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云

　　摘 要：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发愤著书”说是创作的重要动因；西方诗学中谈到诗与苦闷的有叔本华和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等。中西双方一致认为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动力之一，但中西方的这一文论范畴仍蕴含差异。

　　关键词：发愤著书；苦闷；文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4-0016-01

　　苦闷似乎与文学作品的创作有不解之缘，许多作家和文论家都或多或少能与此有联系。中国最早有诗经中无名诗人吟唱“心之忧矣，我歌且谣”，①以歌排解内心的苦闷之情。西方《阿伽门农》剧中的歌队唱道：“智慧自苦难中得来。”②人在经历一定苦难后对人生和生活有深刻的体会，精神也更丰富。雪莱：“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③由此可见雪莱的创作体验是：苦闷比愉快更利于创作。通过总结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不难发现，优秀的作品大都表现痛苦，或产自于痛苦的心境。

　　一、中西方对“苦闷对文学创作积极作用”的肯定

　　中西文论家、作家和诗人等一致认同该观点：苦闷对文学创作有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

　　在中国，先秦孟子于《孟子·告子下》讲道：“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④也即，某些原因使人的心处于困苦状态时能够拼命地思虑，只有这样的思虑才深刻。因为，困心和衡虑会使得有志于正心诚意的人发奋图强，由此推之，人的心志、思虑在困悴中才有可能“而后作”。战国后期屈原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继承“诗言志”的传统。他写了很多作品以宣泄自己内心的委屈之情、满腔忧愤及爱国忠君等，使“发愤”成为言志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此之后，司马迁明确指出《诗》三百“皆意有所郁积”，“发愤之所为作也”，⑤他认为，屈原的《离骚》是由于自己内心的怨而作，其观点后来成为“发愤著书”说，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一脉相承。

　　唐代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平则鸣”说。认为人自身也和自然界的物一样，当受到外界的冲击，打破自身稳定后会“鸣”，此“鸣”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也是通过创作来抒发内心的“不平”，这些主动的“善鸣者”是典型的成功文学作家。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还进一步强调“愈穷则愈工”。这里的“穷”并非现代意义的“穷”，它代表一种复杂的苦闷，是精神而非物质的“穷”。中国古代文人所谓的“穷”专指士大夫怀才不遇、报国无路、忠君无门的苦闷。⑥是说个人的苦闷愈多，愈不得志，那么文人创作的作品就愈精彩。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人无论是“发愤以抒情”、“发愤著书”，还是“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观点，都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也体现苦闷士大夫、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西方对于苦闷与创作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始于精神分析学派，这不代表此前无人研究两者的关系。其亦有“苦闷是创作的动力”之说。叔本华认为痛苦是人生的积极元素，人有痛苦才从事艺术以求解脱自身痛苦。这里的痛苦主要是个人感触式的，源于人对外界与个体互动之中的思考，很显然，人生这样的苦闷不知有多少种。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认为，人生之苦是普遍的，“在内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地压迫着。在这两种力之间，苦恼挣扎着的状态，就是人类生活。”⑦这主要说日本人的苦闷。在日本，苦闷遍布人生，因此也有他们独特的审美观——物哀，一种由自然、人生各事各物引发的小到生活细节的哀愁情感。正是这些种种苦闷引起了作家创作的情思，由苦闷产生创作体会的例子中西方都数不胜数。

　　西方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苦闷是一种被压抑的无意识的欲望，而文艺创作和欣赏都是人的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的象征性满足。因此，只有感觉痛苦，有文学修养的人才创作，这一观点是弗洛伊德学派对诗和苦闷关系的一种解释。

　　二、中西苦闷产生原因的不同

　　（一）自然地理环境引起的社会文化差异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自然地理环境导致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这也是中西诗学存在差异的最根本的原因，社会文化整体环境的不同自然导致社会伦理、宗教科学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别。“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⑧由此，欲探究中西文人创作心理之苦闷产生的原因就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华文明源自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农业发达，而依托海洋文明而兴的西方国家则以商业领先。进行农业生产要求集体意识强，长期以来形成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结构，处于这样的环境加之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是政治世界，是一个“家”天下，那么文人自己的喜怒哀乐就不仅是个体的，而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有联系，形成社会关怀的心理。

　　西方商业发达，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来看，西方社会整体的逐利性、功利性较强。商业性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使西方人重个体，尚个人的自由平等、发展、创造，而较少考虑集体，因之喜怒哀乐也主要是个体的，在表达喜怒哀乐的同时易于将自我利益放在核心地位。

　　（二）中西文学观念差异

　　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使大部分文人官文双兼，此种身份适合古代政治体制，文人与政治密不可分也正是文学功利观的现实依据。古代人才选拔考试——科举制，使文人士子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以实现修、齐、治、平之人生理想，而一旦落空，即产生失望之情，愤懑积于心，不得志于时，便寄情山水吟诗作对以抒不平之气。政教分离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较深，114西方作家认为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相分离，其文学观念不是功利性的，艺术是个人精神世界的个性追求，并不与外在的现实世界形成冲突，也不必将个人的生存命运与社会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个人之痛苦源自幻想，因有种种幻想才心生不满足与苦闷，导致头脑处于“不清醒”状态。

　　总之，中西方一致认为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动力来源，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导致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的差异等，使中西的这一文论范畴仍蕴含差异。

　　三、中西苦闷的内涵比较

　　中国古代文人的苦闷很大程度上与社会责任有关，有更多社会政治意义。面对自己的苦闷和牢骚，文人要考虑“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思想，亦顾及君臣之道。由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报国和忠君密切相联系，因此，中国文人抒发内心苦闷与牢骚时并不用过于激烈的言辞，而是温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绪，缺少西方文人创作的悲剧作品让人心头一震的效果。这也是导致中国文人苦闷的弊病：自己内心有很大的愤怒要宣泄，但由于上述限制，不能过于狂放地释放自己，因此作品也就显得和人一样“温柔敦厚”。这并非没有好处，只是不利于伟大、震撼人心作品的产生。

　　作为苦闷宣泄基础理论的“发愤著书”说，突出个体由于自身机遇而产生的感情在创作中的作用。该理论的基础是儒家文学批评提出的“诗可以怨”，其初衷是希望文人的创作为人民代言，反映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时代呼声。此后各朝代的文学理论对该说进一步丰富，说明“愤”、“闷”作为创作的动力还是有一定的思想内涵的。苦闷的情感与讽刺也有联系，作为一种宣泄的手段干预到社会政治。文学有对现实的终极关怀功能、批判功能和审美功能等 ，要发挥作用就需平衡各种功能，不能过于关注实用功能而忽视审美。

　　西方认为痛苦植根于人的普遍人性、本能与生命力中，中国古代文人的苦闷表现为怨刺。西方文艺的来源之一是游戏，文学家或艺术家在创造时如同游戏一样，通过创造幻想世界来区分生活的现实世界，在游戏中减少自己的苦闷。西方认为中国古代通过干预国家政治进行讽谏来抒发自己的苦闷违背了自己本真生命意愿，而中国古代诗人不持西方的游戏态度。

　　四、结语

　　中西文论都认为苦闷的心理状态利于文艺创作，诗人苦闷来源于内心对于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不满足，郁积于心而成苦闷。其苦闷的具体来源与表现略有差别，中国古代文人的苦闷大多兼有社会责任，而西方诗人的苦闷则反映的是人性普遍存在之痛苦，感受力强的文人都是在通过观察人生社会和自然，幻想并思考自身产生作品。

　　注释：

　　①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②罗念生译.古希腊悲剧经典[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③转自钱钟书《诗可以怨》.

　　④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⑤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页.

　　⑥黄药眠，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81.]

　　⑦厨川白村.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