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碧雯

　　

　　摘要：新诗的问题是诗坛上一直讨论的热点，从五四时期被提出后，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变化，依然存在着许多争议，其中便是新诗需不需要一个门槛的问题。

　　关键词：新诗；门槛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12-0003-02

　　一、新诗和旧体诗、外国诗歌的关系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中说：“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三十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四十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五十年代有过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尽管这些讨论曾经产生过局部的好的影响，例如三十年代国防诗歌给新诗带来了为现实服务的战斗传统，四十年代的讨论四十年代的讨论带来了新诗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气象等，但就总的方面来说，新诗在走向狭窄。有趣的是，三次大的讨论不约而同地都忽略了新诗学习外国诗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受我们对于新诗发展道路的片面主张支配的。片面强调民族化群众化的结果，带来了文化借鉴上的排外倾向。”

　　“我国诗歌传统源流很久：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诗的骄傲。正是由于不断的吸收和不断的演变，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丰富而壮丽的诗传统。同时，一个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并不单靠本民族素有的材料，同时要广泛吸收外民族的营养，并使外国诗歌的优秀素质成为支流而形成的。”

　　我们认为，七十年来的新诗，有生命力较强的新诗，也有生命力较弱的新诗，当然也有会被淘汰的新诗，自然界既然需要维持生态平衡，运载意识形态的文学体裁既是精神生产，也该体现生态平衡。以新诗而论，不论任何诗人，任何风格，任何群体的诗，生命力的强弱，大小，久暂，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比较，选择与淘汰，才能决定优胜略汰的。

　　唐诗，宋词，元曲等形式，是产生于它们的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形式，我们可以学习，可以继承，但要创新，不能照搬，因为它们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形式。同样，西方的十四行诗，现代派诗，我们也该秉承同样的态度。旧体诗也好，现代派诗也好，都可以繁荣我们的诗坛，但它们毕竟是以往历史的产物，我们的任务是，在继承与借鉴中创造新的诗歌形式，以回答伟大的时代对诗人的要求与召唤。

　　以上论述要论证的是诗的时代性以及继承性，我们对于旧体诗和国外诗歌是尊重的，但时代的发展和诗坛的混乱又的确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规范。这个将在下一章论述。

　　二、新诗的门槛

　　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诗运动是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这包含了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等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中文化原因受美国和英国白话诗运动的影响最为明显。结合现在新诗的发展和新诗的未来来看，这场运动有它的开创性同时也有它不甚正确甚至说是错误的地方。当时的诗需要变革，这是诗自身向僵化发展的要求，但过于割裂历史或者说紧闭自己房门都是不对的做法。我们这里举两例来稍加探讨。

　　鲁迅其实是比较早讨论诗歌理论的人之一，早在1907年，他就發表了《摩罗诗力说》，对何谓诗人，何谓诗歌作出了自己的理论阐释，更在胡适等人提倡新诗，开展新诗运动时积极响应，而且不同于胡适等人还留有传统旧体诗影子的新诗，他发表了几首颇具欧化气息的新诗，这些曾被视为当时比较新的新诗。但后来鲁迅转向了新歌律诗和旧格律诗的写作，这其中包含鲁迅本人所说的自己写不了新诗的谦虚说法，或者世人猜测的是因为鲁迅30年代投靠左翼文学，提倡新民歌运动，所以写作更符合此类朗朗上口的诗歌，更重要的是鲁迅本人看到了新诗发展的弊端或者说是新诗散文化的弊端。“这些作品在语言形式上的欧化使其缺少了诗歌的意味，表现出一种散文化倾向，而这种散文化倾向正是后来中国新诗发展中所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是新诗产生后就存在的先天不足，而且是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一个弊端，鲁迅看到了这个问题，也讲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自己单枪匹马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许是看到新月派正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出现了他后来的转型。在1935年1致蔡斐君的诗中他指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再一个看同时期的英国，美国白话诗运动，其实也能看出中国白话诗运动所拥有的一个很大缺陷，欧美等国的白话诗运动所谓的文体改良运动，的确看到了文体中韵体的僵化，但是他们着意寻找的是韵体与散体结合的第三种韵律，这更像是一种继承中的创新。反观中国，乍开始的新诗运动更像是一种割裂中的创新，无根的东西向来就不太稳固，所以畸形发展也是在所难免的。当时美国最激烈的新诗诗人也没有贬低传统，像中国一样对传统诗歌进行无休止的谩骂。胡适提出了直接的“作诗如作文”，提出了白话可以入诗，这本身就降低了诗的创作和准入门槛，这对于文学来说并不是健康的发展之路，作为后继的文学创作者，有必要为了文坛的干净和审美者的选择进行讨论，斯比如说类似于1926年朱自清进行的讨论，或者说应该提出一些新诗的准入门槛，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一条更为健康的道路。

　　如今的诗坛的确是没有秩序的，但这个环境未必然不是一件好事，《新诗发展概况》到“诗史”再到“诗史修订版”的三次改动，前前后后做了差不多五十年，在五四的最初十年里，出现了新诗历史上最初一次（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多流派多风格的大繁荣。现在的环境不抗拒任何人，也更适合提出新诗所谓的门槛，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门槛的提出不需要考虑太多政治或者说社会的因素。

　　在新诗散文化出现后，其实马上就出现了一些关于新诗的讨论，这就涉及1922年关于新诗散文化的一些讨论。鲁迅和老舍也曾就新诗散文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但后来抗战的发生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使这个讨论没有进行下去，五四运动虽然有历史断裂的倾向，但出现了各种流派的争鸣。后来却出现了越来越狭隘的发展趋势，现在有了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而且面临着诗坛混杂的情况，这种讨论有必要再次进行。这也牵扯到五四时代开始到四十年代的历史缺陷，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过于民族化，忽略国外影响造成的单一的诗坛局面。由于现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多媒体的文字发展，诗坛各种流派应该有自由的发展环境。但其实古代文学也是先进行格式的确定，然后进行内容的协调。现代诗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应该借鉴这种门槛跨进，再讨论内容的局面。考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美自由诗的发展对于格律并不是一味创新，而是在现代格律的适应中进行改变，这是现在应该借鉴的。“如果中国的新诗革命像美国的自由诗革命那样只是一场文体改良运动，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承担那么多的非诗功能和非文体改革任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语诗歌完全有可能健康的实现现代转换一由古代汉诗像现代汉诗平稳过渡。”

　　这个门槛的设立像是上面所举两个例子和我国新诗散文化的弊端对比来讲的一样。在我看来，诗应该是真正表达感情的，也该是让人记得住的，这就包含诗的韵律和节奏问题。

　　既然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诗的语言已经变革成了现如今的白话，那么诗如果有韵，也应该是现如今的韵律和节奏，这就牵扯到现代韵，这方面的知识据资料来讲有十三折或者十八韵这些说法，可以尝试着入诗，不过这就像是胡适起初提倡白话文一样，是一种尝试的做法了，但是这些韵律其实在其他文学种类中已经有过比较成功的尝试，可以跟现如今存在的旧体诗，自由诗，或者说一些现代新史诗进行平等的竞争或者存在关系。文学系统也是一个生态系统，优胜略汰也有自己的规律或者说是规则，但是现代韵律加上现代白话的新诗创造是我们必须要为新诗补上的一个重要类别，这是20年代就开始进行努力的，我们后辈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更应该抓住时间，尽快促成这个遗憾的解决。我个人觉得可以给它一个“尝试”的新名字，“新现代格律派”，以区别于旧格律派。

　　对于其他诗体的态度，像上文所说的，我们要采取一个兼容并包的态度，这是历史的正确经验，而且像唐诗宋词元曲各自成为各自时代的代表文学一样，我们这个时代也必将产生属于我们和各时代的代表诗歌，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让各种诗歌共同发展吧，高低上下总会有时代自己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