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侠女；侠性；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8-0012-01
唐传奇与《聊斋志异》一脉相承，但又存在明显区别，就文言小说中关于“女侠”的题材，二者就存在着和而不同的表现手法，这两个时期的女侠形象就是一个从“侠性”逐渐向“人性”回归的过程。
一、“侠性”向“人性”的回归
“作意好奇”是唐人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文人们将诗词、宗教、奇闻异事融入小说，使小说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唐传奇的侠女题材主要在于突出侠客的“侠性”，似乎忽略了性别的重要性。在裴硎写的《聂隐娘》中作者只是简单介绍了隐娘的身世，其性格却无意透露，而在凸显聂隐娘高深的武艺时大费笔墨，作者笔下的侠女聂隐娘可以做到“刺猿猱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其功力深厚可想而知。在这里仿佛聂隐娘就是只是一个侠客，身边的封建礼数对其都没有约束作用，她可以自择夫婿，也可以不受管束，我们既没有看到她身上的女性美，也没有看到封建社会里标榜的妇德。聂隐娘被作者抹去了一个妇人该有的性情，而被赋予了“侠性”。袁郊的《甘泽谣》里的“红线女”也是侠性十足，但我们却在其身上看不到一点女性的光芒，作者并不因红线是女性就落入俗套描写她明眸皓齿的美貌、恭谨贤淑的妇德，而是以其女侠的身份凸显其技艺绝妙，红线能够神出鬼没潜入重兵把守的节度使田承嗣的寝殿，并不费吹灰之力取走其枕边的金盒不被发现，最后向旧主说明情况后“遂亡所在”。《贾人妻》中更是将其侠性渲染的令人听之色变，为了报仇她竟然能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一走了之。《荆十三娘》中的侠女也是义薄云天但又冷漠无情，从她们身上只看到了侠义却看不到人情，她们都是重义气而轻人性的代表。这些女侠们丝毫不受礼教约束，是封建社会里一群特殊的存在。
《聊斋志异》里的侠女是侠性与人性并存的，我们除了能发现其武艺与侠性兼具之外，还可以看到其作为女性所应有的性情。《侠女》篇作者最先描写了侠女“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艳若桃李、冷如霜雪”的外貌，此外侠女帮顾生的母亲缝纫衣履，“出入堂中，操作如妇”，顾生母亲私处有疾，侠女为其洗创敷药不厌其秽，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故事，侠女其实是一个标准的的贤妇形象。作者在描写侠女复仇等方面几乎是一笔带过的，最后也是“女一闪如电……遂不复见”而结尾。《商三官》中三官高呼礼仪道德闪亮出场“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礼者？彼独无父母乎？”、“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骨骸暴露，于心何忍矣！”三官杀死豪主，又因无言面世而自刎，是一个深受封建礼制熏染的女性，在她身上侠性是第二位的。《庚娘》中也是如此，庚娘温柔贤惠、重视节操又机智勇敢，智取仇人头颅后因名节了自刎而死。在蒲松龄笔下侠女的人性、妇性是第一位的，而侠性却是第二位的。
二、侠女性情回归的原因
唐传奇和《聊斋志异》都有关于侠女的故事题材，然而二者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唐人笔下的侠女重点突出其“侠性”，而蒲松龄笔下的侠女却兼具侠性与妇德，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联。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其开放的思想为各种文化的萌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人性格豪放喜欢在一起征奇话异，“作意好奇”自然成为唐传奇的一个显著特征。为了达到征奇的效果，作家们往往挖空心思构建故事情节，唐人运用玄怪之事来渲染情节的离奇，过度地重视情节的离奇却忽略了人物的塑造，因此唐人笔下的侠女通常不具有辨识度。聂隐娘、红线、荆十三娘、谢小娥等这些女侠往往都是武艺高强、行踪莫测的，但她们的性格、德行都被忽略了，这与唐朝宽松的女性制度有很大关系。此外为了突出侠女的神秘，作者都会在结尾安排其忽然消失的无影无踪，进一步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最终达到“作意好奇”的效果。蒲松龄笔下的侠女较之唐侠女就更为接地气，作者运用传统的笔法对其进行外貌性情描写，她们通常是明眸皓腕、冰雪妍姿而又才华横溢、恭谨娴熟，《侠女》篇中侠女虽然也是刀刃仇人，但在这之前侍奉顾生之母，帮其缝衣做履，仿佛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妇人。作者在描写其侠性时有时甚至一笔带过，其行侠情节也是惜墨如金，往往只在故事结尾稍稍指出。清代是一个对妇女压制加深的时代，统治者制定了大量礼法来要求妇女守节、遵守妇道，故而即使是蒲翁笔下的侠女也完全一副封建礼教制约下标准的女性形象。
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得一面镜子，我们总能从其字里行间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唐传奇与《聊斋志异》中人物书写的不同，自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主流意识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1]吴丹樱.《聊斋志异》分类选注[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
[2]张友鹤.唐传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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