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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凌叔华小说“留有余地”的创作艺术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生活·下旬刊 热度: 16145
陈淑瑞

  摘 要:叙事节制有度,情感含而不露,于无形中将她独特的女性思想渗透到文本当中;不以情节的跌宕起伏取胜,将强烈的矛盾冲突以一种平淡融合的方式加以无形的消减,抒情不达极致,叙事不尽完满,给自己和读者留有思考和想象的余地。凌叔华以自己独特的叙述视角和行文风格,为后世留下了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

  关键词:凌叔华;叙事策略;叙述视角;结尾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4-0014-02

  凌叔华所处的是一个轰轰烈烈、破旧立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年代,女性作家大多或大胆激烈或深沉缠绵,而凌叔华却重点关注旧式大家庭中闭锁的深闺,深刻挖掘中国旧女性和不完全的新女性深层意识的陈旧软弱。表现在创作技巧上也自成风格,呈现出“留有余地”的艺术效果。

  一、节制适度的叙事策略

  情不张扬,事不极端。凌叔华多采用第三人称进行书写,使自己与本文保持一定的距离。她擅长发现女性心灵最深层、最细微的烦愁苦闷甚至悲凉凄苦,但很少刻画血与泪的人生,不让自己的情绪强烈、直白的外显,也不让故事中的人物在感情和事件上有太大的波动,只将她独特的女性思想渗透到文本当中,呈现出“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格。

  (一)“笑中带泪”的效果

  笑即幽默带讽,泪即无奈含悲。这看似对立的两个特点却在凌叔华的笔下得以完美的融合和统一,使得她的小说将悲剧色彩的题材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整体呈现出一种“笑中带泪”的效果。

  《花之寺》中故事一开始丈夫幽泉掌握着事情发展的主动权,抱怨自己被拘束的生活节奏和乏味无聊的生活现状,并将自己写不出诗归因于此。恰逢此时接到一封女子慕名暧昧的表意信,便在意淫中瞒着妻子去郊外赴约,而写信和赴约人都是自己的妻子燕倩。若从伦理上看,事情本身已经涉及到“精神出轨”的问题,可作者却巧妙的避开了这一点,没有安排作为妻子的燕倩大哭大闹,只一句“难道我就不配做那个出来赞美大自然和赞美给我美丽灵魂的人吗”的反问,妻子的无奈心酸、新式夫妻家庭婚姻中所存在的破绽却也分毫不减的呈现出来了。作者将故事背景设定在繁花盛开的大好春光里,乍一看是调皮的妻子给丈夫开的小玩笑,写的非常有情趣和活力,却包含着凌叔华对五四启蒙所宣扬的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等方面的深刻思考——爱情的失衡、婚后家庭生活的苦闷等,都在验证着所谓女性解放的不完全性。作者这样并不是隐藏矛盾,而是将这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隐藏在表面的相安无事背后。

  《一件喜事》和《有福气的人》从题目就用了反讽的手法:喜事真喜否?老太太真有福气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后者体现的更为明显,作者用了绝大部分篇幅来描述在外人眼里甚至在老太太心里家庭如何和睦、儿孙如何孝顺云云,直到最后才揭示出幕后的真相——所谓的孝顺只是哄得老太太开心,将老太太的好东西哄到手。结尾以女仆提醒老太太小心脚下“见不到太阳的青苔”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话语作结,至始至终未流露出任何的悲哀情绪。

  (二)借孩子的眼睛弱化悲情

  凌叔华曾在多部作品中写“孩子眼中的故事”,即借孩子的视角写成人的悲欢。孩童往往是天真单纯的,他们对封建家庭的不合理因素提出最直白的疑问,却始终无法给出一个真正可行的答案,无法为女性提供一条真正的出路。《小英》中安排小英来目睹姑姑的婚嫁过程,从她起初欣喜地盼望婚礼,到婚后沮丧地追悔姑姑做了新娘,这种喜事不喜的凄楚在孩子的眼中做了简单化的处理,旧式女性生存境况的艰难和寄寓的深意亦未曾减弱分毫。同样的,《中秋节》和《一件喜事》也延续了这种喜事不喜的意味,以“我”的眼光去观察和审视老中国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二、冲突的消解,情节的淡化

  凌叔华的文章不以情节的跌宕曲折取胜,而擅长对所有的矛盾冲突都以一种平淡融合的方式加以无形的消解:即使是暴露,也把暴露程度控制在一个相对平和稳定的范围之内;即使是讽刺,也未曾有恶意——作者的笔“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①

  在《吃茶》、《茶会以后》等作品中,传统的闺阁少女受到了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却始终无力破除自身及世俗的藩篱,无法掌握自己的幸福。作者没有着力渲染她们的痛苦、不满和反抗,只在几段叙述和人物的对话中,一种爱的失落和怅惘便弥漫于字里行间。《再见》中只记叙了男女双方多年后的一次偶遇,以“她”的视角去呈现“他”的虚伪、事故和刻薄,二人的心理和性格、作者对“他”这种人的厌弃和嘲讽的态度便也一览无余了。

  虽然多采用全知全能式的叙述视角,凌叔华却无意追究人物或事件的前因后果,只精心截取某个片断,将笔墨集中于一两个人物,一两件事情。关于《小刘》的悲剧,作者并没有将小刘如何结婚嫁作何人等详尽交代,而是巧妙的截取了婚前婚后近乎截然相反的生活画面,通过前后鲜明的对比,影射了在强大的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笼罩下女性无能为力的悲哀命运。《绣枕》是以“绣”枕和“看”枕前后两个片断连缀而成,真正记叙的只是闭锁闺阁里的“绣枕”,几乎没有情节,然而大小姐一生的命运却清晰可见。

  《酒后》、《春天》和《无聊》更是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作者细细碎碎地对婚后家庭里的这些人物进行不温不火的白描,初读几乎找不出故事的主线,只在结尾处话锋一转。就算是这种的“突转”,最多也只是突然而非突兀,转变之后趋于平静(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而非将矛盾激化。《酒后》的结尾,采苕从那个心仪的男士身旁回到丈夫身边;《春天》里的霄音在丈夫进门时把刚刚写好的给以前男友的信揉了;《无聊》中的如璧兜兜转转最终还是返回家中。婚后无聊的家庭生活似乎想发生点什么,可最终一切又回复到原点。

  三、戛然不止的结尾

  但凌叔华的结尾结束亦即开始,留给读者对所述故事无尽的回味余地和后续发展的想象空间,并在这种“脑补”中明了事情的真相、进一步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花之寺》中,结尾处虽然二人当时没有恼火,可这种存在于看似和谐的新式夫妻之间的问题却暴露无遗,举案齐眉夫妻感情也留下了不可修复的裂痕:两人回家会发生什么?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以后的二人世界该如何经营?……这一系列的下文全部交给了读者去思考与猜度。《有福气的人》中,当老太太知道自己在儿孙心中只是所谓的摇钱树时,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作者只字未提,可是老太太今后的命运呢?如果老太太手中再无好东西可哄了呢?一个在看似祥和的大家庭中孤苦终老、尴尬可悲的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凌叔华是位在艺术上追求高度自觉的作家,正如朱光潜在《小哥儿俩·序》中所评价的那样:“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②她关注半新半旧的人物不是她不懂得“新”,而恰恰是她能清醒的认识到那个时代“新”的破绽和问题;不是她没有追求和反抗,而是她在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清醒和冷静。总之,凌叔华含而不露的客观化叙事模式以及独特的表现艺术,为后世认识那个时代被忽略的“世态一角”提供了珍贵的资源。

  注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77.

  ②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九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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