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铁柱

　　摘要：义利观是一个大问题，任何思想流派、任何思想家、任何人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义利之辩”就成为“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个时期内各家各派均形成了各种义利思想，为汉代各种义利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代法家的义利观继承并发展了先秦法家的义利观，并且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相融合，对两汉时期的政治、民族、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汉代人们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思想，并且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黄老道家义利观对于当今社会正确义利观的建立极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义利观;法家;汉代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24-0061-01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内也发生巨大变革。“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各派（儒、墨、道、法、阴阳等）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自然也形成了各自的义利观。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辩”成为“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先秦法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为汉代法家义利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先秦法家的义利观

　　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义利观，比较系统的阐述了法家的伦理思想。韩非子继承了法家的自然人性思想，认为人都是自私的，都怀有计算利害之心和自为之心。“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既然人皆“自为”，各用计算之心相待，因而人之思想除了以“利之所在”为唯一动机、目的和内容之外，就没有任何的道德动机和道德良心，因此企图用道德来调剂人际关系是无济于事的。这样韩非子从性恶论出发，否定伦理道德之作用，最终走向“非道德主义”。他攻击儒家的“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思想，认为仁义不仅不能禁止现实中恶的力量，而且也破坏了自食其力的原则，追随仁义的结果会使赏罚不分，是非不定。他说：“夫施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仁义道德不仅对治国无益，反而有害，“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国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行仁义的结果不仅不利于国富民强，反而使国家贫穷没落。韩非子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自私并非完全不可改变，可借助于法律的威慑力量来改变。

　　法家的义利观在现实感上较之儒家强烈，看到了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提倡用法治而不是人治来维护社会秩序。在公私关系发生冲突时法家主张废私立公，为了维护公利公义，个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但法家过于夸大自私心、自为心，视仁义为废物，否定“义”的存在，看不到道义在治国中的重要性。

　　二、汉代法家的义利观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西汉法家推崇重利轻义的义利观。《盐铁论·本议》载：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相，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毡裘，兖、豫之漆丝稀柠，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桑弘羊认为工商业便利了民众的生活，增加了国家财富，汉武帝施行国营盐、铁、均输政策支持了农业生产，增加了民众的收入。“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嗓弘羊指出均输政策减轻了民众的经济、徭役负担。平准政策平抑了物价，也方便了民众的生活。“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由国家经营工商业而得的财物蓄积，振救了受灾地区的民众。“大夫曰：‘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桑弘羊并不强调个人私利，而强调富国之道。桑弘羊指出统一盐铁，是为了民众之利、国家之利。“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桑弘羊认为盐铁之利可以帮助受灾地区的百姓，支持对匈奴的战争。大夫曰：“文学言治尚于唐、虞，言义高于秋天，有华言矣，未见其实也。昔鲁穆公之时，公仪为相，子思、子柳为之卿，然北削于齐，以泗为境，南畏楚人，西宾秦国。孟轲居梁，兵折于齐，上将军死，而太子虏，西败于秦，地夺壤削，亡河内、河外。夫仲尼之门，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家室负荷而随孔子，不耕而学，乱乃愈滋。故玉屑满箧，不为有宝;诗书负笈，不为有道。要在安国家，利人民，不苟繁文众辞而已。”桑弘羊认为儒家空谈仁义，华而不实，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丞相使曰：“……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私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丞相史认为桑弘羊主张盐铁官营，并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大夫曰：“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儒墨内贪外矜，往来游说，栖栖然亦未为得也。故尊荣者士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苟卿之门，阋茸与之齐轸，及其奋翼高举，龙生骥骛，过九轶二，翱翔万仞，鸿鹄华骝且同侣，况跛群燕雀之属乎？席天下之权，御宇内之众，后车百乘，食禄万钟。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饱，非甘菽藿而卑广夏，亦不能得已。虽欲吓人，其何已乎才！”桑弘羊认为富贵之心人皆有之，就连那些讲求仁义的儒墨学者也不例外，文中赞扬了李斯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讽刺了阌茸徒讲仁义，穷困潦倒，终其一生。但他极力反对与国家利益相背的个人利益。“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则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绝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桑弘羊甚至反对那些不断追求个人私利的奸商，认为他们的富有，威胁到了国家、君主的利益。大夫曰：“……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末不戴其德，称其仁。”桑弘羊认为通过经营工商业而致富，在此基础上才能讲求礼义廉耻等道德品质。“今内无以养，外无以称，贫贱而好义，虽言仁义，亦不足贵者也！”表达了桑弘羊重利轻义的思想。

　　总的来看，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两汉法家的义利观是重利轻义的义利观。他们认为人都有富贵之心，讲求礼义廉耻必须有一定的“利”为基础。他们提倡发展工商业以方便民众，增加国家财富。虽然他们重利轻义，但他们所讲的“利”多是君主之利、国家之利，民众之利，即义，当然他们也不反对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选择国家利益，贬低个人私利，在这一点上，法家的义利观与儒家的义利观有相通之处。法家看不到仁义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到道德的价值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CZS008），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DLSJ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