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阳

　　摘 要：梁思成和陈占祥著名的“梁陈方案”《关于中央人民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在解放初期虽然没能阻止北京旧城的大规模拆建，但却值得深思。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诸如郊区蔓延、文脉丧失和交通拥堵等问题，“梁陈方案”似乎一语成谶。

　　关键词：“梁陈方案”；发展；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0-0282-01

　　一、“梁陈方案”

　　1938年日本成立伪建设总署并开始编制城市规划方案，计划在距离北京旧城约七公里的西郊兴建新市区。1946年国民政府在《北平都市计划大纲》中提出：计划北平将来为中国的首都，保存故都风貌，并整顿为独有的风光城市；政府机关及其职员住宅及商店等，均设于西郊新市区。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梁思成提出利用西郊日本人留下的新市区的设想。1950年2月，著名的“梁陈方案”即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指出，“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梁陈方案”被否定后，新式建筑不可避免的涌入旧城。为了保护风格完整的旧城区，梁思成只能成为了一个强硬的“低层派”。在控制旧城的建筑高度遭到否定之后，梁思成再次做出妥协，他转而提出保持“中国建筑的轮廓”，希望以此来保全旧城。但最终都没有能够阻止“大马路主义”将城墙城楼视为阻碍发展的旧势力残余而遭到拆毁。

　　二、从“梁陈方案”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

　　如今回头看北京旧城的一系列变迁，必须考虑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从前在城市规划思想上所犯下的错误，现在的人们似乎还在自食其果。梁思成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其实不仅仅是北京一座城的规划指导方针出现问题，反观中国大多数城市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旧城居民拆迁，实行功能分区；城墙城楼等历史文物相继被毁；修建大马路；各单位圈地建造大院与封闭小区等等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市区不断向外蔓延膨胀，城市开始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2007年，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这一做法启发了各个城市，如杭州、武汉、长春、兰州等城市都实施或实施过不同情况的单双号限行。2010年年底，北京发布汽车限购令，对车牌配额管理。2012年，广州跟进。加上早就实行车牌拍卖的上海，北上广都对车辆增加实施控制。通过扩充道路来解决交通问题以及通过技术手段来争取空间的政策无法触碰到问题的实质。当初的“梁陈方案”提出了以疏散为目标的“大北京规划”，以最大限度的減少跨区交通带来的拥堵问题。而历史就像画了一个圈，许多问题又回到了原点。2015年11月25日，北京市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正式公布了北京行政功能区搬到通州的消息。专家称将行政服务中心布局到中心城区以外，可以使北京市内的城市形成“多中心”的布局，用以分散中心区带给城市的生活、交通压力。

　　在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误把“庞大”和“集体主义思想”当成是“伟大”，所以在建筑设计中，人们过于崇拜大体量建筑，导致了“马路要宽，楼要高大”的借以夸耀政治门面的需求。在“梁陈方案”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建筑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无论它们单独本身如何壮美，必因与环境中的文物建筑不调和而成为参杂凌乱的局面，损害了文物建筑原有的整肃。” 1958年6月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要点》中关于马路建设提到“首都主要的街道，将要展宽到100米至110米……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米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米至120米，次要干道宽60米至80米。”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无数北京城内的牌楼以及城墙城楼都因此为此让路而被拆毁，大马路就是这样的所向披靡。

　　同样的，“大马路”之风已经席卷全国各大城市。这样的百米大道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还造成了城市对于行人友好度的损害。窄道路密路网既可以成为疏散城市拥堵顽疾的毛细血管，缩小城市道路尺度更重要的是营造一种鼓励步行的出行方式，大大增强了街道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中心交通日益拥挤的问题。许多发达的城市和国家开始表现出来的趋势都惊人的一致：曾经以汽车为主的失衡的城市空间，现都真切的让位于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和设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