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凤

　　摘 要：周作人留学日本时期以“独应”为笔名写下了《读书杂拾》等文论，对文学的“移情”作用持以高度的肯定。他在《红星佚史》序言中提出“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但他实际上不仅注重作品“移人情”的审美趣味，还注重借“移情”达到间接的社会政治效果，这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

　　关键词：周作人；文学观；移情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09-0005-01

　　周作人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留学日本。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学观主要体现在他的翻译活动及三篇文论中：《读书杂拾》《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在这些文章中，周作人高度地肯定了文学的“移情”作用。他认为，文章写得都是“爱憎悔惧，嫉妒希冀”等人之常情，文学要“舒写此情，求其赏会”，这是文学能“不朽”的原因。①周作人对文学“移情”作用的思考主要可以归纳为审美意义和社会功能两个层面，其中，周作人又偏重于“悲哀”之情。

　　一、审美意义上的“移情”作用

　　在《红星佚史》序言中，周作人强调了文学的审美特征，提出“文以移情”的观点：“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②鲁迅曾言“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③这与周作人所提出的“益智”之学和“移情”之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周作人提出的“文以移情”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的职责是“移人情”、“增人感”，而“他有所益”则是潜移默化后的效果。在这一文学观念的驱动下，他在1908-1911年间所翻译的《红星佚史》《匈奴奇士录》《黄蔷薇》和《劲草》，注重的是作品的审美趣味，而不是直接的社会政治效果。

　　通过这一时期周作人的翻译可以看出他强调了文学的审美价值。此外，他在《论文章之意义》中引用美国文艺理论家汉特的话说：“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又生兴趣者也”，其中也含有肯定个人的审美愉悦的意义。可见，周作人对文学“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的“移情”作用是较为重视的。在此之前，中国文坛的传统文学思想要求“文以载道”，小说这种文体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闲书。但周作人消解了这种传统，并在西方文学思想的背景下重构了他的文学观，指出文学应是指小说和诗歌，强调文学审美意义上的“移情”作用。

　　二、社会功能上的“移情”作用

　　周作人在《读书杂拾》中以斯妥夫人的《汤姆之小舍》和都介涅夫的《猎人纪事》论证其文学具有“移情”作用的观点，并以此说明文学的社会功能。周作人认为“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斯妥夫人《汤姆之小舍》书出，致兴南北美之战，而黑奴终解。都介涅夫《猎人纪事》出，而二千万之农奴亦放”，原因是“其书哀感顽艳，能动人心，使生毅力”。在这里，文学的“移情”作用不单是审美意义上的“动人心”，更是社会功能上的“使生毅力”。

　　在《论文章之意义》中，周作人否定文学的实用价值，提出了“虽非实用，而有远功”的文学使命观。他借用汉特的观点指出了文学的四个社会功能，分别是：“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也。浅言之，所谓言中有物”；“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阐释人情，以示世也”；“发扬神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也”。可见，文学表现了时代精神和人的性情，有助于人们认识时代潮流和人生的意义，从而弃愚明智，进人人生的高尚境地。

　　结合周作人在《红星佚史》中提出的“他有所益，客而已”可知，文学“移情”的社会功能是间接体现的。文学是国民精神之所寄，虽然这并非“移情”的直接效果，但“阐释人情”着实有助于改造国民精神并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三、悲哀之情

　　从《哀弦篇》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人情”中的“悲哀”之情是有所偏重的。他认为“哀乐在人，出于自然之调剂，皆足以移人情”，但“二者讎比，其差恒不能相当”，因为“悲哀者人生之真谊，万物莫能优之”。他指出，在人世间里，“恒乐少而悲多，乐暂而悲久”，欢乐短暂，但悲哀“永住无间”。在这情形下，“天下心声，多作愁叹之节，而激人情，感应尤疾”。因此，他肯定悲哀的作用，认为 “悲哀者，天地之心，宇宙何意，人生何闷，唯知哀音者始能见之耳。”晚清时期，中国处于弱国的地位，近代有识之士希望能够救亡图存，周作人认为悲哀的心态有助于人们兴起反抗强权压迫的激情。中国文学传统“本少欢娱之音”，古代歌辞“隐隐有哀色”，而中国近时久不闻悲哀之音，所以呼吁人们要复兴悲音。

　　《哀弦篇》结尾处，周作人引尼采的话，“唯有坟墓处，始有复活，吾亦以是为小希焉尔”。因此，周作人将文学的这种“移情”作用付诸于实践。如他与鲁迅共同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选材多来自波兰、希伯来等弱国的文章，《哀弦篇》也多向读者介绍弱国的悲文。他曾在1920年为《域外小说集》所作的《重印序言》中说道：“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④他认为东欧众多弱小国家之所以能够久处异族打压之下而仍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重视有“移情”作用的文艺的缘故。既然弱小国家的悲鸣有利于兴起国人的民族国家复兴情结，他便在翻译的选材、文学的评议中多持“文以移情”的观点，以悲哀之音帮助中国强大兴盛。

　　注释：

　　①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60.

　　②周作人；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09.

　　③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29

　　④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M].广益书社，19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