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心阳

　　摘要：赵毅衡在《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一书中，谈及新批评派关于比喻的分析，强调明喻与隐喻并无本质差别。本文旨在说明在远距化原则与异质原则的影响下，明喻与隐喻在具体创作语境中产生的凝视功能及重生力量，尝试探讨新批评派在研究比喻过程中出现的矛盾辨析，如何使其理论走向狭隘化。

　　关键词：新批评；比喻；凝视；重生；矛盾

　　一、前言

　　形式主义批评，包含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学派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英美新批评。赵毅衡在《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一书中，主要分析以兰色姆、瑞恰慈为首的英美文学理论派，探讨文学本体论、语境理论、结构一肌质论等具体理论中，由词、句、段及上下文关系建筑的批评机制，是否能够构成完整、自足的作品世界。本文旨在分析作者在回应新批评派关于比喻的分析中是否有失公允，并尝试说明新批评派其比喻研究中凝视功能、重生力量及矛盾辨析的显现。

　　二、比喻：凝视与“奇迹”

　　西方关于隐喻历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替代论”，即由一个词直接替代一个词，表达共同意义的语言手段。尽管后期亚氏得出，通过比较两个事物的相似性分析人的直觉的比较研究方法，然而，比喻研究却仍未涉及人的思维及符号使用等问题。在迈入20世纪以后，比喻研究由最初的修辞学、语义学分析，逐渐转向于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场域，在耗尽界限可能性的同时，实可看出比喻研究于现代视域转换下的学术反思新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高度重视比喻，尤其是隐喻，实是新批评派诗学研究的一大特色。赵毅衡先生于《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一书中谈及，“明喻与隐喻之间似乎只是措辞上有所不同，在新批评派看来却有本质的区别。他们认为明喻表现了浪漫主义之‘浪漫与因循，而隐喻则表现了玄学派式的‘独创和凝练。”事实上，明喻与隐喻究其本质区别，并非是暖昧不明的。一方面，尽管两者均具有违反日常语义逻辑的力量，然而，隐喻实则更加具备创造神秘性与趣味性的能力，且具有向远方无限延展的意义；另一方面，比喻是具有游戏性的。明喻究其游戏范围，可使读者窥见全貌，而隐喻在为读者带来“享乐”感受的同时，则包含可供追究的特性，即为读者提供进入神秘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享乐”并非是由结构单一的精神轨迹所构成，愉悦、痛苦、愤怒恐惧等诸多情感实皆包含其中。

　　新批评派认为，比喻的力量在于违反逻辑统一的“异质”的显现。瑞恰慈在《修辞哲学》中对比喻的语义结构提出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比喻是‘语境间的交易。”新批评派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将A比B本身不是目的，A与B组成隐喻时，就产生了第三物x，这是个抽象的品质，是无法用其他方法表现出来的。

　　简而言之，比喻的两者之间相距越远，其“不相容”便会引起愈加多的透视。因而，兰色姆认为“在比喻性断言中，如果我们说话当真，或相信自己所言，就会出现一种奇迹性成超自然性……”。值得注意的是，比喻其“奇迹性”的发生，实是在不断地“破坏”中得以建立的。在这里，“破坏性奇迹”可大致分为“膨胀的奇迹”与“萎缩的奇迹”两类。前者依靠创作者创造比喻的两极，发挥其合一力量，因而，其力量的完成，实远超于创作语境中所产生的语义空间。而后者则极易陷于文本内容与读者想象的囹圄之中，且具有损害创作者比喻初衷的嫌疑。因而，比喻其“奇迹性”的发生，实则并不能够在作品语境之中获得完整、自足的生长空间。

　　按照新批评派的看法，“比喻是在两个事物的张力性矛盾关系中加入一种智力性的关系，象征则是依靠联想，因而比喻优于象征。”然而，智力性关系的建立，实则并不能够完全依靠于作品世界进行建筑，其最终观看的完成，实存在于具体创作语境、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联想与经验之中。

　　换句话说，“透视”的生产并非完全依赖于创作者。接受者在接收文本信息的同时，实则具有信息再生产的能力。因而，关于比喻的真相，实是极易发生信息传递断裂的，即作品意图（依据新批评派认为“文学作品作为独立自足的世界”所得）与读者再生产意图之间产生的信息置换、错乱。这一看似可接近的信息，实是具有遮蔽特性的，且存在着三重信息断裂层，即创作者预设比喻信息、作品最终比喻信息、读者实际获得信息之间的交叉断裂。因而，隐喻究其“奇迹性”的产生，实是远方与深渊的并存，且始终处于不断地创造与损毁之中。

　　三、关于比喻的“生命活动”与矛盾辨析

　　在新批评派中，布鲁克斯较为深刻地谈到了关于“比喻老化”的问题，“过于经常地使用，把比喻的两造压入同一个语境，它们就会死亡，成为意义固定的词”。他继而指出，“某些比喻，谈不上老化，因为生下来就是死胎，例如那些喻指与喻体的语境太接近的比喻本来就没有生命。”事实上，就作品中明喻的运用而言，其走向死亡的可能性，是相对大于隐喻的，诸如将美女比作玫瑰、沙漠比作困境等，实极易令明喻迅速老化。简而言之，作品中比喻的可透视范围愈大，其“生命”便愈快走向消亡。巴勃罗？聂鲁达在其《疑问集》中写道，“生命不是一条已准备好成为鸟的鱼吗？”、“字典是一座坟墓，还是一个封闭了的蜂巢？”那么，如果生命是“一条已经准备好成为鸟的鱼”，当它获得翅膀之时，实则便失去了它作为鱼的生命与快乐。换句话说，生命在不断获得之时，便愈加接近于死亡。而诗人将“字典”看作是“坟墓”、“封闭了的蜂巢”，则可理解为诗人对字词世界处于丰富且贫瘠状态的叹息。因而，文本世界中由比喻所生发的合一意义，实是远超于其内容所含。

　　朱全国在《论隐喻与象征的关系》一文中谈到，“象征的意义是理性的、自在的，比喻的意义则是关联的、经验的；象征追求主体的完整意识，比喻则重在主体的感受与体验”。事实上，比喻在具有老化可能性的同时，亦具有死亡的可能性。明喻究其死亡原因，实与其老化原因并无差别，而隐喻一旦流于过分神秘，便极易进入沉睡，即进入“睡美人”状态之中。因而，新批评派认为“象征并不如那些比喻惊人，出人意料。”，实是夸大了比喻的效能。尽管布鲁克斯已经提到了比喻的“活化”途径，即通过玄学派式写作与反讽语境，重新获得比喻的生命力，然而，新批評派为实践其作品世界独立自足的理论，将接受者联想与经验这一唤醒途径拒之门外，实可看出尽管他们客观、科学地追求文学规范性批评，却始终刻意忽略经验、想象进入诗学研究的视域狭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