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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悲剧意蕴探析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生活·下旬刊 热度: 18105
李一红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2)

  摘 要:《边城》具有一种深刻而云南财经职业学院冷静的悲剧意蕴。它用文字包裹的伤痕,在清新美丽的自然风景和淳朴善良的社会风情背景下,有隐藏在“清新故事”背后的“热情”和隐伏在“朴实文字”背后的“悲痛”。目的在于寄托一种“抵抗面前的腐烂怕人的环境”之希望,给人勇气和信心。作品的悲剧意蕴是作者的人生经验映射,充分表现了其文学理想。

  关键词:边城;悲剧因素;悲剧意义;探析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8-0013-02

  李健吾说,《边城》“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成分。”本文试从小说内涵、作者的生命体验及其对悲剧意蕴的文学处理方面来探析其悲剧性的形成,分析其悲剧意义。

  一、源自小说内涵的悲剧意蕴探析

  (一)翠翠爱情的悲剧意蕴

  小溪渡口边,老船夫与孙女翠翠相依为命。船总顺顺的儿子天保和傩送都勇敢能干,和气亲人。两兄弟都爱上了翠翠。翠翠不爱天保,爱傩送。顺顺托人替天保求亲,老船夫怕委屈翠翠不敢作主。天保怪老船夫做事“弯弯曲曲”,也因知道了傩送爱翠翠,失意地随船下滩,失事淹死了。当老船夫明白翠翠爱傩送,再去找顺顺和傩送时,因天保死受冷遇,引起误解。傩送因为哥哥死,又因“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和父亲想让他娶王团总的女儿,也赌气驾船离开。雷雨夜,老船夫死了,留下翠翠一人守着渡船,等待着“那个在月下唱歌”的青年人。“可是到了冬天”,那个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二)老船夫人生的悲剧意蕴

  老船夫忠厚良善,女儿“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怀孕了。军人“首先服了毒”,女儿待小孩生下后,“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老船夫抚养大孙女,为了“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翠翠,老船夫竭尽心力。女儿悲剧的教训和阴影,使他特别谨慎,以致引起一系列误会,在无法了却心愿的忧虑、痛苦中孤独死去。

  他从“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直到老去,死去。中年时遭遇人生大不幸——丧失独女。他“唯一的朋友是一只渡船和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三)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

  翠翠父母是唱歌相熟相爱的,“很秘密地有了小孩子”。既不能违悖了军人的责任和离开孤独的父亲“一同向下游逃去”,父亲就先服了毒,母亲怀了羞惭和怜悯,待生下翠翠,故意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后来翠翠父母的故事在老船夫心里反复出现,逐渐强化,直至成为一种命运预感。“他眼看着翠翠越来越像母亲,心里就不免记起旧事”;“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他隐约觉得翠翠爱二老,“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反复回忆,不断强化,悲劇意味越来越浓,透着不祥和悲哀。

  渐渐地翠翠心里也有了感受,祖父说到“母亲的乖巧处”和“性格强硬处”,她“听来神往倾心”;“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却无从挪开。

  (四)茶峒山城的自然、人事上的悲剧意蕴

  茶峒“凭水依山筑城”,河街上“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涨春水,河街上人家“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避水;“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面对不幸,只能“呆望”——体会、默认和领受,而这只是“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之一种。

  茶峒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水手吹着“作出一个古怪的记号”的唿哨,吊脚楼上“歌声便停止了”。“两个水手皆笑了”。“停止”和“笑”的背后是灵与肉的冲突的悲哀,是人性的悲哀。因为“真正的民间底层,人的生存是第一性的”。

  “死”人,似乎很平常,“死”的悲哀笼罩全篇。翠翠父母之死;唱曲妓女的爸爸“被人杀死”;天保被淹死;老船夫忧虑而死;洪水中有从上游冲下来的妇人或小孩,就有淹死的人。这一切似乎被“在场”的人物“忽略”了,这才是莫大的悲哀!

  二、作者人生经验投射在作品中的悲剧意蕴探析

  (一)翠翠原型的悲哀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写到,“一次去崂山玩时,路过一小乡村,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故事上的人物”,从“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弄渡船的外孙女”,从刚死了母亲的“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的” “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

  (二)作者的人生经验之悲哀

  沈从文少年成长时期,目睹了死亡甚至是很多的杀人。“最初离开湘西时”,“军阀残杀人民”,用“消乡名义”,一个村镇上“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小时候和小伙伴数人头比眼力;丢石头打人头;看到一个离奇的小孩挑了父亲和叔叔的人头,在军人的押解下去山上埋葬;看过临被砍头“还想念到家中小孩和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关键的是他还看到了身处于受死的乡民,没有暴怒和反抗,有的只是埋怨的神情。这种种无辜的死亡沉淀下来成为他人生经验的悲哀,成了沈从文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

  写作《边城》中,“入冬返湘看望母亲”,“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哀”。回湘船行途中,又看到了那些水边生活的人们的艰辛,看到赤膊跳入江水中想靠身体挽救船只而被波涛卷走的水手。

  这些集中、强烈、悲哀的人生经验、记忆、情绪以及产生的思想,形成潜在的悲剧意蕴不可避免地表现在作品中。

  三、悲剧意蕴与作者的艺术处理

  关于《边城》,张新颖这样讲:“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一)《边城》是作者文学思想的精彩呈现

  刘志荣对沈从文文学思想的剖析深刻而独到。他认为沈从文的文学思想是以文学重造社会,以“爱”和“美”来粘合人生,是对于生命本身及艺术使命的诗意追问。沈从文“因为看到‘好的农村种种逐渐崩溃,大小军阀‘争夺打杀的‘一种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流注浸润人心,腐烂灵魂,因此走上以文学重造社会之路,‘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担当以‘爱‘重新粘合人的关系之任,‘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因此,沈从文从容冷静地处理和表现湘西残酷悲哀的现实,在如有悲剧成分,表现在作品中,也是淡淡的。海德格尔说“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沈从文也“生发出他在贫困时代里对于生命本身及艺术使命的诗意追问。触目的现实使沈从文强烈的感到‘救心的必要,并把救心的希望寄托于艺术”,坚持一种不以“主义”为目的和原则的文学创作,“维护着艺术和思想超越现代狭隘的政治与实际利益的更为深远的意义。”

  (二)《边城》是沈从文从个人实感经验出发的体悟和追问,抒发热爱生命的情感

  沈从文小时候“亲眼见过‘辛亥革命在本县的种种”,以及革命失败后的屠杀。“高小毕业,离开了家”到了一个“官军为名土匪为实”的土著小军阀部队中。这个打着“清乡剿匪,除暴安良”的名号,抽取各种过境税和做烟土生意的部队,简直就是一个“毒化国家、毒化人民的小型地狱”。看到“被杀的人绝大部分是十分善良或意图反抗这种统治的老百姓”。

  沈从文从小在自然中长养,熟悉湘西自然山水,风土人情,热爱自然,充满幻想。在土著部队中,也会“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可怕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到山上和河边去,自然环境却惊人地美丽,使我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倒极自然把许多梦想反而当成现实,来抵抗面前另外一种腐烂怕人的环境。”

  沈从文虽然历经苦难,饱经忧患,仍然热爱自然,热爱生命,以理想、复杂而独特的人生态度去体悟生命本己和人生意义,追问人性。《边城》轻淡温和地处理凄凉悲哀的人事,深情地描写清新美丽的自然,细致地铺排人情的朴素温暖,即是作者的生命实感体验的表现。

  (三)苍凉深远的空间背景,历史时间和叙事时间的交错行进,构架出《边城》的悲剧时空

  《边城》虚实描写相结合,展现了一个阔大深远的空间背景。写意山水画般的自然景象,立意高远,天地万物为一体,人物在其间,有种“念天地之悠悠”的蒼凉;借助叙事,或者人物对话虚写与茶峒人事相关联的地方,如,杀过人的“棉花坡”就是水手谈到妓女爸爸的死进入了读者的“视野里”。空间被无形扩大,想象被无形扩大,悲剧意义不断强化,作品内涵也不断增加。

  作者在湘西的碧水青山和淳朴民风营构出清新、祥和的自然、人事的空间背景下,冷静地叙述各种人事的发生,婚丧娶嫁、妓女水手、天灾水祸……文字越是清新诗意,叙述越是从容淡定,人事的悲哀凄凉就越是深沉,越能引人思考。

  翠翠父母的悲剧故事不是一次性叙述完成,而是贯穿始终,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第一章叙述翠翠父母相识、相爱、殉情,直接写悲剧的发生。后来有五章里又写到翠翠母亲,有时在老祖父的意识里;有时在祖父和翠翠的谈话中;祖父死后,杨马兵说翠翠的父亲母亲。每写到一次,悲凉就加深一些。作者在小说时间进程中从不同角度反复叙述表现这个已经发生的悲剧故事,使得悲哀的情绪神秘地氤氲在作品中,由远而近,由弱而强,进而和现实中哀伤的情绪汇合交织,越来越强烈,从历史时间和叙事时间交织中表现悲剧主题。

  四、《边城》的悲剧意义

  三十年代的茶峒,“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沈从文看到的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养成功的一种唯利是图庸俗的人生观”。《边城》中清新诗意的描述,实际上是与现实社会、人生悲哀相比照,寄托一种“抵抗面前的腐烂怕人的环境”的希望。

  沈从文冷静从容地把悲剧意蕴置于秀丽清新的自然风景和淳朴善良的人事环境中来淡淡表现,“根本的命意在于,人在与自然的相契相合看到某种高尚的远景,从而获得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自觉,而不再拘泥于庸俗现实的束缚:因为严重的不是我们处在忧患之中,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忧患吞没了我们,使我们除了眼前的灾难什么都看不到,以至于忘记那些更为美好与高尚的,灾难和在灾难面前的细小的利益就霸占了我们,使我们堕落,使我们陷入庸俗的实际主义无力自拔。”

  《边城·题记》写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因此,《边城》给人的不是往而不返的悲痛,而是在悲哀之中也有生气有追求有希望——“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

  [2]沈从文.从文自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3]张新颖.沈从文九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陈思和.张新颖.一江柔情流不尽——复旦师生论沈从文[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5]刘志荣.张爱玲·鲁迅·沈从文——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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