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坤

　　摘 要：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阐释了“知音其难”的原因，并提出“文情可鉴”的可能性，给出了“六观”这一披文入情的方法。对“六观”的具体内涵与定位，应综合各家之言进行整理分析，得出分歧所在。而“知音”之境、文人相轻、这两个命题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伸思考。

　　关键词：知音；六观；奇正；文情难鉴

　　一、金声玉振：“六观”小解

　　在知音篇中，刘勰提出的“六观”说向来是学者们热议的重点对象，自范文澜注：“一观位体，《体性》等篇论之。二观置辞，《丽词》等篇论之。三观通变，《通变》等篇论之。四观奇正，《定势》等篇论之。五观事义，《事类》等篇论之。六观宫商，《声律》等篇论之。”①后，也有许多學者致力于对“六观”的阐释与定位，通过阅读原典，并结合各家对“六观”的阐释，笔者得到了更明晰的认知，并将其总结如下。

　　（一）“六观”释义

　　1.一观位体

　　周振甫先生认为，“位体”即指作者根据所要抒写的情理来确定体裁风格。②童庆炳先生持相似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位体”似可理解为情理内容在文章体式、文辞方面如何得到艺术地处理，即整体上文章是否做到了“櫽括情理”，是否做到了“规范本体”。③袁济喜也在《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教材中总结到“位体就是观察作品的内容与文体形式是否相切合④”这是现下普遍被认可的一种观点，也涉及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作者想表达的情理变成文章的内容，内容决定了应该采用怎样的体裁。由此看来，多数学者将“位”看作动词，类“构位”义，“体”即确定文章的体裁，而李建中先生对“体”有更加丰富的认识，他指出：“‘体有三层意思，一是‘体要，体会要点；二是体裁与语体；三是‘体貌，即今天所说的风格。”⑤，李建中先生的说法是在刘勰的原义上有所延伸，也是合理而新颖的。“位体”在《熔裁》篇有所提及：“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正如詹锳先生所言，“‘位体指根据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确定文体。”⑥

　　2.二观置辞

　　对于“置辞”的解释差别在于“置辞”是否有更广阔的修辞意义。周振甫先生认为，“置辞”指文辞的安排。张少康先生认为“置辞”即文辞运用是否能表达充分的内容。⑦关于“文辞安排”、“文辞运用”的范围并没有明确。另一方面，童庆炳先生认为，“‘置辞问题与《丽辞》篇有联系，而且与《文心雕龙》中所谈的全部修辞问题都有联系。包括文辞表现情志是否做到繁略选择的问题、如何积字成词、积词成句、积句成篇中的修辞问题、对偶问题等。” ⑧笔者比较同意童庆炳先生的看法，认为“置辞”不仅集中在《丽辞》篇对偶与骈句的讨论中，也包括《练字》、《章句》等，其定义范围是可以拓展的。

　　3.三观通变

　　至于“通变”的解释，大多数学者都理解为：是否能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4.四观奇正

　　对于“奇”与“正”的释义也没有太大争议，但是在二者关系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刘勰是能够辩证看待的，而有些学者认为他执正驭奇，以“正”为主，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局限性的，这一点我们在第二部分还会谈到。

　　5.五观事义

　　童庆炳先生指出，“‘事义狭义地说就是典故，考察作品如何运用典故。”⑨对于“事义”的解释差别，就在于“事义”除了典故是否还有更广阔的意义。孙慧娟在论文中指出，“五观事义，就是观作品的题材，人、事、物等内容，包括用事、用典等，以及作品包含的思想。”⑩对“事义”的解释，参照《事类》篇，有“举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一句，笔者认为，就骈句的特点看，“援古以证今”不是对“举事以类义”的解释，而是与之并列的一部分，即所举之事不仅包括典故，也包括其他各种事例。

　　6.六观宫商

　　对于“宫商”的解释也集中在“声律”的义项上，根据《声律》篇的解释，主要指声、韵、调。

　　由此看来，各家对“六观”的解释，主要分歧不在于个别字义，而在于词义范围能否延伸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在阐释“六观”时，可以进行适当的拓展，但还是要在刘勰的原义基础上，回归文本去寻找答案。自范注“六观”后，多数学者都将眼光放在寻找其他诸多篇目中与“六观”相同相近的字眼上，统筹全书来解释，并且其考查范围不单单局限于范文澜所给出的六篇，这对于“六观”以及其他篇目的理解都是很有利的。

　　（二）“六观”定位

　　关于“六观”在《知音》篇中的定位，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说法。牟世金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指出：“刘勰的‘六观是‘批文以入情之‘术，并未提出衡量优劣的标准。11 ”同时，也有人认为“六观”是进行文学批评的标准。在笔者看来，虽然原文中有“优劣见矣”之句，但如果把“六观”看作批评的标准，还是过于抬高了它的定位。不论在此时还是彼时，“六观”作为标准都是不甚完备的。虽然“六观”涉及到多篇内容，在其余篇目有具体解释，但在其余篇目中，也没有对标准完全清晰的阐释。

　　所以“六观”不宜当作一个标准，更不必说用以当下文章优劣的评析了。

　　二、见仁见智：文心指疑

　　此部分涉及《知音》篇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是笔者心中所感所惑，愧无积学，或有偏颇。难吐珠玉，字字皆丑。

　　（一）“知音”之境，杳渺难期？

　　在《知音》篇中，刘勰发出“知音其难哉”的喟叹，但在文章后部分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指出通过“博观”等方法，是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

　　先来谈谈“知音之境”为何杳渺难期。钟嵘《诗品序》有一言非常形象贴切：“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除了刘勰自身提出的“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三个障碍之外，以个人喜好与标准评判作品优劣，也是鉴赏混乱的主要原因、达到知音之境的一大屏障。

　　另外，就算欣赏水平良莠不齐的读者们能够做到不以个人喜好标准，努力去寻求作者的情志，也很难达到与创作者“冥冥而合”的境界。试想，缀文者情动而辞发，引起其情动的经历、激起他感受的物象，都是没办法复原的。譬如曹植《洛神赋》的主旨，自古至今争论纷纷，至于甄宓是不是洛神，《感甄赋》是否为其所作，已无法考证，我们自然没办法回到与曹植创作时情志完全相合的境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欣赏，反而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美丽的想象空间。

　　所以笔者认为，知音之境诚然杳渺难期，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解诗时过分追求知音之境有没有充足的意义。孟子虽讲“以意逆志”，强调以读者之“意”迎取作者之“志”，但读者在“逆志”的同时也应该有自己解诗的权利。董仲舒《春秋繁露》有“诗无达诂”的观点，指对诗经的解释不是完全统一的；清人谭献《复堂词录序》也有“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12”的说法。读者由于期待视野的存在，对作品的领悟层次、深度也许能够超越创作者本身的水平。创作者可以有“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之感，那么读者为何不能更加“心有戚戚焉”呢。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刘勰对“知音”之境的执念是有时代背景的，主要来自于对时人臧否文章时主观臆断的不满，也有自身经历的感悟，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

　　（二）文人相轻，文人相重？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刘勰在《知音》篇中说：“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批评了这种现象，后文又有“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把曹植作为“文人相轻”的典例，笔者认为是不太合适的。

　　回到取典的《与杨德祖书》中，曹植整篇的内容是建立在一种观点之上的：“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

　　谈到陈琳，他认为“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

　　谈到丁廙，他认为“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

　　谈到刘修，他认为“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

　　其实并不是曹植瞧不起他们，认为自己的文章最好，实际是曹植认为作为批评者，首先要有比所批评之人更高的文学修养，不然便没有说服力，这正是他不愿修改润色丁廙文章的原因。

　　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多一点“文人相轻”的激辩之声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温柔敦厚是一种态度，而面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敢于否定正是文人的魅力所在，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的精神，对研习的学术是值得挺身捍卫的。

　　三、结语

　　《文心雕龙》体大思深，自成系统，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再次深深地感受到它的价值所在。以上讨论的问题只是作者在研读文章时星星点点的稚嫩思考，故命名“小札”，记录对《知音》篇的理解。只怕历史长河中的刘勰看到，要再叹“知音其难哉”了。

　　注释：

　　①刘勰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717.

　　②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296.

　　③童庆炳.《文心雕龙》“披文入情”说[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④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62.

　　⑤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18.

　　⑥詹锳.《文心雕龍》·知音篇义证.[J].天津社会科学，1982.

　　⑦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2.

　　⑧⑨童庆炳.《文心雕龙》“披文入情”说[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⑩孙慧娟.《文心雕龙》“六观”法及其实际应用[J].语文学刊，2011（11）.

　　11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49.

　　12谭献（清）.复堂词录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参考文献：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王秀华.刘勰奇正观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3]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