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

　　摘 要：《战国策》用文学化的叙事语言，生动形象地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政策，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其最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塑造出了众多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热情讴歌了多位侠义之士的豪情壮举，本文以分析《战国策》中的刺客形象为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士为知己者死”的渊源与内涵。

　　关键词：《战国策》；刺客 ；人物形象 ；士为知己者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4-0010-01

　　一、《战国策》中的刺客形象

　　《战国策》①中热情讴歌了多位侠义之士的豪情壮举，其中作为刺客的“侠”，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之外、不受权势拘束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决定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战国策》中有三位刺客形象刻画的深入人心——豫让、聂政、荆轲，本文在第一部分将书中三位刺客形象作一一分析。

　　（一）豫让——士为知己者死

　　《赵策一·晋毕阳之孙》②记载，晋国义士毕阳之孙豫让，起初臣事范氏、中行氏，并没有受到赏识重用，后投效智伯，受到智伯的信任和重用，但后来三晋分智氏，赵襄子最怨智伯，竟然将智伯的头颅为饮器以解恨。豫让为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决心刺杀赵襄子。他首先“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未果，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为了不被旁人识破，竟“吞炭为哑，变其声”，豫让如此牺牲自己，就是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的信念。在正面刺杀赵襄子时，豫让毫不掩饰逃避，面对赵襄子的质问，他以“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答之，最后，赵襄子被其感动，允许其刺衣以明志，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虽事未成功，但心已尽矣，之后就伏剑自刎而死。

　　豫让行刺赵襄子，并非出于智伯的嘱托，也不为私心己利、立功扬名，驱使他如此的完全是忠心、正义和对知己真挚的情感，他舍命为智伯复仇，用生命捍卫智伯的尊严，也用生命谱写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悲歌。在豫让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二）聂政——为知己者用

　　《韩策二·韩傀相韩》记载聂政本是轵地深井里的一名屠户，“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与聂政交往，以深情厚谊相待，“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身为孝子的聂政虽十分感动，但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拒绝了严仲子的请求，并且拒绝了赠金。在多年后，为去世的母亲服丧期满，聂政没有忘记严遂的知遇之恩，“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决定履行诺言，为严遂所用。聂政单刀匹马在东孟盛会上刺杀国相韩傀，在逃走无望的情况下，聂政为了避免牵连严遂和家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义薄云天的生命。文章最后记载韩人取聂政尸体置于街市之上，欲以千金购其姓名，很久都没有人知道是谁。聂政的姐姐聂嫈，为了彰显弟弟聂政的侠义之名，刚烈地自刎于聂政身边。

　　豫让用生命高呼“士为知己者死”，但他也抛弃了家庭和妻子儿女，而聂政却是求得忠孝两全。聂政隐遁于市井之中，虽为“布衣之士”，但他恪守道义又忠于亲情，面对严遂的重金相助，他本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德礼义婉言拒绝，但心底却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在母亲百年之后，愿意“为知己者用”，聂政为严遂刺韩傀表现出了一种杀身成仁的侠义精神。

　　（三）荆轲——慷慨赴难，视死如归

　　《燕策三· 燕太子丹质于秦》中描塑造了一位机智勇敢的侠义之士——荆轲。荆轲接受刺秦任务后，自知此去定难返回，于是与友人慷慨诀别。《战国策》中描写了易水送别的场景，氛围异常慷慨、悲壮。在戒备森严的秦庭之上，面对威风凛凛的秦王，秦午阳“色变振恐”，这引起群臣的怀疑，此时，荆轲镇定自若“顾笑武阳”。向秦王献图，可惜没有刺中秦王，反被秦王刺伤，“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目眩良久”。

　　陈平原先生在其书中提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③”如果说豫让、聂政的牺牲是为了感恩于某个人，那么荆轲的牺牲远不仅仅是为了感恩于某个人，而是在国家危亡时，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面对如狼虎一般的秦国没有退缩，慷慨赴义。一垂荆轲泪，千年壮士魂。刺秦虽然失败，但荆轲的英雄气概却为后世传颂不休。陶潜有诗《咏荆轲》赞曰“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陆游云：“悲歌易水寒，千古见精爽。”清代诗人龚自珍赞荆轲“江湖侠骨”。

　　二、分析“士为知己者死”

　　从客观上讲，行刺计划如果失败，那么行刺本身就没有了意义。那为何关于刺客的故事却历来被人们传颂且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究其原因，在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历来被中国人所看重的精神价值——仁义。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说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望也哉！”④这里的“义” 归根到底是通过刺客的“士为知己者死” 体现出来的。

　　（一）先秦“士为知己者死”的背景渊源

　　“仁者，人也”，我们所说的“仁” 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心意感通，亦即是“以心换心”。⑤这种以心交心的关系在古代社会很早就已经出现，“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最早出于《战国策》，但“士”早就有重友的传统。在《孝经·谏诤》中就有“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的记载。《诗经·王风·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吐露了一种知己难求的无奈。《楚辞·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就传达了一种相知相识的真挚情谊。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故事成为传颂千古的美谈，“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更让“知己”之情具有了牺牲精神的内涵。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纷争，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争斗不断。动荡的社会现实也使得众多的能臣义士流落于市井之中，他们虽有抱负之心，却无实现之力。而各诸侯国、各个权利集团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广揽贤士能士，养士之风盛行，这让众多困于乡里市井的侠烈之士感恩于礼遇，故视那些礼遇他们的人为知己，甘于为其所用，甚至献身牺牲。

　　此外，侠义之士慷慨就义的牺牲精神与当时“舍生取义”思想亦有着紧密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在生死观和价值观上，各家对“义”都有着独特的推崇。儒家追求人生不朽，追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道家倡导坦然面对生死，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墨家则倡导理智对待生死，“万事莫贵于义”，在生死抉择上以“义”为准则。由此可见，重义轻生的侠义思想是各家的核心思想之一，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众多忠义侠士。

　　（二）何为“知己”？又为何“为知己者死”？

　　知己，顾名思义是了解、理解、赏识自己的人，更常指懂自己的挚友或密友，他是一生难求的朋友，是友情的最高境界。更重要的是，“知己”有更高层面的意思——了解、认可自己的价值。《论语》中有记载“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意思是别担心没人了解你的价值，你自己要首先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当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时，便要有人“知己”了。那么，士为什么要为知己者死？因为有价值的处在社会底层的士必须有人赏识，才有可能获得干一番事业的机会，也才有可能因此得到一定的权力和好处。如果没有人赏识，学问再好、知识再丰富也只能是终老桑梓，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能遇到赏识自己的人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论及《战国策》中的刺客，如前所述，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得众多的能臣义士流落于市井之中，虽有抱负之心，却无实现之力。当有人愿意以常人不曾有过的礼节礼遇他们时，即使被“利用”，即使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

　　三、结语

　　“以众人遇我，以众人报之，以国士遇我，以国士报之⑥”，你可以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就用生命报答你。从豫让、聂政到荆轲，都为了知己的知遇之恩而飞蛾扑火般慷慨就义。士是一个广博的群体，有抱负却得不到施展的大有人在，如有人礼遇，赴死不仅仅是一种报恩，更重要的是其自身价值的实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悲壮且英雄的壮举。

　　注释：

　　①刘向（汉）.王华宝（注译）.战国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刘向（汉）.李维琦（点校）.战国策[M].长沙：岳麓书社，2015.以下涉及原文内容皆参考此两部书.

　　②刘向（汉）.王华宝（注译）.战国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226-227.

　　③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3.

　　④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⑤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⑥刘向（汉）.王华宝（注译）.战国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