玉丽，闫凤英，认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关注疫情防控药物研发[J].中国抗生素，2020 （02）.
②网络来源：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谁在新闻里发声？http：//www.vidianzixun. com/article/OObheoLv
③彭兰，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J].新闻界，2019
④网络来源：网络互动能否缓解人们的孤独_ http：//ent.chinadaily. com. cn/a/202002105 /WS5e3al329a3107bb6b579d376. html.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