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楠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九鼎”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曾一度被视为王权与天命的象征，被塑造成华夏王朝的传国重器，体现出鲜明的大一统与天命观思想。借助汉画中有关“泗水捞鼎”的图像与想象，蕴含在“九鼎”中的政治思想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关键词：九鼎；泗水捞鼎；大一统；天命观

　　中图分类号：K87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8-069-02

　　在中国历史上，“九鼎”曾一度被视为传国重器而备受尊崇。以九鼎为中心，衍生出不少神秘的传说与激烈的斗争，其本身的流转传承更是扑朔迷离。九鼎作为国祚与王权之象征，集中反映出古人的大一统与天命观意识，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影响深远。汉画中的许多图像便是以九鼎为题材刻画的，其中以“泗水捞鼎”的故事最为人所熟知。借助相关的历史传说，结合“泗水捞鼎”汉画艺术，探讨九鼎所蕴含的政治思想便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九鼎”溯源

　　“鼎”是中国古代器物发展史上功能与价值变化跨度最大的器物之一。作为华夏先民最早发明的一批陶制炊食器，鼎的初始含义是指有着三足支架，用以烹煮食物的容器。许慎《说文解字》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①

　　夏代晚期至商代，出现了青铜鼎。当时冶铁技术尚不发达，青铜产量又极少，因而青铜自然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而被贵族垄断。除了制造武器外，青铜大多被用来制作贵族在各种特殊场合使用的器具，以满足其奢侈需求，如用于宴飨中招待贵宾或祭祀宗庙的仪典上，因而青铜器是上层统治阶级身份、地位与财富的多重象征，成为贵族专利。

　　西周时期，周王室崇礼尚德，主要将鼎作为礼的物质载体，通过具体的制度差别来彰显礼的存在，以“别上下，明贵贱”，庶人既无铸鼎之财力，又无铸鼎之名分。周代礼治之等级通过各阶层所有物的大小或多少体现出来。何休追述周代礼制注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作为祭祀、区分贵贱等级之用的鼎，形制相同，但其数目、规格分别与其爵位相匹配，天子享有九鼎，其他爵位依规格依次递减，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将之总结为“列鼎制度”。将“天子九鼎”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无疑是欲通过礼制的确立进一步强调天子的至尊地位。俞伟超在《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结合大量的考古资料，详细分析了周人用鼎制度的演变，认为春秋晚期至战国，“诸侯之卿僭用天子礼制以及东方诸国庶人逐渐普遍使用士礼”②标志此期等级界限的消失与等级制度的崩溃。至西周末期，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僭礼之事层出不穷，礼制渐弛。列鼎制度中代表周王至尊地位的“九鼎”，其使用者由天子专属而下移至诸侯、贵族阶层，现实制度上的“九鼎”，神圣性逐渐褪去。但是对渐次衰落的周王室及其拥护者来说，出于维持统治的政治意图，急需将“九鼎”作为王权或者天命的符号而不断神化，强调周之天命的绝对意义，于是制度上的“九鼎”在后世逐渐被抽象、神化成历史传说。

　　二、“九鼎”传说

　　传说中“九鼎”为周王室所继承，故文献亦称其为“周鼎”。“九鼎”之名最早用于春秋时期。《左传》宣公三年“楚王问鼎”事件中提到了“铸鼎象物”的传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带兵北伐陆浑之戎，经过洛阳，陈兵示威于周之疆界，为解除战争威胁，周定王派使者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态度傲慢且极具挑衅性地向王孙满询问九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答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③

　　在此，王孙满通过讲述九鼎的产生原因、目的及其流转，最终目的在于劝诫楚王不要贪心问鼎，“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结果楚王罷兵而返。王孙满指出，作为“德”的象征，九鼎的所有者并非一成不变，而会随着统治者的昏与德不断易位，有德者得鼎，失德者失鼎。九鼎被认为是德与天命的精神载体，是帝王受命于天，在人间实现统治合法化、捍卫统治制度化的必备之物。

　　王孙满的为周辩护，还有另一点值得特别注意。“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他称夏的首领“远方图物，贡金九牧”，“牧”字，阎步克先生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考证，通“巫”，是远古先民掌宗教祭祀的首领，后逐渐演变为执掌地方事务的行政长官。“九牧”即大禹治水后所划分的九州长官，“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是说用九州所贡之青铜铸鼎，并将远方所图之各种物象铸于鼎上，以“使民知神奸”。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出夏作为中央政权对地方九州及人民的领导，隐含着最初的“大一统”思想因素。“九州”之名出于《尚书·禹贡》，其书描述了大禹治水并画土分疆、任土作贡的情形，虽从未明确提出“大一统”口号，却在诸多方面表现明显的“大一统”思想倾向。在其描述中，禹所统治区域被划分为“九州”，这个“九州”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九州，而是将天下视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治理下的九州，“九州”需要根据各自的土质、出产等情况向中央“贡物”，大禹治理好水患后，从此“四海会同”“九州攸同”“四海一家，谐和万邦”。“九州”蕴含周初以来人们对于中国全境的臆想，与“四海”名辞相同。春秋时期出现“天下分九州”的观念，所以“九鼎”之名应该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用以指代“九州”。

　　到了战国时期，以“九”名物逐渐流行，如屈原的《九章》《九歌》等。“九州”被用以区划土地表明此时周代天下一统的意识已经十分明确。“九州”是在西周政权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下，统治者所企望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即实现中央政权对地方诸侯的领导与统一。楚庄王“问鼎中原”即是地方诸侯挑战周之中央权力的一种暗示，如杜预说“楚子问鼎”是“欲逼周取天下”。所以王孙满才会神化“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传说来驳斥问鼎的无理要求，宣誓周王室作为中央政权的绝对地位。

　　由于九鼎被赋予如此丰富的政治涵义，特别是与天命及统一的话题密切相连，拥有九鼎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统治者的共同愿望。在“九鼎”传说的基础上，鼎代表天命、统一的思想经过战国时期的强化，在社会政治心理层面逐渐积淀下来，凝聚为一种政治传统而被后世统治者继承并广泛传播。

　　此后，围绕九鼎掀起了一系列政治风波，甚至屡次引发诸侯之战，各个诸侯国都欲坐拥九鼎而号令天下，企图借助九鼎来证明自己拥有天命的资格和统一的力量，以传承三代的政治统绪，恢复想象中天下一统的三代“王业”。

　　三、汉画中的“泗水捞鼎”图像

　　自九鼎之传说之后，时人对九鼎的存在便深信不疑，并认为其一直被安放在周室太庙，所有以九鼎为中心的政治风波均以此为前提。然周秦易代之际，九鼎神秘失踪。史籍关于其下落的记载也是莫衷一是，但反映当时汉人心态的《史记》与《汉书》所载下落一致：其一是秦灭周后，曾短暂得到过九鼎。其二是鼎最终沦没于泗水彭城下。显然这两个结论又与相应的史实相契合：一是秦王嬴政横扫六合，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帝国，二是秦二世而亡，汉帝国取而代之。“其器九鼎入秦”后，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九鼎及其下落云：“器谓宝器也。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④秦中九鼎只余八鼎，秦始皇对此耿耿于怀。“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汉人以此为依据，衍生出各种“捞鼎”的传说与故事，并将其创作成“泗水捞鼎”的画像。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得益于汉代田野考古学的发展，有关泗水捞鼎图像的实物资料在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的泗水流域陆续发现。出土汉画中的“泗水捞鼎”图像，多见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如山东邹城卧虎山画像石椁北椁板内侧、山东微山岛画像石椁、山东微山县沟南村画像石椁、山东滕州画像石椁、江苏盱眙东阳汉墓出土的木刻、山东安丘汉墓等均出现有“泗水捞鼎”图像。而关于“泗水捞鼎”图像的题材意义，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刻画的是刺史刘道锡打捞南越尉佗鼎的故事，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将黄帝铸鼎与泗水捞鼎两者元素结合意在表达汉人的“飞升”思想，还有学者认为画像强调秦始皇泗水捞鼎而不得，意在借鉴秦政短祚的历史教训，将泗水之鼎视为汉之祥瑞，宣扬汉家天命。论者所言，皆有其理。但任何文艺作品的解读都不应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背景，否则无论怎样精妙的解读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结合九鼎的历史意义与秦汉政治背景，如果将周革殷命视为一次天命的转移，那么秦始皇泗水捞鼎而不得的记载，实际上隐含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又一大变局：秦亡汉兴。暴秦覆灭之后，继承“大一统”制度建设衣钵的汉帝国，急需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认证。不论事实如何，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而非别处，这种观念本就渗透着汉人对这一变局的解释：天命在汉。因为鼎沦没之地泗水恰恰就是高祖刘邦的发家之地。而“九鼎迁移”的核心，其实质就在于天命的移交，即当时的“正统”问题亦即今之所谓政权合法性的转移问题。布衣起家的汉代统治者意识到汉帝国的政权合法性必须牢固地系于“天命”方得确立。

　　“九鼎”作为“天命”与“大一统”的物质载体与精神凝结，在天命思想极盛又极度推崇大一统的汉代，自然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关注。所以结合九鼎的历史传说，借助“泗水捞鼎”的图像，汉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大一统与汉家天命的再构建。

　　四、结语

　　此后，九鼎不时出现于零星的历史记载中用以指代天命，后世也曾有过仿造九鼎之举，但都不过是此时九鼎文化悠遠的历史回音，其政治功能与影响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也远不可同日而语。而“泗水捞鼎”的故事呈现于画像之上一直流传至今，与九鼎传说交相呼应。

　　注释：

　　①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43.

　　②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J].北京大学学报，1979（03）：88.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669-672.

　　④司马迁.史记·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8.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彭丰文.九鼎、传国玺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承意识[C].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8]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J].北京大学学报，1979（03）.

　　[9]侯旭东.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J].中国社会科学，2015（05）.

　　[10]黄朴民.大一统原则规范下的秦汉政治与文化[J].学海.2008（09）.

　　[11]辛旭龙.汉画中的“泗水捞鼎”图像[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