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往事如烟”，人们都这样说。我以为并不尽然。青年时代的一些经历，往往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比如初恋。爱是不能忘记的。经历过真正意义上初恋的人，当时的情景总也忘不掉。哪怕是几十年之后，到了老态龙钟、风烛残年的时候，昔日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至多回首往事时，产生的感情不如当年的强烈罢了。
我是把脑海里储存的初恋经历，当作财富的，以资晚年追忆、回味。尽管感觉上往往是苦涩的、酸楚的，令人心痛的，然而也会渗出一丝丝甜蜜。很多情景仍会令我陶醉，回味无穷。因为曾经拥有过而倍加珍惜。人生一世没有点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那就太平淡了，只能算是精神上的穷人。
一 联欢初遇
由于抗日战争，我们兄妹随父母颠沛流离，最后定居在贵州的黄平，在这里成长、求学。
1949年年底，这里解放，学校复课。1950年7月我在黄平中学初中毕业。因为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力不能及，当年秋季黄中没招高中。我们同住县城的几位同学组成了一个复习小组，随校内的初三班旁听。1951年春季才考入该校的高中一年级。我居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暑假中被选派去参加土改运动，在黄平县平溪乡的二村。一个多月后，回校，又被指派参加专区举办的中学教师政治学习会，帮助教师思想改造。住镇远中学，在镇远呆了一个多月，十月中旬才回校上课。
因为班级人数太少，1952年2月被并班镇远中学去读高二。这使我有缘和她――H。Q。成了同窗。在新旧同学的联欢晚会上，她用小提琴演奏了一曲《北风吹》，好像还唱了一首歌。至于我当晚做了些什么，还真是忘得“往事如烟”了。当时的印象是有小提琴的家庭不是一般的家庭。这种家庭出来的人自然也就不是一般的人。后来得知那架小提琴是关押在镇远监狱中的日本战俘做的，被她家买到了。
二 歌台谊萌
最初，我们只是一般同学，互知姓名而已。彼此间没有什么特殊印象，更不存在一见钟情。当时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很多，学校往往也配合。记得到校不久，当地政府开展禁鸦片活动，我就被指定到街道上去向群众做演讲。为了配合“三反、五反”，排演过有针对性的话剧。这些活动使我们接近了起来。第一次在一起排练的歌曲是反映治理淮河的大合唱。歌名忘了，曲作者像是瞿希贤。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有了多于一般同学的接近机会和共同语言。后来我了解到了她家庭的一些情况。书香门第，父亲是政府团结的民主人士，三位姐姐、一个兄长都有工作，嫂嫂是省城当年较有名的美女。家中藏书很多。我酷爱读课外书，试着向她借，很慷慨地从家里带来了几本中外名著。令人不快的是，被一位李姓同学转借去而丢了一本，好像是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当时买不到也买不起，使我很难堪。她原谅了我，没提出索赔。后来听说，她受到了家庭的责备。不免心生感激之情。
1952年暑假，高中学生没放假，办暑期学园，学习政治。同时利用这段时间排演歌剧《白毛女》。导演是军分区文工队转业的蹇某，其父是曾受到鲁迅称赞的文学家。我被指派演杨白劳。起初要她演喜儿，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换了一位姓孙的，她演群众。以后又和她在其他一些场合配合过。1953年，学校举办班际歌咏比赛，我们班排练的是《黄河大合唱》。我独唱《黄河颂》，她独唱《黄河怨》。我们经常在一起练唱切磋，后来，我们都会唱对方所唱的歌。正式演出效果很好，得了奖，台下不少抗战时期流亡到这里的北方籍老教师都流下了热泪。1954年春节，我们还带着这个节目去和镇远军分区的官兵们一道联欢。由于接触较多，在排练《黄河大合唱》时，我们宛然已成为朋友。经常在一起交谈，话题广泛。谈学习、谈思想、谈未来、谈共同爱好，偶而也谈及家庭。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因为经常接近，闲谈无忌，同学们好像嗅到了什么，自然免不了窃窃私议。但是我们却很坦然，心里没有什么异样的想法，只是把对方当作朋友，在一起交谈觉得开心。
三 友情突变
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改变了我们交往的轨迹，促进了感情的升华。
1953年11月的一天。我的同桌毛某与坐在后面路过桌边的黄某，发生了争执，动了几下手，随即劝开了。凭印象，大都认为怪身高力大的黄某，而事实不然。晚自习休息时，我俩照例又在走廊里闲谈。姓杨的班长为了弄清真象，消解矛盾，来向我作调查，我是现场目击者，如实客观地作了反映，指出起因在我的同桌。
上课的铃声又响了，同学们纷纷进入教室，我俩为了多说几句话，依然倚在栏杆上没动。突然她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在我的右颊上吻了一下，就匆匆跑进教室。我惊呆了，不知所措。要知道这是当时男女之间最亲密的举动，公开场合绝不会有，连电影里也几乎没有这样的镜头。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人们是非常讲究非礼莫为的。虽然已经解放三、四年了，可是社会风气仍然很封闭。她的举动使我意识到既要有很大的勇气，又要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不是一时地冲动，而是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我的心被她俘虏了，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不可等闲视之，要珍重。后来我问她，那天为什么会这样，她说，从你向班长反映情况这件事上，我看到了你的正直、坦荡，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我也征服了她的心。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我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我对她的感情升华了。我们的感情更加亲密了。时常放不下她，想更多地接近她。一时见不到，就像丢失了什么，而一旦见到了她，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满足。连她在其他地方发出的声音，耳朵也能敏锐地捕捉到。我知道已经爱上了她，相信她也在爱着我。我们的相爱就这样毫无曲折险阻地自然发展而形成了。只是还没把隔在中间的那层薄薄的纸捅开而已。
我们是同龄人，那年18岁，豆蔻年华，情窦已开。我的生日是农历的腊月十七，她的生日大约比我晚10天左右。只可惜记不得具体日期了。说实在的，她并不十分漂亮，个子不高，在当地算中等，圆脸微显胖，但身子瘦。左眼眼睑下垂，略小，我曾答应她有了工作以后，陪她到医院去手术，可惜诺言没能兑现。右眼深邃水灵，清澈明亮。她爱好广泛、多才多艺、能唱会画，会拉小提琴、吹口琴，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字迹娟秀娴熟，和我的爱好有很多共同之处。她性格开朗、温柔而有些懦弱、待人真诚、表里如一，既不喜掩饰，也不矫揉造作，纯洁得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虽非秀外而却慧中。我的活泼开朗、坦率正直、诙谐风趣，她也是很赞许的。
我们的感情变化，会流露在行动上，当然瞒不住人。同学们议论纷纷，甚至当面道出。有的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有的说你们算得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水到渠成；有的说你们志趣相投，天生一对；我的同桌毛说你是唱歌唱来了一个女友。我当时真想反击他：感谢你，是你和同学闹纠纷帮我闹来的。但是我不能说。对同学们的议论，我只能默认了。
相爱后的突出反映是心里都装着对方，有了什么收获都想着和对方共享。我们这一届高中是1951年春季始业，要在1953年冬季才毕业。为了做好善后工作，最主要的是思想政治的鉴定工作，很繁琐，所以要到春节后，才能离校，等待1954年7月的高考。为了让我们的在校生活不太枯燥，学校在除夕夜举办了一个小型联欢会，住在城区的低班同学来表演了一些节目。会后又来了个猜谜的悬赏竞猜活动，还为我们联系正月初二与军分区的官兵联欢。我受慈母的熏陶，自幼喜欢猜谜，也掌握了一些技巧，有时还自己制谜。当天灯谜会上我还真火了一把，猜中了不少，得到了不少奖品。最后还剩下几条难度较大的，我又猜中了一条。谜面是“走麦城”，谜底是“翠”字。领奖时，教导处黄主任夸了我几句，说猜中这样的谜才算有水平，还告诉我，谜面也可以用“乌江自刎”。并按原标的赏格加倍给了我。奖品中有不少食品，但我不愿独自享受而是到处找她，与之共享。
四 初尝相思
暂别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离校等待7月份去高考。她家在本城，而我要回到70多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县城。
在贵州生活了十几年，一直不辨东西南北。这里不像我的故乡是一望无垠的平原，可以凭地平线尽头看到的日出日落辨方向。这里可不行，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之说，山峦起伏一座连着一座，视野非常狭窄，日出日落都早早隐藏在山的那边，再加上经常是云雾缭绕，迷迷濛濛，凭自然现象来判断方位实在是太难。所以每到一处只能按当地的街道名、区域名、城门的称谓来大致了解方向。出门要记住街道名，转弯时的左右走向，以及周围事物的特征，才能回到原地。镇远城只有两道街。依据当地人的介绍，潕阳江大致是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河两岸各有一条街。北街比较繁华，湘黔公路与街重合，南街较为僻静。街长约四、五里，城东有老大桥连接两街，城中部又有一座新大桥使两街串通。学校在城东端的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全城，她的家在南街的西半部，距学校约三、四里。
1954年正月初三晚上，我帮她拿些行李送她回家。行李放下后，她又折身出来，要送我回学校。当时这座小城的电厂只有一台蒸汽机带动的几十千瓦的小发电机，勉强供应照明。夜幕降临时供应，午夜12点停机，停电前10分钟拉闸闪动三次，以示提醒。她家所在的街道没有路灯，北街上也只是距离很远才出现一个昏黄的灯泡。是晚，朔风凛冽，碎雪飞扬，街道上空无一人，冷清黑暗。我们时而缓慢地徘徊在师范学校大门前操场上，时而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互相温暖着。从师范学校院内透出来的微弱灯光，映照在她的脸上，依稀见到眼里含着晶莹的泪珠。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真怕它走得太快。我们依依不舍，不忍分离，而又必须暂别。夜阑更深，万籁俱寂，只能听到我俩心房的跳动声。快要停电了，我不得不把她送回去，而后踽踽独行，返回学校。走完街道，还要攀登几百级台阶，仗着路熟，摸回了宿舍。
翌晨，我踏上了回家的路，与她暂别了，时在1954年2月6日。必须到7月去省城参加高考才能再相聚。我们只能靠写信来表达心声。记得她家的住址是和平街，门牌号却忘了。信固然能带来慰藉，但并不能解除我对她的思念。回到家，空余的时间多了，在思念她的时候，逐渐理清了自己的认识。她主动地吻了我，这是在向我坦露心扉、展示感情，是抛向我的绣球。然而女孩子都有她们的自尊和矜持，有一条底线等待我去冲刺，我应该主动表明我的心迹，让她的心安定下来。我把她的热吻看得很神圣，认为事关大节、清白所系，不可辜负，更不可玷污亵渎，我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既然知道互相热爱着，就应该由我主动提出把关系确定下来，因为通常都应该由男方提出追求，这才符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古训。
我对她的思念与日俱增，向她表白的愿望更其强烈，终于决定再去镇远与之短聚。1954年5月，气候宜人，正当各处火红的石榴花盛开的时候，我动身了。在崇山峻岭间跋涉了两天，沿途道路崎岖、山水相连、肌体疲惫却心旷神怡。黄昏时来到了她的身边。她和另外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复习小组，在一起互帮互学。见到面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我俩还得在表面上佯装镇静。为了不影响她复习，我们只偶而在白天出城郊游，顺着山路或大道到东关外，西门外漫步闲谈。更多的时候，是晚上在穿城而过的潕阳江畔的柳荫下倾吐心声。当时正值农历四月的上半月，天空晴朗，皓月当空。银色的月光，透过树隙洒在我们身上，斑斑驳驳、朦朦胧胧，给人一种神秘感。这里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风景区、游泳胜地――杨柳湾。夜晚十分寂静，着实是恋人幽会的好去处。坐在岸边平整光滑的石块上，望着月光投在滾滾东流的水面上，才能真正体会到“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诗韵。1954年5月11日的晚上，我向她吐露了爱慕之情，把敷在我们之间的那层透明的薄纸捅破。她没有用语言正面回答，却用拥抱和亲吻默默地表示着接受了我的爱。停留了五天吧，我又离开了她，回家耐心地等待着两个月后的再相会。
五 省城应试
1954年7月上旬，该是我们去赶考的时候了。因为要到省城里去体检。所以必须提前几天到达招生主管单位。为了让考生顺利成行，政府责成交通部门要优先满足考生乘车，还要留出一定的座位，让沿途的考生走得掉。去省城的汽车要途经我住的县城。每天我都到车站去看看，几天来已经过去了好几批，可是一直没见到她的身影。几天后，我和另两人也上车走了。到贵阳后，仍然每天去车站迎候，可就是见不到她的到来。这一天又有几位同学下车，一位姓宗的女生，叫住我，告诉我H。Q要她捎一幅画来给我，还说她今年可能不来参加考试了。我愕然，急着问为什么，宗说在镇远体格初查时，说她肺部可能有问题，怀疑被她三姐传染。我当时木然呆站着，脑子里一片空白，但转念一想，这不可能。直觉告诉我，这是误诊，相信她会来的，待同学们走后，我展开画卷，一张八开白纸，背面用草纸裱衬着，上面写着赠给我留念的字样，正面用水彩画着几棵挺拔的阔叶树，枝叶繁茂。树间有一片空地，绿草茵茵，像铺着绒毯，勾起了我的遐想。这是一片多么幽静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树行里信步走动，在空地上躺卧、憩息，坐在绿草地上抚琴吟唱。几天后终于把她盼来了，同车的记得还有团地委的几个人。她带着一口小皮箱，我连忙接了过来。她们可能是最后一批到达的。我的直觉没有欺骗我，她的身体没问题。
我们住在贵阳一中的一幢教学楼里，女生在楼上，我们在楼下。我哥哥曾于1951年夏步行五、六天到贵阳去考大学，因为高中只读了一年，不让参加。但有关部门对他很负责，安排他在这所学校插班又读了一年，1952年被重庆大学地质专业录取。贵阳一中的位置该是在省城的西南角，濒临南明河，距河滨公园不远。公园的南侧是南明河，当作自然屏障。河南就是郊区。从一中向南而西折走不远就到了公园的河南岸。文科考场设在一中的饭堂兼礼堂里，理工科的考场大概设在河对岸的贵州大学里，考前并不紧张，没有如今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惊险场面。我们偶而也能短聚一会，哪怕默默地对面站上几分钟，也会感到欣慰、怡悦。
考试结束了，我们仍住在原地过着团体生活，等待录取通知书。这时的考生们都轻松得像出笼的鸟儿，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相处在一起。市内喧闹的大街上，市郊宁静的小路上，就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其间，我陪她去拜访了她三姐的好友，她送给我们两张音乐会的入场券。我们在省剧院欣赏了女高音歌唱家郞毓秀的独唱。演唱间歇，贵州文联主席郭某登台献上了一首《日落西山》，声音沙哑，我还真没听中。省里主管高考的单位，还组织考生参观了贵阳师范学院、听欧少久的相声、登东山、游花溪。可惜我感冒没能去欣赏这颗高原明珠的风采。以后几年虽曾多次去过贵阳，都因为太忙没去成。至今仍以为憾。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河滨公园南侧河畔的城郊，那里清静。晚饭后出发，夜深后回来，携手漫步，细语低谈，每晚都有说不尽的话题，说累了就相拥而坐，算是休息，笑颜相对，脉脉含情，如在桃花源中。在这20多天里，我们全都陶醉在幸福中。其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在一中院外波光粼粼的南明河畔，我们郑重地明确了恋爱关系，私订了终身。
六 离愁海深
好景不长在，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陆续到达，我们将面临离别。因为只要不是被录取在同一所学校，就得天各一方。寄送通知书的办法是：每个考生领到一个印刷好的信封，由本人填好收信人地址和姓名，贴上邮票，交给招生主管部门就行了。这些信封又被送到重庆。当时全国分为几个大行政区，贵州属西南区，领导机关设在重庆。大多数考生都住在原地等候。被录取的人信封上加印的是录取学校的名称。不被录取的信封上盖的是西南区主管单位的名称，但大都用黑色。她先接到了通知，是云南大学林学系。我晚接到几天，上面盖着西南区主管单位的名称，但是红色的，大家猜不透何以颜色不同。拆开一看，其实内容一样，也是未录取。一个升学，一个落榜，一对鸳鸯更铁定了要离别。面临的前景是相思之苦，其程度胜于各在一校，来得更沉重。
事后想了想，名落孙山是必然的事，客观原因是那年从在职干部中抽调了不少人来应考，在录取分数上有照顾。而主观是努力不够，还因为一件没想到的事影响了复习范围、时间和报考的方向。
1950年暑期，在黄平中学我参加了歌剧《赤叶河》的排演。因为年纪小演配角，但是我唱得好，尤其是台词说得好，普通话发音较准，声音响亮有音乐感。论起普通话来，我有点像无师自通，受了点环境影响而后举一反三，这得益于我掌握语音的能力较强吧！在家我用母语――父母的口音。在黄平很快会黄平话，到镇远不久能模仿镇远话，在贵阳也能抓住几个特殊的音节，偶而还能套几句川腔。1957年在从江还学了不少侗语。七、八个月以后，便可半汉半侗地传达精神布置工作。侗族民风淳朴，很多风俗和汉人不同。比如遇到年轻姑娘，可以问她愿不愿意给我做老婆，她会高兴而爽快地说愿意，这不是在调戏她，是在夸她。她也知道你不是真要娶她，但是可以让她得到满足，认为自己长得漂亮，被人喜欢。还记得这句话的发音是“Lǎmiēwǎimái ūyáowǎilī”。不过，我上学时模仿英语语音的能力太差。由于台词受到人们的推崇，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每逢政府有什么重大社会活动，学校都要配合排演一些文艺节目，直至到镇远中学演出《白毛女》，先后参与了不少次较大型的演出，记得有《抓壮丁》、《王秀鸾》、《夫妻之间》、《母亲的心》、《考验》、《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思想问题》、《在新事物的面前》等等。《在新事物的面前》还拍了剧照，不知一共洗了几张，我却弄到了一张保存着。1996年9月镇远中学给我寄来了一份邀请书，邀我参加九十五周年校庆，并征集文物。我把这张照片拿去翻拍，想放大一张寄给镇中，殊料翻得不理想，我只好割爱把原件寄了出去，是否收到未见回音，至今仍有些后悔。总之在黄平和镇远这两座小城里被不少人认为有表演天分，这种印象，一直延到几年以后。一位没任过我的课的女老师姓冯，是徐州人。是距离我们老家最近的老乡。抗战期间参加过郭沫若领导的国防部第三厅下属的某个抗敌演出队，曾和另几个人与田汉合过影。她的丈夫姓张，听口音可能是苏南人，民主人士，解放后任专署文教科长，1952年蒙冤入犾而死。后来可能是H。Q。在给我的信中说，已为张平反昭雪，并且开了追悼会。冯本人可能也在57年前后冤死于政治运动中，撇下了一女二男。后来我见到过她女儿，在铜仁专区的花灯剧团当演员，两个儿子下落不清。冯当时在黄平中学教音乐，我去看望她，给她帮忙教学生学了一首《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一天，冯关切地对我说，你有表演才能，愿不愿意去话剧团。说实在的，那时候还真有点喜欢演戏，还想去当电影演员哩。就随口答应愿意。她说我可以替你联系。原来她在三厅演出队的一位姓刘的同事，当时是湖南话剧团的团长。冯主动为我联系，不久回信要我写一份简历，再写一篇剧评。我记得写了一篇评论前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文章，现在已不记得写了些什么，大概是对剧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作了分析吧。寄出不久，居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信。信上盖着公章和团长的私章，唯一的条件是路费先自筹，到团后再报销。家里当时很穷，筹措不起。冯热心肠，就替我借。从黄平到长沙，途中要转几次车，估计要五、六十元。还没凑足，忽然节外生枝，住在我家斜对门的县团委卢书记，女性，原来就认识，一天见到我，拿着一份报纸对我说，中央有规定“本届高中毕业生一概不准留作他用”，要保证全部去报考。我早在1950年的8月就入了团，组织纪律要遵守，于是打消了去湖南的念头，再去报考大学。让冯老师很被动。后来告诉我，如果去了湖南，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保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去深造。命运真会捉弄人，如果当时去了长沙，现在我又将是个什么样的呢！
由于这么一折腾，影响了复习，可是又不甘心，就想报考戏剧学院，不久在报纸上看到报考这一类的学校必须到重庆、北京、上海去报名。哪来这些钱，我只能作罢而改报文科。当时也曾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所以还准备了笔名。连同起名根据是这样说的：“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和她，我叫韩珂。”姓是母亲的姓，名是她姓名的两个字各取一半组合的。还可以拆开读成“韩王可”，意即姓韩姓王都可以。考文科我就遇到了“调干”的竞争。没有加分的优势而败下阵来。当时如果随便报一个师范学院的数学专科，兴许就挤进去了，也就不至于20年后差点连个民办教师都当不成。这也算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吧。
未被录取，必须尽快离开贵阳回镇远找工作，解决民生问题。临别前的几天，我们都沉浸在痛苦中，“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她在南明河里为我洗了几件衣服。一天晚上，主管单位组织我们看电影，可能算是为全体考生送行吧。入场券是随意发放的，我俩的座位离得较远。一位姓崔的同学，老家山东广饶，从初中就同学，我和他在业余舞台上是老搭档，他主动调换，让我俩前后相邻。她在前可以仰靠，我在后可以俯倾，尚可聚首相依。
1954年8月17日，早晨，我们10多个落榜者结伴而返。她送我到车站，默默地走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上车前她递给我两块面包，神情惨然。我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只得忍心扭头进入车厢。车开了，远远地看到她还站在那里。我第一次体味到了分离的痛苦，才更深刻地领悟到了古诗所说的：“寸心宁死别，不忍生离忧”的含义。
临别前，我们分别在对方的小本子上写下了留言。我写了些什么脑海里已经荡然无存，大概是一些安慰、鼓励、表明心迹的话。而她的留言至今我仍珍藏着，经常打开读一读，借此勾出遥远的回忆，品味那段回肠九转，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其中有几处这样写道：
“我们的友谊是会永恒的，因为我们的感情不是建筑在金钱和地位方面，而是信任和忠实。”
“我感到很骄傲，因为我能与你结成亲密的朋友，你是一个很朴素的青年。”
“真挚的感情是不会受时间和距离这两个因素而影响的。”
“请你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最后愿我们的感情，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永恒和光明。”
字里行间凸现的是她的一颗真挚赤诚的心。每每读到它，都会使内心升腾起一股暖流，欣慰和信任，幸福与满足。
七 飞鸿翘望
回到镇远，随即向组织部门递了工作申请书。1954年8月31日，我拿到了分配在专署工业科的介绍信，其余人都分到各县粮食或森林工业部门去了。这个科是几个月前才成立的。原工商科变成了商业科，调配人员新组成工业科。连我一共四个人，是该局的元老。第一任局长姓王，山东齐河人，身材魁梧，性格豪爽。1955年6月，抽我去黄平搞合作化，走前鼓励我，到基层好好锻炼，今后给我管人事。1956年3月，为他写了一份肃反总结报告，很满意。告诉我，是他看了个人履历和学校鉴定后指名要我的，没要错人。1956年4月，派我陪省工业厅资源勘测处的技术人员到剑河县去勘探铁矿，回来后又以局党组的名义写了一份《剑河县铁矿资源勘察报告》上报地委，而再次得到了他的赏识。
第二任局长姓潘，黄平人，苗族，30多岁，性格开朗，好动、喜欢唱歌，和我很投缘，局里一些本该他主持的事，往往放手叫我做。比如省里召开的对资改造会该他去，却叫我去。局里召开机械制造技术革新会，该他挂帅，却叫我去主持。因公出差，大都要我陪着，成了他的兼职“私人秘书”。夫人姓蒋，也是黄平人，后来听说，他当了凯里市长，夫人当州委副书记。
工商刚分家，仍在一个地点办公，位置在专署大院外，东关街道尽头向北转弯处，街东侧，隔江和当地名胜青龙洞相望。1956年专署办公大楼建成后，我们迁入大楼，这个地点让给了一个森工部门，头头姓谢。开始，我们还住在那里，并且在他们的食堂里吃中灶，谢一人作陪，对我们很客气。闹不清以后的镇远县林业局是否就在这一带，我想很可能。
成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后，除了去贵阳学了半年之外，此后经常出差开会，下乡参加中心工作，很难长期固定在机关里，流动性很大，有时连亲人顾不上看。1956年年底搞年报，我分工负责三个县。1956年12月底，先到台江、剑河。到剑河刚结束，单位来电话，催我快回，说我父亲有病来镇远手术。次日急忙赶回，料理好父亲的住院手续后，我还有岑巩必须去，只好撇下老父，委托医生。临走前买了几斤桔子，放在父亲的病床头，他已被推进手术室。10多天后，我从岑巩回来，才知道父亲已康复回了黄平。多亏局里的另两位同事老杨、老姜替我照料。她到校后，也经常在省内的一些林区实习，记得她到过大理、丽江和腾冲等地。我们依靠书信联系，来维系感情。不过有的时候因为地址经常变动，或者所到之处邮路不畅，也出现过通信困难。
参加工作才九天，九月九日，我被保送到贵州省工业厅干部训练班去学习工业生产计划和企业组织与管理，接触到了大学的一些课程，教材是翻译苏联的。1955年3月初毕业返回原工作单位。1954年的国庆、元旦，工业厅都举办了直属单位联欢会，干训班只出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独唱。元旦唱的歌《老汉进城》还被选中代表工业厅参加省里55年5月的文艺会演，各项准备都做好了，可惜我该毕业离校了。
一次到省里去开会，用招待所的地址给她寄了一封信，殊料她按原址回了信，可是我已经散会走了。信被放在书信招领栏上，幸亏我的同事老杨去开另一个会，看到了给我带了回来。1955年的7至12月，我被抽到黄平县的辅仁乡去参加成立高级社的工作。时隔一年多，1957年的3月至次年的3月，又被派到侗族聚居区，从江县的贯硐区腊里乡做巩固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在那里我学会了不少侗语，还搜集了几首侗族民歌，可惜都忘了，在从江非常艰苦，这里与广西毗邻，山高谷深，交通不便，邮路不畅，一个区只有一个邮递员，全靠步行，而且只投递到乡政府所在地。就这样风雨无阻也得7-10天才能来一次。她已经读到大三，外出实习的时候多，林区的邮局状况可想而知，所以信件来往渐渐少了。有一次相隔两个多月才收到一封。我心急如焚。思念急切，为了让她加大来信密度，我在回信时，用了整整一篇纸连续写了几十个“回信”二字。诚如她的留言所说，我们的感情不是建筑在金钱和地位上的。我虽然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但是她从不向我张口，我只是为了通信方便，在这时偶而从信中夹寄几张邮票给她。
我们的关系确定之后，我禀告了父母，我想她可能也向家庭成员作了透露。分别不久，我在干训班学习时，她来信要一张毕业前夕，我们班团员的合影，说是要给她在昆明工作的哥哥看看。在这张相片里，我略微昂首侧脸，看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点儿英俊潇洒，虽然衣冠不整，也能看出一些帅气。当初她就很赏识我在这里照得好，所以现在就当作样品而向她哥哥推荐，以冀得到赞同。有人建议我应该经常到她家看看，帮助老人料理一些体力活。我不好意思，心里想一个未“过门”的毛脚女婿冒然上门，未免太唐突。在没成为事实之前，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则后果不佳。所以在镇远工作的三年多，始终没登门。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不应该。如果赢得了她父母的好感，也许在她要提“分手”时，会受到父母的劝阻。她三姐很漂亮，言谈举止很文雅，身材苗条匀称，是这座小城里出名的美女，很多人在追求她，因患慢性病，而拒谈终身大事。大概是1956年的春天，听说她病情变化住院，我从城东跑到几里路外，城西郊的医院去看望她。空着双手没带礼物。见面后，她很高兴，自然、亲切，像是早已熟悉，显然在这之前她已经知道了我和她四妹的关系，而且有人向她指认了我。记不清是在信中还是当面告诉过我，她的二姐很欣赏我们俩，既是同学又志趣相同，彼此了解。种种迹象说明，她们家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关系，也都不反对。
其间，她为了参加大学里的业余绘画活动，写信索要托宗某带来送给我的那幅画，寄了给她。因为学数学需要对数表，问我能否弄到，我把大妹正在使用的对数表给了她，可惜表中数字的位数少，不堪使用。我们都喜欢唱歌，记不得我是否给她寄过什么歌曲。她却经常寄一些来给我。有学校油印的，有电影院随票赠送的插曲卡片，还有亲手抄的。现在我仍保存着一首古巴民歌《鸽子》和一首舒伯特的《小夜曲》，时常能看到她的手迹。记得她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梅娘曲》，是一首抗战时期较为流行的，描述南洋华侨回国参战的歌曲。曲调低回哀婉。如泣如诉，歌词亲切真挚，开头几句是：“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我曾经弹着吉他，伴你慢声歌唱……”我受到她的感染，经常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低吟这首歌，仿佛她就在身边轻声地呼唤着我。
为了构建未来的共同生活，在从江工作时，借去县城开会之机，我买了一架小提琴，畅想着将来一个伴奏，一个歌唱的二人世界。
八 阔别重逢
1956年7月，我所工作的地方，镇远专区成立了自治州，全称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脑机关称州人民委员会，简称州人委。我们单位专署工业科升格为州工业局，仍然只4个人。首府确定在原炉山县属的一个小镇子凯里。1957年起就在那里大兴土木，修建首脑机关的办公用房，宿舍和一部分厂、矿企业。我们这个主管工业的单位，必须先期迁往凯里。58年4月下旬，我们局搬走了，因为我要在五一节前出席省里召开的工业交通先代会，所以不能跟单位一起走，但是行李得带走，我住了几天旅社。五月上旬末会议结束后，我只身从贵阳回到凯里。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呼声遏云，大跃进则气势非凡，直冲九霄。我们局也在1958年初调来了十几个人，大多是转业军人。
一别四年，终于将盼来我们的重逢了。从1958年的9月份起，她来信的密度加大了，及时向我介绍她的行踪。先告诉我分配志愿填的是贵州，到了贵阳后又告诉我她提出去黔东南林业局。以后又告诉我大致到凯里的时间，还说第一次领到了试用期的工资，用它买了一床丝棉被，这床被被我盖了一个冬天。本来她可以留在云南，甚至可以留在省城，但她没有这样做，却来到了一个尚无城市雏形的凯里。显然这是为了我，说明她对我的感情没变，正如她在留言中所说的那样：“真挚的感情是不会受时间和距离这两个因素而影响的。”
由于事业发展，工作上的需要，州人委机关部分发生变化。1958年8月，我原在的工业局更名为机械工业局，原班人马不动，由第二任局长领导。又新成立了一个重工业局，分管冶金、煤炭、石油，首任房局长，由州委组织部调来，到任后指名要把我调过去，而且只要我一个。组织部管干部档案，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看来先查过档案了，第二任局长不好意思不放，我不能不服从。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一官一兵。不了解内情、胡乱猜测的人，有点不理解地说我，进步这么快，提拨为副局长了。真有点冤枉，那个副局长可是个县处级的干部，哪能轮到我这个非党人士毛头小伙子的身上。不过局长也确实看重我，在原工业局我分管过劳动人事，做过秘书工作，能很快设计出调查统计表，在文字上也有一定的处理能力。1957年前我在工业局处理过大批的文件，签上处理意见，还署上了我的名以示负责，没出什么差错，在从江还没回来的时候，局里分来了不少转业军官，无事可做，就叫他们整理文件，分类归档。后来有人对我说，当时只看到许多文件署着“懋功”的名字，而不见其人，摸不透是什么人物，有神秘感。见到我以后才知道是个很普通的人，那时我只是分工做这件事而已，并非真正的秘书。再插一句，57年在从江时，我们从州机关去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片党委”下辖三个乡，还刻了公章，检察院的刘任书记，财政局的周任片长，我任秘书，但不是党员。年底，原贯硐区委秘书调去任小学校长，没有人接替，居然又把我这个团员调去代理了三个月区委秘书。说起来可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并非无能之辈。后来局里又陆续调来一些人，编制越来越大，鼎盛时期有十七、八人。但都属于事业人员，除局长外，只有我一个人属州人委的行政编制，在人委办公室领工资。10月份上级分来了一个去北京参观工业展览会的名额，局长未加思索就把机会给了我。房局长长期做组织工作，是个识才、爱才的人。可惜刚把工作局面打开，1959年2月又调到州经委去了，把我也带去了个把月，因编制限制，又把我放了回来。从此我的仕途就坎坎坷坷，每况愈下了！
1958年10月初，我已经知道了她要来的大致时间，每天黄昏去车站接。还事先商借了下属单位化验室的女化验员，也是我们的低班同学林某的宿舍，供她临时休息。和我的宿舍在一排，只隔一个门，因为和我同室的另外一个人，当时也在局里，不便接待她。10月12日黄昏，正想去车站看看。忽然接到通知，晚上工业口开联席会，讨论炼钢铁的事。主持人是我在工业局的第一任局长，现调州委工交部。我说，明天要去北京就不参加了，他不同意，我只能心挂两肠地留下坐在会议室临街的窗下。正当暮色苍茫快不辨人影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那是我们的一位同班女同学，姓周，刚大学毕业分到州农业局不久。我伸头到窗外，她说你看谁来了。久已朝思暮想的女友H。Q。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那颗激动的心几乎要跳了出来。我趁着老局长不注意溜了出去。跑到她们面前，帮她拿起行李，其中一个小皮箱还是高考时携带的，领到了林某的宿舍里。周坐了一会走了，幸亏遇到了她，否则人生地疏，天黑路暗，真够她找的了。
阔别四年，一夕相逢，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真有“相对如梦寐”之感。心里装着很多话要说，又不知道该从什么说起。我一句，她一句，她一段，我一段，一问一答地说个不休。“夜阑更秉烛”。我们彻夜长谈而毫无倦意。东方渐白，毕竟她旅途劳顿，应该让她休息一会，何况我马上要动身随团去北京，不得不中止我们的离情畅叙。当时能去北京是人人都向往的，甚至引以为荣，她也不愿意叫我错过这个机会，只好非常抱歉地做了些简单的安排，要她抓紧睡一会。我就匆匆地撇下她，走了。如果她晚来一天，我们见面的日子就将被推迟好多天。
往返一个多月，因为行踪不定，没有法通信。身在北京而心系凯里，不知她报到了没有，分在什么科室，生活起居又怎样。在北京我花了九元钱买了一支钢笔，幸福牌，准备送给她，取其名字的吉利，据说是国产新产品，可与英国名牌“希菲利”相媲美，仅次于美国的“派克”。还在笔杆上刻上了“H。Q。大学毕业纪念”的字样，我自己买了一件蓝色的毛衣。归途在都匀等车时，又为她买了两件棉毛衫。四年多来，这是我送给她的最像样的礼物。惭愧！
九 有缘无份
首都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她，然而遍寻不见，非常纳闷。人找不到，倒是收到了一大摞信，是她的同学有了固定地址，寄给我转交的。其中一位游姓女同学还赠给我一张照片，笑咪咪地。可见她也向同学们交待了我们的关系。几天后才突然出现，方知我走后不久，州里举办运动会，比赛场地设在比较有基础的镇远。她和周都被拉去参加了女子排球队。周原来打过篮球，而她的球技并不佳。但是可以借机免费探亲，何乐而不为。她随队出发见到了阔别四年多的双亲，真是幸事。
从此我们真正可以朝夕相处了，继续我们的热恋，巩固我们的感情。我俩的办公地点，只隔一道街，斜对门，我的办公室临街，在一楼，她的宿舍也临街，在三楼，曾经对我说，她在宿舍的窗户里俯视，可以看到办公室里的我。后来她又被安排在楼后的小平房里与另一女伴同室。我的宿舍在我单位后面的二层楼里，房间在楼梯左侧的第一间，同室的另一位杨某，后来经常不来住，去为她的姐姐看门。所以很多时候是我独处一室，便于接待她。这就形成了一种现象，我去找她的时候很少，她主动来找我的时候多。记得我给了她一把钥匙，可以随时出入，她还有一些书籍等物放在我这里。
闲睱的时候，也就是节假日、周末，还有平时的黄昏、晚上，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除了压马路、逛商店，偶而看场电影外，大多在我的宿舍里，谈心，讲过去几年的经历，拉琴、唱歌。我们共同喜欢唱的歌很多，像云南民歌、青海花儿、“五四”以来的老歌，以及外国的民歌等等。其中一首，歌名我忘了，但是还记得其中一段歌词是：“我们的生活常是多种多样。也会遇到乌云和风浪。当那乌云消散、当那风浪停息，天空又出现一片晴朗。”用比拟的手法来寓示男女之间的曲折爱情。在我们长别四年又重逢团聚之后，真的就时而出现过乌云和风浪。既有我俩之间的小风小浪，又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大风大浪，给我们的今后造成了终于没能挽回“晴朗”的结局。
扑向她的最大的一次浪，应该是1959年的下放。59年初，，她才参加工作不到半年。当时的政策整天叫嚷的是“下放”、“到基层去‘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尤其强调知识分子要接受思想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她怎能幸免。她被州林业局下放到一个极为偏僻、条件极为艰苦的地方――黎平县乌下江林场去从事体力劳动。她那孱弱的身体，还带着大学期间实习时留下的贫血、妇科、关节痛等，如何支撑得住。没有公路，靠一叶扁舟顺龙头河而下，途中旅社连一个单间都没有，她只好在通铺的一端提心吊胆地和衣而卧。遭受这种罪都是我给她造成的，因为她是为我才来到这个鬼地方的。我难过极了，时常在内心里谴责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才能补偿，一种负罪感时常占据在我心里。这次的下放，给她留下了极其不良的印象，相信她会刻骨铭心，毕生难忘的。若干年后想起来仍会像做一场噩梦。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带给她的是苦难而不是幸福。
无独有偶，曾指名调我一人当部下的房局长调走了。新来的杨局长，也就是重工业局的第二任局长，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被我得罪了，后来又听说吴、李两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像苏联的克格勃那样专靠打小报告过日子，在新局长面前进了些谗言。在送走她之后不久，我也被流放到下属的炉山铁厂去“蹲点”。幸亏该厂党委孙书记我早已认识，1951年我参加土改时，他是该区的区委书记，后来当过粮食局长，1954年我去干训班学习时与他同车去贵阳。1958年调来铁厂任书记，把我安排在工会帮帮忙，没吃什么苦头。说实在的，好人有好报，这一生我还真的遇到了不少贵人。走前还没接到她的信，没法告诉她我的地址，她只好朝我的单位寄信。那段时间，我主管各厂、矿的生产调度，不是个轻活，可能是工作需要吧，一个多月后我又回到局里。这时才读到她的信，知道她的艰难处境以及痛苦的遭遇。她是什么时候又回到了凯里，我记不清了，大概只在乌下江几个月，国庆节前就回来了。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大庆。七、八月份，我又被抽出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工业展览馆的筹备工作。一次她来找我，说单位上要举办国庆联欢会，要她出个节目，想邀我和她一起唱一首歌。我当然高兴地答应下来。她选的这首歌，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是歌剧《草原之歌》中的一首男女二重唱。歌词我还大都记得，女主人是侬错加，男主人叫阿布扎。曲调优美，民歌风味，歌词生动形象，运用比兴的手法表达的感情亲切而真挚，开头是对唱：
（女）一千匹马的马群里，最能跑的有一匹。一千个人的人群里，最勇敢的青年就是你，啊，就是你！
（男）一万匹马的马群里，最漂亮的有一匹。一万个人的人群里，最勤劳的姑娘就是你，啊，就是你！
（合）分离的日子真难熬，过一日就象过一年。
（女）如果我要是一只布谷鸟，我早就叫着飞来了。因为我不是布谷鸟，我只得天天望着你来的大道。
（男）如果我要是一只鹞鹰，我早就旋转着飞来了。因为我没有长着翅膀，我只得天天在那里苦想。
结尾是男女二声部的合唱。我们在一起练过几次，配合得蛮好，作为无伴奏的清唱可以上台。因为有着离别的亲身体验，更能唱出感情来，使之具有感染力，相信演出会成功。可能是她们单位取消了这次活动吧，后来没去演出。
之后还出现一些小动荡。乌下江回来后，她还去林校教了一段时间的书，这也许还算用上了她的一点专业知识，校址可能是小镇老街的西头路南，一排小木板房，对面是粮库，她也就搬到那里去住，地方很偏僻，有些荒凉，我曾去找过她。还去过龙头河苗圃劳动，好像我用自行车为她送或接过行李。又曾到开怀林场去劳动过。前者约在凯里的西方，后者约在凯里的东南方。人善被人欺，她性格懦弱，与人无争，一段时间很受气。听她说，局里一个姓张的，本是个低班同学，在局里当了个小头目，居然小人得志不知道天高地厚，往往会摆出点架子，在言语上时常讽刺冒犯她。还有一个什么姓焦的指导员，整日红着眼、绷着一幅凶恶的面孔，摆出一副官架子，语言生硬，盛气凌人、极不具人情味。这些客观环境都使她厌恶，精神极度不愉快。我只能略加宽慰而爱莫能助。料想那几年没能很好地发挥专业知识，不能学以致用，也会使她很苦恼的。事隔多年我才想到，这些外在因素在她精神上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打击，归怨于我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间，我也是出差多、参加会议多、还经历了一次短命的工作调动。从北京参观回来以后，工交部领导要我写一份代表工交系统向铜仁专区对口单位提出的挑战书，当时我戒烟已初见成效，由于这次的绞尽脑汁，挑战书成功了，戒烟失败了，直至现在还没戒掉。又参加了一次长而重要的会议，第一次觉得紧张劳累。1959年元月，大跃进造成的影响已露形迹。为了维护“总路线”，省里召开了一次工、建、交系统的政治工作会议，与会人员上千人，仅我们这个州就近百人。当时州里七大局各安排了一个秘书。因为物资已经开始紧张，省里紧急通知，要压缩秘书人员，每地、州代表团只准带一人。工交部第二任部长指定只带我去。这次会开了20多天，距春节只有几天了，才散会。中心议题是各条战线上的大跃进应该算政治帐还是算经济帐。在此基础上再制订未来的庞大规划。我要做大会记录，讨论会记录、领导组会议记录；要填写各种统计报表，汇总各项计划表格，每天还要写一份代表团当天的活动情况简报交大会秘书处，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晚上要加班，部长倒真不错，给了我一个特权，早晨可以晚起床半小时，赶不上早饭，又责成工交部的石科长，给我在火盆上烤三个馒头。这是我参加工作四年多来最吃力的一次，也是到贵阳去开的最后一次会。因为换了新头头，兼之小人的暗箭中伤，我渐渐被边缘化。
60年4月，我奉命去镇远县青溪铁厂督查验收五一劳动节准时生火炼铁的施工情况，在那里住了半个月。五一节确实生火了，但是没有炼出铁来，因为风力不足，炉温不够，造成炉膛“结石”。可是当天的县报上却套红登出了记者早已写好的文章，详细地描述了炉火通红、铁水流淌，群情激奋、欢呼雀跃的盛大场面。颇具讽刺意味，当时说大话、说假话之风，仍强劲不衰。因为炼铁失败，我的督查工作也告结束了，要回局里复命。先步行到镇远，再坐车回凯里。午后三点多到镇远，刚在旅社找了房间休息，忽然心血来潮，应该去看望她的父母，这可是第一次，该带点什么礼物。想到了酒，听说她父亲也有骨关节病，酒能舒筋活血，对他有好处。可是酒是专卖的，也要票。仗着我是直管上级老工业局出来的，这个面子不能说不给。到了酒厂找到了由会计提拔上来的向厂长。他二话没说，拿来两个玻璃瓶，装入了刚从蒸馏塔上接下来尚未勾兑的酒。封上口，贴上商标，扎好绳就递给了我。提到他老人家跟前时，浆糊还没干。现在看来，当时我也沾染了不正之风。那时候已经有了开后门的行为了。我们的女同学周生小孩，缺营养品，我就在罐头厂替她弄了几筒猪肉罐头。见面后老人家和蔼可亲，笑纳了我的薄礼。像是早已认识，无须自我介绍，就攀谈起来。他拿出一份画报，上面载有凯里新建城市的照片，要我帮他指认。照片是凯里的大十字，周围是州人委办公大楼，新华书店，凯里饭店和百货大楼，我一一为之指出。稍坐片刻即告辞。刚到旅社门口，看到一辆客车停在那里，一问，正是回凯里的，马上就走，我立即拿出挎包上车，连夜回到了凯里。
大致是1960年的6月初，文化局的一名干部，记不得姓什么了，只记得他是印尼的归国华侨。陪同人事局的一位同志来找我。寒暄之后，直奔主题，告诉我州里有了歌舞队，还要成立话剧团，要把我调过去。事隔多年，看来当年我的舞台形象还有些人记得。H。Q。有一次也向我说过，在大学时，学校文学系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曾演出《阿Q正传》等，她说你当时要是考上了云南大学，业余剧团里肯定少不了你。一度向往过舞台生活的愿望，又被他们唤醒了。想到当时所处的环境，小人包围、头头歧视，整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真想趁机离开这里，到剧团去。但是我不能说走就走，必须办调动手续。我提出这一点，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已经替你办好了。经过几天简单的移交；连介绍信都没拿就到了话剧团。当时只有十几个人，除了团长、财务人员外，其余的几个多半是镇远军分区转业的，有三个是“右派”。短期内排了一个农村题材的独幕剧和一个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活报剧。在大礼堂公演，效果还很不错，观众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各单位的票不够用，不少熟人到后台的窗外向我要票，可是剧团里的人身上还真都没有优待票，记不清那天她去没去看我的演出。农村题材剧要布景。台上要设置一些树木。为了有真实感，决定用木板做出树干形状，钉上一些碎板做树杈，然后再用布画上深浅有度的绿色颜料蒙在上面做树冠。为了让树干显得自然、真实，借她会作画的才能，我请她帮忙到大礼堂去在木板上画出树干的形状，然后再由木工加工制作。这也就算是她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吧！后来团里又排了一个农村题材的多幕话剧《红管家》，剧本曾登在贵州的文艺杂志上。当时很叫响，据说正准备拍成电影。主要内容好像是农村办食堂的事。我扮演的角色是生产队长。排练前要做一些案头工作。写出角色自传，分析人物性格，以及潜台词设计。因为此前我喜欢过表演，读过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书，还读过著名演员金山《一个角色的塑造》即他在演《万尼亚舅舅》时的舞台形象设计和人物分析，所以做起来并不感到吃力。在全团会上逐人通过时，大家都认为质量颇高。由党校调来的陈团长起初对我的印象可能认为不怎么的，现在也得刮目相看了。私下里对我说，有你在，我们在业务上一定能压倒这几个“老右”。
一次，她曾以无所谓的口气对我说，有人在她面前批评我，说像调到话剧团这样的事，应该和她商量一下。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想想，确实做得不对，最起码应该先给她打个招呼，更应该往长远处想一想，会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共同生活。可是我没这样做。现在想来，很可能在无意中这也伤害了她，至少给她留下了一个目中无人的印象，有独断专行之嫌。
可能是在我到话剧团的前后，母亲带着小妹回江苏去看望我那因伤致病的外祖母，途经凯里，住了几天。她从单位食堂里打来包子给我母亲和小妹吃。当时人人吃定量，每月只有23斤，这样做需要她省好几天才能扯平。我和她陪我的母亲和小妹照了一张相，记得我保存了一张，近来却忽然找不到了，不知道她那里还有没有。在给母亲预购车票时，好像还是在她身上拿的钱。
也是在这前后吧，她三姐也到了凯里，我怕室内空气不好，忙着去点卫生香，她三姐阻止了。我们姊妹三人合照了一张相，照得很好，清晰自然。此前我们曾合影几次，效果很不理想。59年十年大庆前，她买了一卷胶卷，请她的一位好吹牛的唐姓同事为我们拍照，照得都不太好，模糊不清，或面部有疵点，这些相现在都找不到了。迷信的人或许会说这是不吉利的预兆吧，谁知道呢！
在我调话剧团之后，她出差去锦屏，不久，我也被派出到几个县去招收学员。先到麻江、丹寨两县无获，后来也去了锦屏，我们异地相逢，喜出望外，在那里相伴了十几天，大街小巷，沿河的悬空街道，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好像还带我到县城外不远处的林校去了一次。这不是结婚时的“度蜜月”，倒可以当成订婚后的“蜜恋月”。返程路过镇远时，因为汽车不驻宿使她失去了一次探望双亲的机会。又曾经听她说过，大概是在我母亲回江苏之后，她乘出差之便曾两次去看望过我的父亲，说明我们都尊重对方的亲人。
时间不长，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恶果，全国上下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0年10月份，《红管家》还没排练好，话剧团就解散了，我又回到了重工局。还没等接受新的工作，州计委又把我借调了过去，参与统计分析的工作。直至61年五、六月份，单位重组，机械、重工两局又合为一个工业局，我才回到原单位，但是人事变迁，已经换了样，头头赵某是机械工业局的第三任局长，第二任局长到武汉脱产学习去了。可能是为了便于工作吧，把我们三个建局伊始的元老，统统调了出去。老杨年岁大些，去了州农机厂，老姜和我发配榕江。她也不够安定，锦屏回来后，好像还去过榕江，曾经听她说，在榕江认识了广播站一个姓赵的女孩子，玩得很好，临来时，好像赵还托她购买什么花布之类的东西，是否替她办了，我不记得了。
虽然各处奔波的情况出现过多次，但毕竟还是我们同在凯里一起相处的日子多，正常情况下，天天可以见面，而且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都是有说有笑、有弹有唱的，仍在“苦”中作乐，充满着温暖和爱恋。只要相聚在一起，就会忘记一切烦恼。不过偶而也会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出现“乌云和风浪”。
曾经有一次，我对她很不礼貌，伤害了她的自尊。58年大跃进，我从从江回来后，一段时间参与局里闭门造车制订工业发展计划，经常加班，为了消除疲劳，在老同事的“言传身教”下，我学会了喝茶和抽烟，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光荣传统”，甚至还“发扬光大”了。当时，我宿舍的桌子上经常泡着一杯茶。她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是偶而口干也会呷上几口。茶有茶道，茶汤不可一次喝干，应该留半杯茶卤，继续添水，才能多喝几道而有茶味。她往往会一气喝干，以致再兑水就成了寡汤。其实，这本是一件极小的事，大不了倒掉重泡一杯就是了，或者把这种生活常识委婉地向她介绍一下也行。可是我却生气，责怪了她几句，使双方都不愉快，我想这一次对她的伤害，一定不小，在这一点上我缺乏气度。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吧，她先后几次提出要分手，每次问她原因都避而不答。我只好极力劝慰争取缓和，尽量让她开心、放心。这样又和好如初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因为次数多了，有时我也就显得烦躁甚而粗鲁。一次是怒冲冲地要她把存在我这里的箱子拿走。她只好搬走，连送都没送她一步。当时没能及时调整心态，平静下来，赶快地把她追回来，而是任由她走了。她天真得像个小孩，我为什么不能像个兄长那样安抚她呢，表明我没有男子汉的宽大胸襟，是欺负了她。后来听我的室友说，在楼梯上遇到了她，箱子散了架，东西掉了一地，大概费了不少劲才把东西弄走。另有一次提出分手，把我送给她作纪念的钢笔拿来退给我。当时我也没能控制住情绪，当她的面随手把钢笔摔在地板上，笔尖断了下来，再也不能使用，“幸福”夭折了。
我本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小时候好生气，听妈妈说，一岁左右，一生气就哭个不停，双脚乱蹬，曾经把脚后跟都蹬破了，稍大一些，已经记事了，一旦生气，就会恨恨地发出“哼”的声音，几秒钟发出一声，连续不断，直至疲倦睡着，醒来以后才停止。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是梦中生气，也照样“哼”个不停，醒后还“哼”。母亲问我怎么了，自己想想确实没有道理，可是不愿咽这口气，毫无道理地说，你别问，给一毛钱。到底给了一毛钱才罢休。长大后在父母熏陶下很少生气，更别说发脾气，平时很注意克制，可是却朝她发了脾气。
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更不愿失去她，可是她又一再提出要分手，并且不说原因和理由，使我非常苦恼，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记不得是60年的春天还是秋天，她到开怀林场去接受“劳动教育”。开怀是个村镇，距凯里大概10多里。走前曾又一次提出分手，可是又把要去的地方告诉了我。我认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于是连续用挂号去了几封信，都没回信，我很挂念，心里着急，就决定亲自去找她。一个周末的晚饭后，朝着去该地的大方向，顺着蜿蜒的山路，摸着就去了。根本没考虑摸迷了夜里怎么办。路径不熟，走了一个多小时，天已黑尽，下弦月尚未出来，幸好在爬上一个小山头时，在路边遇到了她。当时不知她在做什么，也没到她的宿营地去，就在路边见了面。我向她说了很多抚慰的话，希望重归于好的话，她却几乎不出声，始终没明朗地表明一下态度。我抚摸她的头发，不再柔顺滑润而是凌乱、粗糙，吻她的唇，不再温软细嫩，而是干燥有裂纹。当时她没拒绝我的爱抚，总算又往下维系了一段时间。回来的的路上，我很难过，一阵阵地自责。她吃的这份苦是因我而起，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补偿给她，我只能把她在参加工作以后所遇到的一切、给她造成的怨忿，理解为要和我分手的原因。这些遭遇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没给她带来幸福，相反成了她的灾星。
十 劳燕分飞
一晃两年多，虽有暂别，但是长聚的多，虽偶有乌云和风浪，也不止一次地驱散和平息过。相亲相爱是主流，闹点小别扭是支流。我们相互体贴关怀、尊重有加。相处以来都能严格保持自己的操守，掌握表达感情的分寸。毫不讳言，我们拥抱过，亲吻过，但仅此而已，没越雷池一步，没偷吃上帝的禁果。我们的人格是完整的，心灵是纯洁的，行为是端正的。
1959年后，物资越来越短缺，口粮计划供应标准很低，往往吃不饱。幸亏前几年我出差、开会多，省下了一些粮票，兑换成全国通用的，偶而拿点出来贴补。有时食堂里有点花样或者是春节食堂里加点菜，我们往往从各自的食堂里打回来再端到一起吃，宛如两人世界。虽然没结婚，却也能体味到家庭的温馨氛围。虽然物质上贫困，但我们精神上富足。还有一件事我至今没忘。可能是在60年，她精心为我缝制了一双袜子。那时候人穷，平时舍不得穿袜子，即使穿也不是买来就穿，而是要经过认真地加工。先用几层新布照脚型剪出袜底，然后再用针线密密地缝成整体，有的还在上面纳出图案或花纹来。然后冲开袜子底部，翻过来包在布袜底的四周，再用线一针一针地缝在一起，脚尖和后跟部分，也要用布包起来缝好，这样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穿很长时间，以节省开支。看起来是个小工程，而做起来很麻烦，一双袜子要做好几天，既要不偏不倚，又要平整大方，还要结实耐穿，现在四十岁往下的人，只怕不会做，甚至没见到过。针针线线都饱含着关爱。这种关爱除了慈母对子女之外，就只有夫妻之间才具有。她亲手做了一双给我，袜子是酱色的，袜底和两端是浅蓝色的，因为饱含着浓浓情意，我非常珍惜。只是偶而穿一穿，虽然踩在脚下而却暖在心里。后来我把它带回了故乡，还相伴了好几年，至今还能想起那双缝进了爱的袜子。
我们的某些生活片断像夫妻，可是没有成为夫妻。奇怪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商量过结婚的事。她不提出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女性有着自己的庄重和矜持，在这样的大事上宁愿取守势。而我又为什么不往这上面想呢！已经是20多岁的人了，早已到了成家的年龄。不少没有对象的人都在苦苦寻觅而不可得，何以自己守着心爱的人而不与之结成连理呢。真不知道当时的我是怎么想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使她对我失去了信任，认为不可靠，不安全，所以想主动退出，要求和我分手。我只能这样认为了。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三姐曾劝告她，如果两个人感情好，你们就结婚吧。我当时没有认真地想一想话中的含意，就放了过去。现在想起来这可能是她借三姐之口而间接向我透露心意吧，我没给予重视，轻率地置诸脑后了，可能这也使她很伤心。
总之，我们之间的危机越来越深了，而且发展越来越快。61年的元月中旬。她又提出分手，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凭心而论，我是一直深深地爱着她的。从初识到热恋，我们虽非“青梅竹马”，但可谓“两小无猜”。最初，不是一见钟情，之后也不存在苦苦追求，双方都没有“占有”、“征服”对方的动机，而是感情自然流露，逐渐发展加深成就了相爱。她忠贞不渝，我毫无二心，然而到底为什么一再提出非分手不可呢！我只能认为事出有因，她有她的道理。在百问不得其答，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已经不再是她理想的配偶。我既然爱她就希望她得到幸福，哪有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去领受痛苦的人呢？既然她提出和我分手，显然是感到和我在一起不幸福，又哪有不愿意自己心爱的人去追求幸福而远离痛苦的人呢！我不应该再死死地纠缠着她。“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断弦犹可续，心去最难留”，既然她意已决，也就誓难挽回。我只好遵从，宁可自己吞下失恋的苦果，也不能再给自己心爱的人继续制造痛苦，满足她的要求就分道扬镳吧。我答应了她的要求。当时我好像还借用普希金的一句诗作为给她的赠言“祝上帝会给你另一个人，也像我爱你一样”。
好合好散，做不成夫妻，总也还不是仇人。1961年元月17日，在我26岁生日的前4天，晚上，在我的宿舍里，我们办理了“交割”手续。退还互赠的照片、礼物，交出保存了多年的对方信件。过生日她送给我一个日记本，我在上面抄了几首喜欢的歌，没撕下来，连歌还给了她，以保持它的完整无缺。和她三姐一起照的相，我居中，她们在两侧，把中间我的头相剪了下来。可是后来发现有一本《独唱歌曲200首》遗漏了，没交给她，我现在一直保存着，虽然受潮破损了，但是扉页还有她的签名。我那里还有一点糯米，没有柴炭，就把那些来信的信件，拧成长条当作燃料，用几块砖把小铝锅支上，在火盆里把生糯米煮成了饭。默默无言地进了一次粗劣的“分手餐”。在宁静凄凉而无怨无争的气氛中告别了。我们没有勇气对望，但都知道对方的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珠。相处八年情深意浓，没有重大矛盾，更无原则分歧，居然出现了一夕分离的结局。至此我还只有揣测而找不出真正的原因。人呀，人！只因为是万物之灵的有感情的动物，所以直至现在，我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就会隐隐作痛。歌词中所唱的“乌云和风浪”，按另一种方式“消散”、“平息”了，而我们的爱情天空却再也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片晴朗”。我又想起臧克家一首短诗中的两句话，“爱情自古结伴着恨，时光会暗中偷换了人心”。在我们恋爱的过程中始终不存在恨，分手后，哪怕到现在我也没恨过她，相反一直在惦念着她，衷心希望她能得到真正的属于她的幸福。而且也相信她不会恨我，我扪心自问，没有什么值得她恨的。我对她一直是爱护有加，坦荡真诚地。费解的是，在时光流逝的过程中，是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偷换了人心”。
爱得愈深，伤得愈重。“分手”是把锋利的双刃剑，严重地伤害了我们双方。不仅在精神上留下了永难愈合的伤口，还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影响到了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
十一 积忧卧病
到凯里后，为了我，在单位里，她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回忆她在原单位里也没有几个可以相处的人，女同志不多，常接触的有三个人。一位姓肖，口音像四川，可能比她大几岁，也高一些，嘴有点内凹，中专或大学毕业，人较老练，像直爽人，和她很要好，因之和我也就熟悉了。另一位姓林，福建人，大概是南京林学院毕业，矮略胖，双目略鼓出，我在H。的面前称之为“金鱼眼”，人可能不是太直率，H与她的关系好像次于和肖的关系。第三位是黄某，文化不高，大概是家属，一介村姑，但心地不坏。个子略高，脸上多雀斑，人较老实。其夫有外遇，甚而见到了丈夫和其他女性的合影而无可奈何。H很同情她，同情弱者，反映了H的善良。一次H偶感不适，黄找我，很着急，说H同志病了，你快去看看。我立即放下工作，陪她去医院就诊，可见黄是个热心人。
我母亲回到江苏后，因为外祖母病情日益加重，无人伺候，母亲只好留下，还把户口也迁了回来，沦为农业人口，自此，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我父亲一人在黄平也很艰难，年逾花甲，而且心脏不好，适巧我祖父也于上一年去世。因此顿生叶落归根的念头，于61年春节后不久也离开黄平踏上了还乡路。途经凯里，在我那里住了一个星期，给了他几十元钱。记得有一天父亲问到H。Q。，我答已经分手了，他感到很惋惜，一再夸她是个好孩子，从面貌上就看得出她是一个温顺善良的人。又记得好像是她听说我父亲来了，在食堂打来饭菜看望我父亲。父亲当面问及什么时候结婚，我们对望了一下而无言以对。时间久远，想不清了，不知道她是否记得。总之，我的父母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可惜无缘成为一家人。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送走父亲后，回到宿舍，我大哭了一场，仍不能减少心中的凄楚和郁闷。想到失去女友，父母又远离，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今后会怎么样，何日又是个尽头，不由悲从心来。我本是一个生性开朗、活泼好动、善于言谈、幽默诙谐的人，经受了这次打击，我渐渐变得情绪低落、意志消沉、郁郁寡欢起来，不再唱，不再笑，也不再多言多语。连后来和我同车去榕江的侯某，也说我判若两人。侯是我们高班的学友，我到镇远时他已参加工作。我和同学一起上街，经常遇到他，渐渐熟悉，以至于有了开玩笑的交情，所以熟悉我的性格，我被迫去榕江时，巧遇他也到榕江去就任文化局长。
1961年4月，正是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腹痛难禁。几次支撑着去看门诊都没有效果，要求住院，医生不同意。好在一位大学学地质的同班同学彭某，当时在地质局工作，给了我一些“撒烈痛”才勉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往前挨着。感谢我的室友杨某出差回来，向他的姐夫，卫生局的高局长反映，局长亲自打电话，我才住上了院。当晚挂了急诊，值班医生居然还是白天那个家伙，而且仍然坚持说用不着住院。坐在他对面的人探身向前在处方笺上写了几个字，他才望了望我，开了住院通知单。我想那人写的字大概是局长打电话来之类。我的主治医生是女的，姓华，年龄将近40岁，中医世家，询问病情时，我听出了她是江南口音，后来攀谈，果然是南京人。我又遇到了一个贵人，而且是老乡。我告诉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南京人，祖籍徐州，但生在南京。1937年秋淞沪会战激烈时，父亲携家逃出南京而幸免于难。由于这层关系，对我还真的特别关心。她告诉我，你的肝脏肿大，已垂到肋下二指，如果耽误了，会并发出其它的病。后来她说抑郁伤肝，你要注意心情愉快。一语道破了我的病因。这场病也就算是“积忧成疾”吧。她给我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疗法，既打针又喝中药，还替我争了一份营养供应，每天中午10点多给一杯奶粉冲的“牛奶”。20多天后，我康复出院，至今没发现肝脏有问题。
出院后不久，一天中午，低班同学林某，也就是H。到凯里第一天借住宿舍的主人，陪她一起到我的宿舍里来，猜想可能是出于善意，想让我们言归于好，也可能把我生病的事告诉了她。她刚从外地回来，林坐了一会，走了。她说不知道你生病，没能来看望。我们都找不到什么话好说，只是互相问候了几句，连相互对望都很少，不久，她也告辞了。林的一片好意成了泡影。我想林一定把意图告诉她了，但她不便启齿。而我刚刚经受了打击，又大病初愈，心灰意懒，同时想到，分手是你先提出的，主动权在你手上，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不收回成命，我又何必死乞白赖地求你呢！所以也就不愿开口。最后一次机会也就付诸东流了。现在想来觉得自己当时的行为太可笑，太愚蠢，太无价值，不就是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吗？如果当时大度一点，抓住机会，向自己心爱过的人说上几句掏心窝的话，不会失掉什么面子，通过妥协，也许事情就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而今悔之晚矣！
为了不再遭遇下放劳动，不再看到那些白眼、红眼和一张张或讽刺或凶恶的嘴脸。不久后，她自动申请调到了镇远县林业局，回到了她父母的身边。我是后来才听说的，劳燕分飞，既没有告别，也没有送行。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再往后，天各一方，远隔千山万水，有生之年再也无缘相见了，落得个“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她回镇远不久，我在僵持了几个月之后，因为头头们以扣发工资威胁，不愿意孤身一人在这里变成饿死鬼，我只能屈服，于国庆节后去了榕江。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贵州回归故里。县委组织部的范干事，提出几个单位，征求我的意见，我只笑了笑“服从分配”。后来分到了交通局，倒是为我春节回乡探亲找车创造了条件。在这里正好遇到了早已认识的原州交通局的杜局长，现任该县农工部长、县委常委，也算是帮了我的忙的一位贵人吧！我不断地提出调回江苏的申请。被我缠得无奈，人事部门为我发函到徐州联系，结果是石沉大海。当时正值人员下放，减少城市人口的“调整”阶段，可想而知，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后来回到老家后才知道，我外祖母那边有些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如果当时托托他们的人情，也许能调到铜山县去。不过当时好像请客、送礼、开后门之风尚不盛行，现在只能算是姑妄“想”之了。
十二 潦倒还乡
1962年春节前，哥哥约我一起探亲，回到了阔别多年、未曾识得真面目的故乡。节后，哥哥按期归队，我到四月初才回榕江。杨局长见到我喜出望外。他说，大家都估计你不会回来了，可是我不信，因为隔着窗户，看到你的行李还在。其实真要不想回来，丢掉那点行李也不值几个钱，我只是想要个手续，正大光明地走，不能当逃兵。
在老家，看到沦为农民的母亲和小妹，寄居在外祖母家，觉得实在凄惨。提点水都困难，整日以胡萝卜干煮熟充饥，滴水成冰的时候，去剥杆上已结了冰的棉柴的皮来挣工分。母亲已年近六旬，而小妹才11岁，这一老一小，生活实在太艰苦，一股应该回来照料父母晚年的念头油然而生。所以回到了榕江而心仍在江苏，就下了调动不成则退职返乡的决心。
回榕江要在凯里转车，借机在那里停留了几天。首先去拜望我的一位同事、老乡李大姐，也算得上我遇到过的一位贵人。1959年元月底或2月初，在省里开完政工会议后，回到局里，发现又调来了一位女同志，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面色微黑，头上戴着男人戴的火车头帽，坐在距电话机较近的桌子上。出于礼貌，向她点了点头，后来发现她主要是收发信件报纸，接听电话。在她接电话时，我听出像江苏淮北一带的口音。当时我搞调度，电话较多。第一次接到找我的电话问：“谁是王报公，电话。”因为这，我们由不认识而到认识。休息时，我用徐州话和她攀谈，都很高兴遇到了老乡。她老家在泗洪，与我的老家睢宁是邻县，虽各属一个专区，但两座县城相距不过百里之遥。这里都是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泗洪属盐阜、睢宁属邳睢铜。她十六岁就参加了革命，十七岁时由组织上做红娘，和一个比她大10好几岁的老干部结了婚。这位老干部是黔东南天柱县人，解放后先在重庆，曾任党校的领导，后调回黔东南任州委副书记，不久又调贵州省委任农工部长。她对我像一位大姐姐。她丈夫身居高位，那个年代物资上有照顾。她偶而给我几个鸡蛋或几块点心，对我不无小补。我和H分手时吃的“分手餐”就是用她给的糯米做的。回乡后不久，我给李大姐去了几封信，她安慰我、鼓励我，还两次寄了两条多烟来。当时我已赤贫如洗，连“家徒四壁”的水平都达不到，因为住屋没有前墙，就把这些烟拿到自由市场变卖了。她参加革命早，党员，又是领导的家属，所以接近上层的机会多，对我说了不少那些小人攻击我的事，要我提防这些靠打小报告吃饭的人。在她告诉我的事中，有一件是攻击我财务混乱，账目不清。其实没有事，只是想借题发挥，把我压下去，他们好爬上来。1958年3月回局后，原代管财务的杨专职搞基建。局长要我代管几天，当时正在物色会计。4-6月，我代管了三个月，其间去省里开会，又交给一个姓张的管。当时没建帐，只是在小本子上记个往来流水帐。经我的手有几个厂的厂长外出考察，借了些现金，没打条，但是支票存根上留下了字据，拨款时没想到扣除，这便成了债务。七月份局里配了会计，八月机构变动，原工业局的一切业务都转给机械工业局，我也就把经管三个月的流水帐交给了该局的邓会计，他正在发函核对中。就这么点事，他们却处心积虑地想大做文章，令人可笑。我代管财务是第一任局长决定的，当时已经调出，还敢拍着胸脯说，我保证，小王没问题。我很感激李大姐，让我躲过了不少难防的暗箭。
见面后李大姐责备我为什么走的时候，不在凯里停一下，说我可以找点食品带给你母亲和小妹，我说思家心切，从榕江坐货车连夜到凯里，天亮就又买票走了。中午留我吃饭，用猪肉炒折耳根（学名大概叫鱼腥草），吃了她九个一两一个的（十六两制）小馒头。
到榕江，我仿照李密《陈情表》的写法，起草了一份申请书，历数了家庭的难处，不得不回家照料的理由，期望以感情打动这些领导。我刻上蜡纸，印了几十份，定期向有关部门寄发。看来，寄给县委李书记的那份起了作用。先是县府办公室主任慰留我。再是石县长亲自劝导我，我都婉拒了。最后搬出了我早已熟识的农工部杜部长。我推心置腹地向他谈了很多，个人遭遇、单位排挤、家庭困难，打动了他，深表同情。估计部长回去后，一定向县委书记作了反映，所以1962年的6月底，我终于得到了批准。买舟南下，途径广西，踏上了返乡之路。离开了生活将近20年，见证过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喜怒哀乐的第二故乡。揣着曾拥有过的爱，因爱导致的创伤和对她永远难忘的怀念，孤独地走了。套用一句古词，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以“都柳江水向南流”！
当时年轻，头脑简单，认为我本是城市户口，在徐州落户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再当干部，难道凭着年轻，又有一定的文化，劳动局还能不给一碗饭吃吗，哪怕从学徒做起，也总会有出路的。殊料连户口都不接收，还要把户口给我退回。好马焉吃回头草，闹了大半年的调动，不能转了一圈再回去，被人嘲笑。我毅然放弃了城市，决定回祖居地去种田为生。因为自幼在外，对祖居地我是这么地陌生，只从父亲口中知道几位血缘较近的族亲的名字。当时农村生产水平很低，我又是白手起家，其创业的艰难程度则可想而知。我和母亲及小妹，栖息在祖宅被生产队当作牛棚的三间老屋里，座西朝东，低矮狭窄，阴暗潮湿，檐高仅1。5米，每间面积至多6平方米，这就是家！1962年秋，在故乡过了第一个中秋节，生产队里杀了一头绝育的老母猪，我分到了一斤肉，费了很多时间和柴禾（别说缺粮，连柴草也奇缺）还是煮不烂，整吞下肚，品不出什么味道来。
在举家搬回之前，我先去做些联系和准备。用那里的地址给她去了一封信，没有什么奢求，也没有什么期待。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我们前生“修行”不够，不能共枕眠，算得上是有缘无份。但是毕竟相处了八年，胜过十年修得的“同船渡”。有这么一点渊源，我该向她交代一下我的归宿，让她知道我的下落，也表达了今生无缘再见面的无奈。因为我们之间没有恨，失去爱情不能成为夫妻，但总还有同窗之谊，应该向她透露一点信息，让她知道我永远忘不了她，永远怀念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爱。不久，她按这个地址回了一封短信。我暂时离开了祖居地，又回到外祖父家，准备搬迁。幸亏我的一位族兄代为保管，让我读到了它。字里行间充满了凄惋，隐含着缠绵悱恻之情，说我走的太早了，转述了她家人的评价，认为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封信我保存了很久，可惜因屋漏受潮而损坏。
何曾料到一夜之间，我由一名革命干部而沦落为基层组织的“重点人员”。被未曾谋面的祖父的成分所株连，成为一个需依靠体力劳动来勉强维持生命的三等农民。做了对不起亲密女友的事，也使自己成了天涯沦落人。只能默默地舔吮着精神上的伤口，治疗心灵的创伤，决心以独身一生来惩罚自己，弥补过失，以示对她的忠诚。虽然她不可能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但我坚信“心有灵犀一点通”，她的心灵会感应的。
返乡后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和遭遇，我不欲多说，用几副自拟的春联来概括吧！六三年春节是“遗恨未忠国家事，嗟叹何孝堂上亲，横：咎由自取。”几年后的一个春节用“十年寒窗捡大粪，一生事业挖小沟，横：适得其所。”八十年代初情况好转后，用的是“三间土屋檐虽矮，两位老人寿却高，横：否极泰来。”
十三 魂梦萦绕
一晃十一年，大致是1972年冬初的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一个水利工地上劳动。小妹来到工地上，告诉我H。Q。来了一封信。我当即告假回家。一见到信封上那熟悉而娟秀的字，我的心就激荡起来。迫不及待地掏出信纸，读了起来。信中几乎没谈她自己，只是说我的第二任领导想起了我，向低班同学欧某提起，说退职回家后，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又说王原来有个女朋友，叫欧去通过她了解一下。
新头头排挤我时，这位老领导正在武汉的民族学院学习。听李大姐说，这位潘局长回来知道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说如果他在家是不会让我走的。同时李还告诉我另一件事。工交部第一任的李部长，在做了几年凯里县委书记后，又回到州党委管工业，发现我们几张老面孔都不在，也很不愉快。看来老一辈的领导当时是很恋旧的。
她知道老领导关心我的事之后，就凭着记忆，按十年前的地址给我寄了信。这充分说明她不恨我，相反还一直牵挂着我。读后，我那初愈的伤口又隐隐地痛起来，刚刚封闭不久的感情闸门又豁然大开。立即回信向她表示想知道她的一切，而且如果她也想了解我的话，我也把一切都告诉她。不久她又来了信。信中说：“衣裳是新的好，朋友是旧的好。”汉代就有人说过“衣不厌新，人不厌故”、“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她多年通过比较得来的感受。
自此，我们陆续通信一年多，倾诉别后之情，叙述以往的种种遭遇，毫不掩饰其对我的怀恋。她知道我的艰难处境，尚孤身一人之后，引出了许多的不安和热泪，劝我赶快成个家，自责是她给我带来了厄运，还在73年我的生日前寄了些钱给我。知道我好看书、喜唱歌，还寄来了几本鲁迅著作单行本和《独唱歌曲集》。她告诉我已经结婚，对方是同班同学，以前从来都没正眼看过他。以献殷勤的手段在她父母面前讨好而换得了婚姻，但是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情。她当时已属大龄，没有多少时间可供选择。此人性格粗暴，蛮不讲理，她经常受到虐待，婚后生活极不和谐。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五内俱焚、怒火中烧，恨不能飞到她那里把她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愧疚和悔恨煎熬着我的心。她性格怯懦，身单力薄，怎堪受此凌辱。本该我去呵护她、疼爱她，却没这样做，反倒把她推向了深渊，因为一时的斗气，讲尊严而铸成大错。虽然我们没有成为夫妻，我没玷污她的躯体，但是我接受过她纯洁的吻，占有过她的心，现在却不能再去过问她的事，内心里一直有一种古人所痛斥的“始乱终弃”的犯罪感。如果不是为了我，她完全可以在大学同学中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也就没有以后的一切灾难了。是我耗费了她的青春，是我葬送了她一生的幸福，上帝终于没能给她一个像我那样爱她的人。
我的老领导知道我的处境后，打算利用他手中的权力，让我重返贵州。初步设想是先去煤矿，户口好办，然后再找台阶一步一步地调动，争取再回到局里。那年我还不到4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前程还有一线光明。她则和欧某商量为我先期物色一个配偶，到贵州就成家。欧说酒厂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争取介绍成功，今后我喝酒方便，欧嗜酒，当时较缺。那年她正怀着第三胎，说前两个都是女孩，大的已懂事，从她口里知道了一个“王木工”。怀着的是男是女尚难卜，生产时大人的死活也难料。读到这里我有点心酸。为了感谢她的馈赠，我用出卖鸡蛋换来的几张奖售券买了些白糖，好像还有点花生米，用一方手帕包着寄了过去，略表“千里送鹅毛”之意。
可惜，时值林彪自我“爆炸”后，“四人帮”正操纵着“批林批孔”、“批大儒”的运动，来势凶猛。老局长也是惊弓之鸟，怕惹火烧身，我再去贵州的事就搁浅了。她则家庭处境太凶险，怕招来横祸，再受凌辱，通信不便，我们的联络就此断绝了。这大概是1974年底。当时我把这些信看得很珍贵，里面有她的遭遇，有她对我的怀念，还有一些同学的信息，劳作之余，经常拿出来读。后来还把这些信按顺序整理在一起，装订成册，加上封面和扉页，取名为《藕丝集》，扉页上写了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冷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诗内各联所包含的意思，都恰似我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颔联更贴切地直达我们的心灵深处。可惜房屋破损，漏雨成灾，这些信连同1962年的那一封全因潮湿而毁坏，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惋惜。想到54-58那几年的信被当作了燃料，真是水火无情呀。
1977年我终于得到了一份民办教师的差事。此时距我们分手整整16年。1984年在我们分手的第二十三年。4月份我父亲去世，母亲也因病于端午那天被大妹接去南京治疗。我从一场几乎送命的大病中活了下来。7月份终于有缘和一位也曾历经磨难而离异的农妇组成了一个家。是时，我已年近半百，时不我待，没有多少时间去了解，更谈不上什么卿卿我我的恋爱过程，为成家而成了一个家，合伙养性命而已，就算有了一个港湾吧！妻子的某些地方和她有相似之处。个子都不高，圆圆的脸，都有一双不太大的手掌。但是妻子缺少她具有的温柔、体贴和善良，更谈不上什么志趣和爱好。我像当年倾心对待她那样对待我的妻子，然而却得不到多少回报，更找不回当年我和她之间存在的感觉，上帝也没给我一个像她那样爱我的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始终忘不了和她曾拥有过的情义，内心深处仍珍藏着那段美好的回忆，虽然夹杂着苦涩和酸辛，而仍然不能舍弃。我时常在想，虽然分手了，但并未反目成仇，爱情不在，友谊应存。1972-1974年的短期通信证实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为什么不能再以朋友的身份互相联系呢！想与她再次互通信息的念头始终存在。
于是，1992年，在我有了学历、职称、荣誉，转正在望的时候，在我有了家而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时，中断书信的第十八年，分手后的第31年，按捺不住的愿望，催促我又向她投石问路了，我知道她一直在想念着我，盼望我好起来，上述的一些变化，她一定是乐于知道的，应该告诉她，让她得到一些安慰。而我更想知道她在这十几年里有无变化，还整日那样受委屈受虐待吗？估计她已经退休，可是不知道她的住址，所以在92年12月末就向她的原单位寄去了一张贺年卡。不久收到了她的回信，幸好那天她路过单位门口，收发人员看到了她，把贺年卡交到了她手中。前后大约一年时间，来过四封信。我在信中把情况尽量详细地告诉了她。她很欣慰，还在信中对我妻子过去的遭遇表示同情。在这一点上她们也有相同之处，比较起来只能是H。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在信中附了一张当地名胜青龙洞的门票，上面印着洞的远观外景，还可以看到洞的上方，小山顶上我们母校的校舍。记得这里地名叫蕉苍坪。两排教学楼的西端出现在画面上，当年我们曾多次在那里俯栏远眺畅谈人生。1953年的除夕夜，我们还在那里吃着饼干，含着糖块，鸟瞰过城内的万家灯火。一张小小的彩色门票，勾起我无限的感慨和联想。沧海桑田，四十年矣！又一封信中附了一张她的近照，说是专门为我照的，一寸黑白头像。我仔细地看了又看，轮廓没变，只是略胖了些，外形虽然显示了年龄的增长，但是皮肤平整，看不出多少风霜留下的痕迹。我们是同龄人，但是如果在一起比较，她要显得年轻。因为我面色枯槁，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年轮。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屡受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和摧残，能保颜如此，实在不易，祝愿她永葆青春。在信中问我还唱不唱歌。返乡后我就很少唱歌了，一来精神抑郁，二者农村环境封闭，文化水平极差，高声歌唱，说不定会被人误以为精神有问题，但是偶而需要排遣忧愁的时候，也轻声地唱一唱，经常唱的歌，有一首她常唱的《梅娘曲》，借以怀旧，往往在脑海中会映现出她唱这首歌时的神态。另一首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拉兹之歌》，因为歌词可以贴切地反映我们分手之后的心情。歌中唱道：“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我没有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命运虽如此凄惨，但我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我忍受心中的痛苦事、幸福地来歌唱，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1984年我的呼吸道疾病痊愈后，嗓子不再圆润，肺活量大大受损，底气不足，就很少再唱了。很可惜我的一副歌喉。当年在学校里也算是能数得着的。一次星期天，在工会楼上俱乐部里唱歌，多日以后，几位低班同学在街上遇到我，还问某日是你在工会楼上唱歌吧。可以证明他们对我的歌声有一定的印象。当初如果报考高校的声乐系，兴许现在我也能成为另外一种人。
为了营造两人世界，1957年在从江买了一架小提琴，两人分手后，实在没有心情去拨弄，为谢知音，1961年带到榕江后，在私人开办的寄卖店里卖掉了。我的同桌在该地中学执教，后来告诉我被他的学生买去了。同桌也有小提琴，但附件不全，我把定音哨、弱音器送给了他。六十年代末，哥哥见我在家里精神无所寄托，从四川给我带来一架旧提琴，可惜我的一双手整日握镰操锨，指头粗硬，骨头节迟钝，很难再拉琴。后来弓断弦折，琴箱内的音柱倒下，也就无法再使用。算起来旧琴已经在那里躺了近20年了。她说她还一直喜欢唱歌，打算把歌声录下来寄给我听。
问及她现在的家庭情况及处境，则闪烁其词，欲言又止，可以想象得出，没有多大改善。对信件来往有顾虑，很慎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次变动收信地址。曾叫向镇远青溪她三女儿处寄，又曾叫往一位初中同学杨某家寄，还在湖南衡阳她大女儿家给我寄过。最后一封信说等找到可靠的转信人，告诉我地址之后，再给她去信。因为投递无门，我们的联络再次被迫终结。不是她不想和我叙旧沟通，而是怕授人以柄，招灾惹祸，说不定这一年内的几封信，已经给她带来了麻烦，只是强忍着不告诉我罢了。如果我再一意孤行，强加于她，屡屡使她蒙受屈辱，岂非错上加错。我只能强制自己控制住不死的“贼心”。我的期望是一直联系到我俩之中的一个离开人世，再划上句号。但是好梦难圆。可叹！我们已经年近花甲，且事隔多年，仍为情所困，一旦见到对方的片纸只字，仍一见如故，顿感怡然。这正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缘故。
十四 情伴终生
华易逝，岁月难留，转眼又过去十年。现在我和她都是年过古稀的人了。还能再有几个十年！回首往事，相识已半个世纪，其间相爱八年。八年抗战，中国取得了全民族的胜利，赶走了日本鬼子。而相爱八年，我们得到的却是劳燕分飞，驱不散心中的旧情。迄今分手已是四十二年，应该说是很遥远的事了，但我仍然记忆犹新，当时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宛若昨天。四十二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忘掉这一切而做不到，因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过失。如果她的遭遇不是这样凄惨，也许我的心才会宁静。尽管温馨幸福已成过去，逐渐淡漠，像人们常说的“往事如烟”。但是在那淡淡的、缕缕的云烟中，还清晰地映现着当日的画面，一幅接一幅地闪现在眼前，像特写的电影镜头，经常定格在脑海中。
从相识到相爱，感情步步加深增强，一帆风顺，水到渠成，没经历磨难和苦追，得之过易而不加珍惜，一旦失去才知道那是最珍贵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结果？凡四十年还没能清晰地梳理出根源，只好盲目臆测推断，姑妄言之。主要原因当推我那时年轻，缺乏气量，太自重自己的尊严。当她屡提要分手的时候，却没去认真弄清原委。不从自身寻找诱因，老认为对方在制造麻烦。只劝说她回心转意而不去努力适应她的意愿，吝啬得连自己所深受的人都不多给一点宽容和谅解，遂致得而复失，酿出了一生吞之无尽的苦果。
当时的环境，似乎也有棒打鸳鸯之嫌。政治运动频仍，中心工作接连，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思想改造，接受教育，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睱，插红旗，拔白旗，再加上阶级斗争气味浓厚，动不动辩论批判，弄得人人自危，毫无安全感。有专业知识的人无用武之地，脑力劳动被体力劳动所代替，心里绝不会安然，这种环境给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这些都该归咎于我，因爱生怨，动摇了她的信念。
她毕业分配时，正赶上1958年的“大跃进”，引来了以后三年的天灾人祸。工作条件艰苦，生活资料匮乏，个人收入低微，当时我又正好抽烟，买书，加上经常出差、开会，花销大，身无半点积蓄。她晚工作四年，转正定级后，领到的工资比我稍多，可是仍属低收入阶层，两人加在一起不足百元。我们都有双亲要赡养，又何堪成家后育儿养女，所以就没有心思谈婚论嫁。这样一年复一年地拖下去，看不到尽头。年龄日长，前途茫然，我想她不能不忧心忡忡，由此而动摇了对我的信任，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和我分手。也许这只是一种手段，让我有压力而提出结婚，我却麻木不仁，错将手段当目的，而轻率地同意了！
有人说倾诉可以使人减轻压力，现在我倾诉了，但没感到轻松，反倒因为重温历史而倍感沉重。这是为什么，究大半生的参悟，我得出八个字的结论：懊悔未消，隐痛难除，这种感觉将会伴我一生。
事物都有两重性，痛苦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满足。满足于曾经拥有过。我真诚地付出过爱，也得到过真诚的爱，这就够了。因为两爱激烈碰撞发出的火花，虽然短暂，但是明亮，所以留给双方的记忆是强烈的、永恒的，其回味也是无穷的。
不能长相守，但愿长相忆。
后记
1993年再次失去联系后，心仍不甘。总希望还能经常知道她的情况，可是茫然无措。又十年过去了，心里忽然涌出一个念头，趁着现在还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也趁着现在的视力还可以对付着看点什么。我要把这几十年，尤其是和她相处那八年的经历、遭遇、思绪、心情，以我和她的感情为主线，林林总总，拉拉杂杂地都记下来。万一有机会通信，能把写的这些再递到她手中，那该有多好。可以让她读后知道我的心仍然眷念着她，愿做终生的朋友，以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负债的遗憾，所以写下了以上的文字。
我们的故事，是由各自的一半组成的。我写下的只是我这一半和所观察到的她的一部分。我这一半是绝对真实的，绝无虚构，顶多在时间或细节上有误差，这是因为年代久远，回忆不准之故。期望她读到之后，也能写出她那一半和所观察到的我的一部分，并且也让我读到，那就太好了。这样就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完整的故事，装在我们心里，陪伴我们度尽余生，这将使晚景感到幸福欣慰，而且充实。才会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不留遗憾，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几十年，前就有同学们说，我们的恋爱经过可以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就让我们自己动手来写吧，我们不需要渲染，不需要铺陈，更不需要夸张和虚构，只要真实。只有真实的故事才能感人至深，动人心弦。
二○○三年五月初稿
二○○五年九月修改、定稿
“往事如烟”，人们都这样说。我以为并不尽然。青年时代的一些经历，往往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比如初恋。爱是不能忘记的。经历过真正意义上初恋的人，当时的情景总也忘不掉。哪怕是几十年之后，到了老态龙钟、风烛残年的时候，昔日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至多回首往事时，产生的感情不如当年的强烈罢了。
我是把脑海里储存的初恋经历，当作财富的，以资晚年追忆、回味。尽管感觉上往往是苦涩的、酸楚的，令人心痛的，然而也会渗出一丝丝甜蜜。很多情景仍会令我陶醉，回味无穷。因为曾经拥有过而倍加珍惜。人生一世没有点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那就太平淡了，只能算是精神上的穷人。
一 联欢初遇
由于抗日战争，我们兄妹随父母颠沛流离，最后定居在贵州的黄平，在这里成长、求学。
1949年年底，这里解放，学校复课。1950年7月我在黄平中学初中毕业。因为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力不能及，当年秋季黄中没招高中。我们同住县城的几位同学组成了一个复习小组，随校内的初三班旁听。1951年春季才考入该校的高中一年级。我居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暑假中被选派去参加土改运动，在黄平县平溪乡的二村。一个多月后，回校，又被指派参加专区举办的中学教师政治学习会，帮助教师思想改造。住镇远中学，在镇远呆了一个多月，十月中旬才回校上课。
因为班级人数太少，1952年2月被并班镇远中学去读高二。这使我有缘和她――H。Q。成了同窗。在新旧同学的联欢晚会上，她用小提琴演奏了一曲《北风吹》，好像还唱了一首歌。至于我当晚做了些什么，还真是忘得“往事如烟”了。当时的印象是有小提琴的家庭不是一般的家庭。这种家庭出来的人自然也就不是一般的人。后来得知那架小提琴是关押在镇远监狱中的日本战俘做的，被她家买到了。
二 歌台谊萌
最初，我们只是一般同学，互知姓名而已。彼此间没有什么特殊印象，更不存在一见钟情。当时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很多，学校往往也配合。记得到校不久，当地政府开展禁鸦片活动，我就被指定到街道上去向群众做演讲。为了配合“三反、五反”，排演过有针对性的话剧。这些活动使我们接近了起来。第一次在一起排练的歌曲是反映治理淮河的大合唱。歌名忘了，曲作者像是瞿希贤。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有了多于一般同学的接近机会和共同语言。后来我了解到了她家庭的一些情况。书香门第，父亲是政府团结的民主人士，三位姐姐、一个兄长都有工作，嫂嫂是省城当年较有名的美女。家中藏书很多。我酷爱读课外书，试着向她借，很慷慨地从家里带来了几本中外名著。令人不快的是，被一位李姓同学转借去而丢了一本，好像是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当时买不到也买不起，使我很难堪。她原谅了我，没提出索赔。后来听说，她受到了家庭的责备。不免心生感激之情。
1952年暑假，高中学生没放假，办暑期学园，学习政治。同时利用这段时间排演歌剧《白毛女》。导演是军分区文工队转业的蹇某，其父是曾受到鲁迅称赞的文学家。我被指派演杨白劳。起初要她演喜儿，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换了一位姓孙的，她演群众。以后又和她在其他一些场合配合过。1953年，学校举办班际歌咏比赛，我们班排练的是《黄河大合唱》。我独唱《黄河颂》，她独唱《黄河怨》。我们经常在一起练唱切磋，后来，我们都会唱对方所唱的歌。正式演出效果很好，得了奖，台下不少抗战时期流亡到这里的北方籍老教师都流下了热泪。1954年春节，我们还带着这个节目去和镇远军分区的官兵们一道联欢。由于接触较多，在排练《黄河大合唱》时，我们宛然已成为朋友。经常在一起交谈，话题广泛。谈学习、谈思想、谈未来、谈共同爱好，偶而也谈及家庭。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因为经常接近，闲谈无忌，同学们好像嗅到了什么，自然免不了窃窃私议。但是我们却很坦然，心里没有什么异样的想法，只是把对方当作朋友，在一起交谈觉得开心。
三 友情突变
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改变了我们交往的轨迹，促进了感情的升华。
1953年11月的一天。我的同桌毛某与坐在后面路过桌边的黄某，发生了争执，动了几下手，随即劝开了。凭印象，大都认为怪身高力大的黄某，而事实不然。晚自习休息时，我俩照例又在走廊里闲谈。姓杨的班长为了弄清真象，消解矛盾，来向我作调查，我是现场目击者，如实客观地作了反映，指出起因在我的同桌。
上课的铃声又响了，同学们纷纷进入教室，我俩为了多说几句话，依然倚在栏杆上没动。突然她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在我的右颊上吻了一下，就匆匆跑进教室。我惊呆了，不知所措。要知道这是当时男女之间最亲密的举动，公开场合绝不会有，连电影里也几乎没有这样的镜头。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人们是非常讲究非礼莫为的。虽然已经解放三、四年了，可是社会风气仍然很封闭。她的举动使我意识到既要有很大的勇气，又要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不是一时地冲动，而是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我的心被她俘虏了，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不可等闲视之，要珍重。后来我问她，那天为什么会这样，她说，从你向班长反映情况这件事上，我看到了你的正直、坦荡，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我也征服了她的心。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我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我对她的感情升华了。我们的感情更加亲密了。时常放不下她，想更多地接近她。一时见不到，就像丢失了什么，而一旦见到了她，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满足。连她在其他地方发出的声音，耳朵也能敏锐地捕捉到。我知道已经爱上了她，相信她也在爱着我。我们的相爱就这样毫无曲折险阻地自然发展而形成了。只是还没把隔在中间的那层薄薄的纸捅开而已。
我们是同龄人，那年18岁，豆蔻年华，情窦已开。我的生日是农历的腊月十七，她的生日大约比我晚10天左右。只可惜记不得具体日期了。说实在的，她并不十分漂亮，个子不高，在当地算中等，圆脸微显胖，但身子瘦。左眼眼睑下垂，略小，我曾答应她有了工作以后，陪她到医院去手术，可惜诺言没能兑现。右眼深邃水灵，清澈明亮。她爱好广泛、多才多艺、能唱会画，会拉小提琴、吹口琴，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字迹娟秀娴熟，和我的爱好有很多共同之处。她性格开朗、温柔而有些懦弱、待人真诚、表里如一，既不喜掩饰，也不矫揉造作，纯洁得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虽非秀外而却慧中。我的活泼开朗、坦率正直、诙谐风趣，她也是很赞许的。
我们的感情变化，会流露在行动上，当然瞒不住人。同学们议论纷纷，甚至当面道出。有的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有的说你们算得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水到渠成；有的说你们志趣相投，天生一对；我的同桌毛说你是唱歌唱来了一个女友。我当时真想反击他：感谢你，是你和同学闹纠纷帮我闹来的。但是我不能说。对同学们的议论，我只能默认了。
相爱后的突出反映是心里都装着对方，有了什么收获都想着和对方共享。我们这一届高中是1951年春季始业，要在1953年冬季才毕业。为了做好善后工作，最主要的是思想政治的鉴定工作，很繁琐，所以要到春节后，才能离校，等待1954年7月的高考。为了让我们的在校生活不太枯燥，学校在除夕夜举办了一个小型联欢会，住在城区的低班同学来表演了一些节目。会后又来了个猜谜的悬赏竞猜活动，还为我们联系正月初二与军分区的官兵联欢。我受慈母的熏陶，自幼喜欢猜谜，也掌握了一些技巧，有时还自己制谜。当天灯谜会上我还真火了一把，猜中了不少，得到了不少奖品。最后还剩下几条难度较大的，我又猜中了一条。谜面是“走麦城”，谜底是“翠”字。领奖时，教导处黄主任夸了我几句，说猜中这样的谜才算有水平，还告诉我，谜面也可以用“乌江自刎”。并按原标的赏格加倍给了我。奖品中有不少食品，但我不愿独自享受而是到处找她，与之共享。
四 初尝相思
暂别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离校等待7月份去高考。她家在本城，而我要回到70多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县城。
在贵州生活了十几年，一直不辨东西南北。这里不像我的故乡是一望无垠的平原，可以凭地平线尽头看到的日出日落辨方向。这里可不行，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之说，山峦起伏一座连着一座，视野非常狭窄，日出日落都早早隐藏在山的那边，再加上经常是云雾缭绕，迷迷濛濛，凭自然现象来判断方位实在是太难。所以每到一处只能按当地的街道名、区域名、城门的称谓来大致了解方向。出门要记住街道名，转弯时的左右走向，以及周围事物的特征，才能回到原地。镇远城只有两道街。依据当地人的介绍，潕阳江大致是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河两岸各有一条街。北街比较繁华，湘黔公路与街重合，南街较为僻静。街长约四、五里，城东有老大桥连接两街，城中部又有一座新大桥使两街串通。学校在城东端的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全城，她的家在南街的西半部，距学校约三、四里。
1954年正月初三晚上，我帮她拿些行李送她回家。行李放下后，她又折身出来，要送我回学校。当时这座小城的电厂只有一台蒸汽机带动的几十千瓦的小发电机，勉强供应照明。夜幕降临时供应，午夜12点停机，停电前10分钟拉闸闪动三次，以示提醒。她家所在的街道没有路灯，北街上也只是距离很远才出现一个昏黄的灯泡。是晚，朔风凛冽，碎雪飞扬，街道上空无一人，冷清黑暗。我们时而缓慢地徘徊在师范学校大门前操场上，时而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互相温暖着。从师范学校院内透出来的微弱灯光，映照在她的脸上，依稀见到眼里含着晶莹的泪珠。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真怕它走得太快。我们依依不舍，不忍分离，而又必须暂别。夜阑更深，万籁俱寂，只能听到我俩心房的跳动声。快要停电了，我不得不把她送回去，而后踽踽独行，返回学校。走完街道，还要攀登几百级台阶，仗着路熟，摸回了宿舍。
翌晨，我踏上了回家的路，与她暂别了，时在1954年2月6日。必须到7月去省城参加高考才能再相聚。我们只能靠写信来表达心声。记得她家的住址是和平街，门牌号却忘了。信固然能带来慰藉，但并不能解除我对她的思念。回到家，空余的时间多了，在思念她的时候，逐渐理清了自己的认识。她主动地吻了我，这是在向我坦露心扉、展示感情，是抛向我的绣球。然而女孩子都有她们的自尊和矜持，有一条底线等待我去冲刺，我应该主动表明我的心迹，让她的心安定下来。我把她的热吻看得很神圣，认为事关大节、清白所系，不可辜负，更不可玷污亵渎，我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既然知道互相热爱着，就应该由我主动提出把关系确定下来，因为通常都应该由男方提出追求，这才符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古训。
我对她的思念与日俱增，向她表白的愿望更其强烈，终于决定再去镇远与之短聚。1954年5月，气候宜人，正当各处火红的石榴花盛开的时候，我动身了。在崇山峻岭间跋涉了两天，沿途道路崎岖、山水相连、肌体疲惫却心旷神怡。黄昏时来到了她的身边。她和另外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复习小组，在一起互帮互学。见到面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我俩还得在表面上佯装镇静。为了不影响她复习，我们只偶而在白天出城郊游，顺着山路或大道到东关外，西门外漫步闲谈。更多的时候，是晚上在穿城而过的潕阳江畔的柳荫下倾吐心声。当时正值农历四月的上半月，天空晴朗，皓月当空。银色的月光，透过树隙洒在我们身上，斑斑驳驳、朦朦胧胧，给人一种神秘感。这里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风景区、游泳胜地――杨柳湾。夜晚十分寂静，着实是恋人幽会的好去处。坐在岸边平整光滑的石块上，望着月光投在滾滾东流的水面上，才能真正体会到“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诗韵。1954年5月11日的晚上，我向她吐露了爱慕之情，把敷在我们之间的那层透明的薄纸捅破。她没有用语言正面回答，却用拥抱和亲吻默默地表示着接受了我的爱。停留了五天吧，我又离开了她，回家耐心地等待着两个月后的再相会。
五 省城应试
1954年7月上旬，该是我们去赶考的时候了。因为要到省城里去体检。所以必须提前几天到达招生主管单位。为了让考生顺利成行，政府责成交通部门要优先满足考生乘车，还要留出一定的座位，让沿途的考生走得掉。去省城的汽车要途经我住的县城。每天我都到车站去看看，几天来已经过去了好几批，可是一直没见到她的身影。几天后，我和另两人也上车走了。到贵阳后，仍然每天去车站迎候，可就是见不到她的到来。这一天又有几位同学下车，一位姓宗的女生，叫住我，告诉我H。Q要她捎一幅画来给我，还说她今年可能不来参加考试了。我愕然，急着问为什么，宗说在镇远体格初查时，说她肺部可能有问题，怀疑被她三姐传染。我当时木然呆站着，脑子里一片空白，但转念一想，这不可能。直觉告诉我，这是误诊，相信她会来的，待同学们走后，我展开画卷，一张八开白纸，背面用草纸裱衬着，上面写着赠给我留念的字样，正面用水彩画着几棵挺拔的阔叶树，枝叶繁茂。树间有一片空地，绿草茵茵，像铺着绒毯，勾起了我的遐想。这是一片多么幽静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树行里信步走动，在空地上躺卧、憩息，坐在绿草地上抚琴吟唱。几天后终于把她盼来了，同车的记得还有团地委的几个人。她带着一口小皮箱，我连忙接了过来。她们可能是最后一批到达的。我的直觉没有欺骗我，她的身体没问题。
我们住在贵阳一中的一幢教学楼里，女生在楼上，我们在楼下。我哥哥曾于1951年夏步行五、六天到贵阳去考大学，因为高中只读了一年，不让参加。但有关部门对他很负责，安排他在这所学校插班又读了一年，1952年被重庆大学地质专业录取。贵阳一中的位置该是在省城的西南角，濒临南明河，距河滨公园不远。公园的南侧是南明河，当作自然屏障。河南就是郊区。从一中向南而西折走不远就到了公园的河南岸。文科考场设在一中的饭堂兼礼堂里，理工科的考场大概设在河对岸的贵州大学里，考前并不紧张，没有如今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惊险场面。我们偶而也能短聚一会，哪怕默默地对面站上几分钟，也会感到欣慰、怡悦。
考试结束了，我们仍住在原地过着团体生活，等待录取通知书。这时的考生们都轻松得像出笼的鸟儿，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相处在一起。市内喧闹的大街上，市郊宁静的小路上，就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其间，我陪她去拜访了她三姐的好友，她送给我们两张音乐会的入场券。我们在省剧院欣赏了女高音歌唱家郞毓秀的独唱。演唱间歇，贵州文联主席郭某登台献上了一首《日落西山》，声音沙哑，我还真没听中。省里主管高考的单位，还组织考生参观了贵阳师范学院、听欧少久的相声、登东山、游花溪。可惜我感冒没能去欣赏这颗高原明珠的风采。以后几年虽曾多次去过贵阳，都因为太忙没去成。至今仍以为憾。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河滨公园南侧河畔的城郊，那里清静。晚饭后出发，夜深后回来，携手漫步，细语低谈，每晚都有说不尽的话题，说累了就相拥而坐，算是休息，笑颜相对，脉脉含情，如在桃花源中。在这20多天里，我们全都陶醉在幸福中。其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在一中院外波光粼粼的南明河畔，我们郑重地明确了恋爱关系，私订了终身。
六 离愁海深
好景不长在，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陆续到达，我们将面临离别。因为只要不是被录取在同一所学校，就得天各一方。寄送通知书的办法是：每个考生领到一个印刷好的信封，由本人填好收信人地址和姓名，贴上邮票，交给招生主管部门就行了。这些信封又被送到重庆。当时全国分为几个大行政区，贵州属西南区，领导机关设在重庆。大多数考生都住在原地等候。被录取的人信封上加印的是录取学校的名称。不被录取的信封上盖的是西南区主管单位的名称，但大都用黑色。她先接到了通知，是云南大学林学系。我晚接到几天，上面盖着西南区主管单位的名称，但是红色的，大家猜不透何以颜色不同。拆开一看，其实内容一样，也是未录取。一个升学，一个落榜，一对鸳鸯更铁定了要离别。面临的前景是相思之苦，其程度胜于各在一校，来得更沉重。
事后想了想，名落孙山是必然的事，客观原因是那年从在职干部中抽调了不少人来应考，在录取分数上有照顾。而主观是努力不够，还因为一件没想到的事影响了复习范围、时间和报考的方向。
1950年暑期，在黄平中学我参加了歌剧《赤叶河》的排演。因为年纪小演配角，但是我唱得好，尤其是台词说得好，普通话发音较准，声音响亮有音乐感。论起普通话来，我有点像无师自通，受了点环境影响而后举一反三，这得益于我掌握语音的能力较强吧！在家我用母语――父母的口音。在黄平很快会黄平话，到镇远不久能模仿镇远话，在贵阳也能抓住几个特殊的音节，偶而还能套几句川腔。1957年在从江还学了不少侗语。七、八个月以后，便可半汉半侗地传达精神布置工作。侗族民风淳朴，很多风俗和汉人不同。比如遇到年轻姑娘，可以问她愿不愿意给我做老婆，她会高兴而爽快地说愿意，这不是在调戏她，是在夸她。她也知道你不是真要娶她，但是可以让她得到满足，认为自己长得漂亮，被人喜欢。还记得这句话的发音是“Lǎmiēwǎimái ūyáowǎilī”。不过，我上学时模仿英语语音的能力太差。由于台词受到人们的推崇，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每逢政府有什么重大社会活动，学校都要配合排演一些文艺节目，直至到镇远中学演出《白毛女》，先后参与了不少次较大型的演出，记得有《抓壮丁》、《王秀鸾》、《夫妻之间》、《母亲的心》、《考验》、《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思想问题》、《在新事物的面前》等等。《在新事物的面前》还拍了剧照，不知一共洗了几张，我却弄到了一张保存着。1996年9月镇远中学给我寄来了一份邀请书，邀我参加九十五周年校庆，并征集文物。我把这张照片拿去翻拍，想放大一张寄给镇中，殊料翻得不理想，我只好割爱把原件寄了出去，是否收到未见回音，至今仍有些后悔。总之在黄平和镇远这两座小城里被不少人认为有表演天分，这种印象，一直延到几年以后。一位没任过我的课的女老师姓冯，是徐州人。是距离我们老家最近的老乡。抗战期间参加过郭沫若领导的国防部第三厅下属的某个抗敌演出队，曾和另几个人与田汉合过影。她的丈夫姓张，听口音可能是苏南人，民主人士，解放后任专署文教科长，1952年蒙冤入犾而死。后来可能是H。Q。在给我的信中说，已为张平反昭雪，并且开了追悼会。冯本人可能也在57年前后冤死于政治运动中，撇下了一女二男。后来我见到过她女儿，在铜仁专区的花灯剧团当演员，两个儿子下落不清。冯当时在黄平中学教音乐，我去看望她，给她帮忙教学生学了一首《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一天，冯关切地对我说，你有表演才能，愿不愿意去话剧团。说实在的，那时候还真有点喜欢演戏，还想去当电影演员哩。就随口答应愿意。她说我可以替你联系。原来她在三厅演出队的一位姓刘的同事，当时是湖南话剧团的团长。冯主动为我联系，不久回信要我写一份简历，再写一篇剧评。我记得写了一篇评论前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文章，现在已不记得写了些什么，大概是对剧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作了分析吧。寄出不久，居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信。信上盖着公章和团长的私章，唯一的条件是路费先自筹，到团后再报销。家里当时很穷，筹措不起。冯热心肠，就替我借。从黄平到长沙，途中要转几次车，估计要五、六十元。还没凑足，忽然节外生枝，住在我家斜对门的县团委卢书记，女性，原来就认识，一天见到我，拿着一份报纸对我说，中央有规定“本届高中毕业生一概不准留作他用”，要保证全部去报考。我早在1950年的8月就入了团，组织纪律要遵守，于是打消了去湖南的念头，再去报考大学。让冯老师很被动。后来告诉我，如果去了湖南，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保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去深造。命运真会捉弄人，如果当时去了长沙，现在我又将是个什么样的呢！
由于这么一折腾，影响了复习，可是又不甘心，就想报考戏剧学院，不久在报纸上看到报考这一类的学校必须到重庆、北京、上海去报名。哪来这些钱，我只能作罢而改报文科。当时也曾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所以还准备了笔名。连同起名根据是这样说的：“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和她，我叫韩珂。”姓是母亲的姓，名是她姓名的两个字各取一半组合的。还可以拆开读成“韩王可”，意即姓韩姓王都可以。考文科我就遇到了“调干”的竞争。没有加分的优势而败下阵来。当时如果随便报一个师范学院的数学专科，兴许就挤进去了，也就不至于20年后差点连个民办教师都当不成。这也算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吧。
未被录取，必须尽快离开贵阳回镇远找工作，解决民生问题。临别前的几天，我们都沉浸在痛苦中，“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她在南明河里为我洗了几件衣服。一天晚上，主管单位组织我们看电影，可能算是为全体考生送行吧。入场券是随意发放的，我俩的座位离得较远。一位姓崔的同学，老家山东广饶，从初中就同学，我和他在业余舞台上是老搭档，他主动调换，让我俩前后相邻。她在前可以仰靠，我在后可以俯倾，尚可聚首相依。
1954年8月17日，早晨，我们10多个落榜者结伴而返。她送我到车站，默默地走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上车前她递给我两块面包，神情惨然。我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只得忍心扭头进入车厢。车开了，远远地看到她还站在那里。我第一次体味到了分离的痛苦，才更深刻地领悟到了古诗所说的：“寸心宁死别，不忍生离忧”的含义。
临别前，我们分别在对方的小本子上写下了留言。我写了些什么脑海里已经荡然无存，大概是一些安慰、鼓励、表明心迹的话。而她的留言至今我仍珍藏着，经常打开读一读，借此勾出遥远的回忆，品味那段回肠九转，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其中有几处这样写道：
“我们的友谊是会永恒的，因为我们的感情不是建筑在金钱和地位方面，而是信任和忠实。”
“我感到很骄傲，因为我能与你结成亲密的朋友，你是一个很朴素的青年。”
“真挚的感情是不会受时间和距离这两个因素而影响的。”
“请你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最后愿我们的感情，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永恒和光明。”
字里行间凸现的是她的一颗真挚赤诚的心。每每读到它，都会使内心升腾起一股暖流，欣慰和信任，幸福与满足。
七 飞鸿翘望
回到镇远，随即向组织部门递了工作申请书。1954年8月31日，我拿到了分配在专署工业科的介绍信，其余人都分到各县粮食或森林工业部门去了。这个科是几个月前才成立的。原工商科变成了商业科，调配人员新组成工业科。连我一共四个人，是该局的元老。第一任局长姓王，山东齐河人，身材魁梧，性格豪爽。1955年6月，抽我去黄平搞合作化，走前鼓励我，到基层好好锻炼，今后给我管人事。1956年3月，为他写了一份肃反总结报告，很满意。告诉我，是他看了个人履历和学校鉴定后指名要我的，没要错人。1956年4月，派我陪省工业厅资源勘测处的技术人员到剑河县去勘探铁矿，回来后又以局党组的名义写了一份《剑河县铁矿资源勘察报告》上报地委，而再次得到了他的赏识。
第二任局长姓潘，黄平人，苗族，30多岁，性格开朗，好动、喜欢唱歌，和我很投缘，局里一些本该他主持的事，往往放手叫我做。比如省里召开的对资改造会该他去，却叫我去。局里召开机械制造技术革新会，该他挂帅，却叫我去主持。因公出差，大都要我陪着，成了他的兼职“私人秘书”。夫人姓蒋，也是黄平人，后来听说，他当了凯里市长，夫人当州委副书记。
工商刚分家，仍在一个地点办公，位置在专署大院外，东关街道尽头向北转弯处，街东侧，隔江和当地名胜青龙洞相望。1956年专署办公大楼建成后，我们迁入大楼，这个地点让给了一个森工部门，头头姓谢。开始，我们还住在那里，并且在他们的食堂里吃中灶，谢一人作陪，对我们很客气。闹不清以后的镇远县林业局是否就在这一带，我想很可能。
成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后，除了去贵阳学了半年之外，此后经常出差开会，下乡参加中心工作，很难长期固定在机关里，流动性很大，有时连亲人顾不上看。1956年年底搞年报，我分工负责三个县。1956年12月底，先到台江、剑河。到剑河刚结束，单位来电话，催我快回，说我父亲有病来镇远手术。次日急忙赶回，料理好父亲的住院手续后，我还有岑巩必须去，只好撇下老父，委托医生。临走前买了几斤桔子，放在父亲的病床头，他已被推进手术室。10多天后，我从岑巩回来，才知道父亲已康复回了黄平。多亏局里的另两位同事老杨、老姜替我照料。她到校后，也经常在省内的一些林区实习，记得她到过大理、丽江和腾冲等地。我们依靠书信联系，来维系感情。不过有的时候因为地址经常变动，或者所到之处邮路不畅，也出现过通信困难。
参加工作才九天，九月九日，我被保送到贵州省工业厅干部训练班去学习工业生产计划和企业组织与管理，接触到了大学的一些课程，教材是翻译苏联的。1955年3月初毕业返回原工作单位。1954年的国庆、元旦，工业厅都举办了直属单位联欢会，干训班只出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独唱。元旦唱的歌《老汉进城》还被选中代表工业厅参加省里55年5月的文艺会演，各项准备都做好了，可惜我该毕业离校了。
一次到省里去开会，用招待所的地址给她寄了一封信，殊料她按原址回了信，可是我已经散会走了。信被放在书信招领栏上，幸亏我的同事老杨去开另一个会，看到了给我带了回来。1955年的7至12月，我被抽到黄平县的辅仁乡去参加成立高级社的工作。时隔一年多，1957年的3月至次年的3月，又被派到侗族聚居区，从江县的贯硐区腊里乡做巩固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在那里我学会了不少侗语，还搜集了几首侗族民歌，可惜都忘了，在从江非常艰苦，这里与广西毗邻，山高谷深，交通不便，邮路不畅，一个区只有一个邮递员，全靠步行，而且只投递到乡政府所在地。就这样风雨无阻也得7-10天才能来一次。她已经读到大三，外出实习的时候多，林区的邮局状况可想而知，所以信件来往渐渐少了。有一次相隔两个多月才收到一封。我心急如焚。思念急切，为了让她加大来信密度，我在回信时，用了整整一篇纸连续写了几十个“回信”二字。诚如她的留言所说，我们的感情不是建筑在金钱和地位上的。我虽然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但是她从不向我张口，我只是为了通信方便，在这时偶而从信中夹寄几张邮票给她。
我们的关系确定之后，我禀告了父母，我想她可能也向家庭成员作了透露。分别不久，我在干训班学习时，她来信要一张毕业前夕，我们班团员的合影，说是要给她在昆明工作的哥哥看看。在这张相片里，我略微昂首侧脸，看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点儿英俊潇洒，虽然衣冠不整，也能看出一些帅气。当初她就很赏识我在这里照得好，所以现在就当作样品而向她哥哥推荐，以冀得到赞同。有人建议我应该经常到她家看看，帮助老人料理一些体力活。我不好意思，心里想一个未“过门”的毛脚女婿冒然上门，未免太唐突。在没成为事实之前，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则后果不佳。所以在镇远工作的三年多，始终没登门。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不应该。如果赢得了她父母的好感，也许在她要提“分手”时，会受到父母的劝阻。她三姐很漂亮，言谈举止很文雅，身材苗条匀称，是这座小城里出名的美女，很多人在追求她，因患慢性病，而拒谈终身大事。大概是1956年的春天，听说她病情变化住院，我从城东跑到几里路外，城西郊的医院去看望她。空着双手没带礼物。见面后，她很高兴，自然、亲切，像是早已熟悉，显然在这之前她已经知道了我和她四妹的关系，而且有人向她指认了我。记不清是在信中还是当面告诉过我，她的二姐很欣赏我们俩，既是同学又志趣相同，彼此了解。种种迹象说明，她们家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关系，也都不反对。
其间，她为了参加大学里的业余绘画活动，写信索要托宗某带来送给我的那幅画，寄了给她。因为学数学需要对数表，问我能否弄到，我把大妹正在使用的对数表给了她，可惜表中数字的位数少，不堪使用。我们都喜欢唱歌，记不得我是否给她寄过什么歌曲。她却经常寄一些来给我。有学校油印的，有电影院随票赠送的插曲卡片，还有亲手抄的。现在我仍保存着一首古巴民歌《鸽子》和一首舒伯特的《小夜曲》，时常能看到她的手迹。记得她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梅娘曲》，是一首抗战时期较为流行的，描述南洋华侨回国参战的歌曲。曲调低回哀婉。如泣如诉，歌词亲切真挚，开头几句是：“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我曾经弹着吉他，伴你慢声歌唱……”我受到她的感染，经常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低吟这首歌，仿佛她就在身边轻声地呼唤着我。
为了构建未来的共同生活，在从江工作时，借去县城开会之机，我买了一架小提琴，畅想着将来一个伴奏，一个歌唱的二人世界。
八 阔别重逢
1956年7月，我所工作的地方，镇远专区成立了自治州，全称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脑机关称州人民委员会，简称州人委。我们单位专署工业科升格为州工业局，仍然只4个人。首府确定在原炉山县属的一个小镇子凯里。1957年起就在那里大兴土木，修建首脑机关的办公用房，宿舍和一部分厂、矿企业。我们这个主管工业的单位，必须先期迁往凯里。58年4月下旬，我们局搬走了，因为我要在五一节前出席省里召开的工业交通先代会，所以不能跟单位一起走，但是行李得带走，我住了几天旅社。五月上旬末会议结束后，我只身从贵阳回到凯里。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呼声遏云，大跃进则气势非凡，直冲九霄。我们局也在1958年初调来了十几个人，大多是转业军人。
一别四年，终于将盼来我们的重逢了。从1958年的9月份起，她来信的密度加大了，及时向我介绍她的行踪。先告诉我分配志愿填的是贵州，到了贵阳后又告诉我她提出去黔东南林业局。以后又告诉我大致到凯里的时间，还说第一次领到了试用期的工资，用它买了一床丝棉被，这床被被我盖了一个冬天。本来她可以留在云南，甚至可以留在省城，但她没有这样做，却来到了一个尚无城市雏形的凯里。显然这是为了我，说明她对我的感情没变，正如她在留言中所说的那样：“真挚的感情是不会受时间和距离这两个因素而影响的。”
由于事业发展，工作上的需要，州人委机关部分发生变化。1958年8月，我原在的工业局更名为机械工业局，原班人马不动，由第二任局长领导。又新成立了一个重工业局，分管冶金、煤炭、石油，首任房局长，由州委组织部调来，到任后指名要把我调过去，而且只要我一个。组织部管干部档案，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看来先查过档案了，第二任局长不好意思不放，我不能不服从。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一官一兵。不了解内情、胡乱猜测的人，有点不理解地说我，进步这么快，提拨为副局长了。真有点冤枉，那个副局长可是个县处级的干部，哪能轮到我这个非党人士毛头小伙子的身上。不过局长也确实看重我，在原工业局我分管过劳动人事，做过秘书工作，能很快设计出调查统计表，在文字上也有一定的处理能力。1957年前我在工业局处理过大批的文件，签上处理意见，还署上了我的名以示负责，没出什么差错，在从江还没回来的时候，局里分来了不少转业军官，无事可做，就叫他们整理文件，分类归档。后来有人对我说，当时只看到许多文件署着“懋功”的名字，而不见其人，摸不透是什么人物，有神秘感。见到我以后才知道是个很普通的人，那时我只是分工做这件事而已，并非真正的秘书。再插一句，57年在从江时，我们从州机关去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片党委”下辖三个乡，还刻了公章，检察院的刘任书记，财政局的周任片长，我任秘书，但不是党员。年底，原贯硐区委秘书调去任小学校长，没有人接替，居然又把我这个团员调去代理了三个月区委秘书。说起来可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并非无能之辈。后来局里又陆续调来一些人，编制越来越大，鼎盛时期有十七、八人。但都属于事业人员，除局长外，只有我一个人属州人委的行政编制，在人委办公室领工资。10月份上级分来了一个去北京参观工业展览会的名额，局长未加思索就把机会给了我。房局长长期做组织工作，是个识才、爱才的人。可惜刚把工作局面打开，1959年2月又调到州经委去了，把我也带去了个把月，因编制限制，又把我放了回来。从此我的仕途就坎坎坷坷，每况愈下了！
1958年10月初，我已经知道了她要来的大致时间，每天黄昏去车站接。还事先商借了下属单位化验室的女化验员，也是我们的低班同学林某的宿舍，供她临时休息。和我的宿舍在一排，只隔一个门，因为和我同室的另外一个人，当时也在局里，不便接待她。10月12日黄昏，正想去车站看看。忽然接到通知，晚上工业口开联席会，讨论炼钢铁的事。主持人是我在工业局的第一任局长，现调州委工交部。我说，明天要去北京就不参加了，他不同意，我只能心挂两肠地留下坐在会议室临街的窗下。正当暮色苍茫快不辨人影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那是我们的一位同班女同学，姓周，刚大学毕业分到州农业局不久。我伸头到窗外，她说你看谁来了。久已朝思暮想的女友H。Q。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那颗激动的心几乎要跳了出来。我趁着老局长不注意溜了出去。跑到她们面前，帮她拿起行李，其中一个小皮箱还是高考时携带的，领到了林某的宿舍里。周坐了一会走了，幸亏遇到了她，否则人生地疏，天黑路暗，真够她找的了。
阔别四年，一夕相逢，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真有“相对如梦寐”之感。心里装着很多话要说，又不知道该从什么说起。我一句，她一句，她一段，我一段，一问一答地说个不休。“夜阑更秉烛”。我们彻夜长谈而毫无倦意。东方渐白，毕竟她旅途劳顿，应该让她休息一会，何况我马上要动身随团去北京，不得不中止我们的离情畅叙。当时能去北京是人人都向往的，甚至引以为荣，她也不愿意叫我错过这个机会，只好非常抱歉地做了些简单的安排，要她抓紧睡一会。我就匆匆地撇下她，走了。如果她晚来一天，我们见面的日子就将被推迟好多天。
往返一个多月，因为行踪不定，没有法通信。身在北京而心系凯里，不知她报到了没有，分在什么科室，生活起居又怎样。在北京我花了九元钱买了一支钢笔，幸福牌，准备送给她，取其名字的吉利，据说是国产新产品，可与英国名牌“希菲利”相媲美，仅次于美国的“派克”。还在笔杆上刻上了“H。Q。大学毕业纪念”的字样，我自己买了一件蓝色的毛衣。归途在都匀等车时，又为她买了两件棉毛衫。四年多来，这是我送给她的最像样的礼物。惭愧！
九 有缘无份
首都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她，然而遍寻不见，非常纳闷。人找不到，倒是收到了一大摞信，是她的同学有了固定地址，寄给我转交的。其中一位游姓女同学还赠给我一张照片，笑咪咪地。可见她也向同学们交待了我们的关系。几天后才突然出现，方知我走后不久，州里举办运动会，比赛场地设在比较有基础的镇远。她和周都被拉去参加了女子排球队。周原来打过篮球，而她的球技并不佳。但是可以借机免费探亲，何乐而不为。她随队出发见到了阔别四年多的双亲，真是幸事。
从此我们真正可以朝夕相处了，继续我们的热恋，巩固我们的感情。我俩的办公地点，只隔一道街，斜对门，我的办公室临街，在一楼，她的宿舍也临街，在三楼，曾经对我说，她在宿舍的窗户里俯视，可以看到办公室里的我。后来她又被安排在楼后的小平房里与另一女伴同室。我的宿舍在我单位后面的二层楼里，房间在楼梯左侧的第一间，同室的另一位杨某，后来经常不来住，去为她的姐姐看门。所以很多时候是我独处一室，便于接待她。这就形成了一种现象，我去找她的时候很少，她主动来找我的时候多。记得我给了她一把钥匙，可以随时出入，她还有一些书籍等物放在我这里。
闲睱的时候，也就是节假日、周末，还有平时的黄昏、晚上，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除了压马路、逛商店，偶而看场电影外，大多在我的宿舍里，谈心，讲过去几年的经历，拉琴、唱歌。我们共同喜欢唱的歌很多，像云南民歌、青海花儿、“五四”以来的老歌，以及外国的民歌等等。其中一首，歌名我忘了，但是还记得其中一段歌词是：“我们的生活常是多种多样。也会遇到乌云和风浪。当那乌云消散、当那风浪停息，天空又出现一片晴朗。”用比拟的手法来寓示男女之间的曲折爱情。在我们长别四年又重逢团聚之后，真的就时而出现过乌云和风浪。既有我俩之间的小风小浪，又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大风大浪，给我们的今后造成了终于没能挽回“晴朗”的结局。
扑向她的最大的一次浪，应该是1959年的下放。59年初，，她才参加工作不到半年。当时的政策整天叫嚷的是“下放”、“到基层去‘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尤其强调知识分子要接受思想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她怎能幸免。她被州林业局下放到一个极为偏僻、条件极为艰苦的地方――黎平县乌下江林场去从事体力劳动。她那孱弱的身体，还带着大学期间实习时留下的贫血、妇科、关节痛等，如何支撑得住。没有公路，靠一叶扁舟顺龙头河而下，途中旅社连一个单间都没有，她只好在通铺的一端提心吊胆地和衣而卧。遭受这种罪都是我给她造成的，因为她是为我才来到这个鬼地方的。我难过极了，时常在内心里谴责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才能补偿，一种负罪感时常占据在我心里。这次的下放，给她留下了极其不良的印象，相信她会刻骨铭心，毕生难忘的。若干年后想起来仍会像做一场噩梦。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带给她的是苦难而不是幸福。
无独有偶，曾指名调我一人当部下的房局长调走了。新来的杨局长，也就是重工业局的第二任局长，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被我得罪了，后来又听说吴、李两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像苏联的克格勃那样专靠打小报告过日子，在新局长面前进了些谗言。在送走她之后不久，我也被流放到下属的炉山铁厂去“蹲点”。幸亏该厂党委孙书记我早已认识，1951年我参加土改时，他是该区的区委书记，后来当过粮食局长，1954年我去干训班学习时与他同车去贵阳。1958年调来铁厂任书记，把我安排在工会帮帮忙，没吃什么苦头。说实在的，好人有好报，这一生我还真的遇到了不少贵人。走前还没接到她的信，没法告诉她我的地址，她只好朝我的单位寄信。那段时间，我主管各厂、矿的生产调度，不是个轻活，可能是工作需要吧，一个多月后我又回到局里。这时才读到她的信，知道她的艰难处境以及痛苦的遭遇。她是什么时候又回到了凯里，我记不清了，大概只在乌下江几个月，国庆节前就回来了。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大庆。七、八月份，我又被抽出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工业展览馆的筹备工作。一次她来找我，说单位上要举办国庆联欢会，要她出个节目，想邀我和她一起唱一首歌。我当然高兴地答应下来。她选的这首歌，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是歌剧《草原之歌》中的一首男女二重唱。歌词我还大都记得，女主人是侬错加，男主人叫阿布扎。曲调优美，民歌风味，歌词生动形象，运用比兴的手法表达的感情亲切而真挚，开头是对唱：
（女）一千匹马的马群里，最能跑的有一匹。一千个人的人群里，最勇敢的青年就是你，啊，就是你！
（男）一万匹马的马群里，最漂亮的有一匹。一万个人的人群里，最勤劳的姑娘就是你，啊，就是你！
（合）分离的日子真难熬，过一日就象过一年。
（女）如果我要是一只布谷鸟，我早就叫着飞来了。因为我不是布谷鸟，我只得天天望着你来的大道。
（男）如果我要是一只鹞鹰，我早就旋转着飞来了。因为我没有长着翅膀，我只得天天在那里苦想。
结尾是男女二声部的合唱。我们在一起练过几次，配合得蛮好，作为无伴奏的清唱可以上台。因为有着离别的亲身体验，更能唱出感情来，使之具有感染力，相信演出会成功。可能是她们单位取消了这次活动吧，后来没去演出。
之后还出现一些小动荡。乌下江回来后，她还去林校教了一段时间的书，这也许还算用上了她的一点专业知识，校址可能是小镇老街的西头路南，一排小木板房，对面是粮库，她也就搬到那里去住，地方很偏僻，有些荒凉，我曾去找过她。还去过龙头河苗圃劳动，好像我用自行车为她送或接过行李。又曾到开怀林场去劳动过。前者约在凯里的西方，后者约在凯里的东南方。人善被人欺，她性格懦弱，与人无争，一段时间很受气。听她说，局里一个姓张的，本是个低班同学，在局里当了个小头目，居然小人得志不知道天高地厚，往往会摆出点架子，在言语上时常讽刺冒犯她。还有一个什么姓焦的指导员，整日红着眼、绷着一幅凶恶的面孔，摆出一副官架子，语言生硬，盛气凌人、极不具人情味。这些客观环境都使她厌恶，精神极度不愉快。我只能略加宽慰而爱莫能助。料想那几年没能很好地发挥专业知识，不能学以致用，也会使她很苦恼的。事隔多年我才想到，这些外在因素在她精神上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打击，归怨于我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间，我也是出差多、参加会议多、还经历了一次短命的工作调动。从北京参观回来以后，工交部领导要我写一份代表工交系统向铜仁专区对口单位提出的挑战书，当时我戒烟已初见成效，由于这次的绞尽脑汁，挑战书成功了，戒烟失败了，直至现在还没戒掉。又参加了一次长而重要的会议，第一次觉得紧张劳累。1959年元月，大跃进造成的影响已露形迹。为了维护“总路线”，省里召开了一次工、建、交系统的政治工作会议，与会人员上千人，仅我们这个州就近百人。当时州里七大局各安排了一个秘书。因为物资已经开始紧张，省里紧急通知，要压缩秘书人员，每地、州代表团只准带一人。工交部第二任部长指定只带我去。这次会开了20多天，距春节只有几天了，才散会。中心议题是各条战线上的大跃进应该算政治帐还是算经济帐。在此基础上再制订未来的庞大规划。我要做大会记录，讨论会记录、领导组会议记录；要填写各种统计报表，汇总各项计划表格，每天还要写一份代表团当天的活动情况简报交大会秘书处，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晚上要加班，部长倒真不错，给了我一个特权，早晨可以晚起床半小时，赶不上早饭，又责成工交部的石科长，给我在火盆上烤三个馒头。这是我参加工作四年多来最吃力的一次，也是到贵阳去开的最后一次会。因为换了新头头，兼之小人的暗箭中伤，我渐渐被边缘化。
60年4月，我奉命去镇远县青溪铁厂督查验收五一劳动节准时生火炼铁的施工情况，在那里住了半个月。五一节确实生火了，但是没有炼出铁来，因为风力不足，炉温不够，造成炉膛“结石”。可是当天的县报上却套红登出了记者早已写好的文章，详细地描述了炉火通红、铁水流淌，群情激奋、欢呼雀跃的盛大场面。颇具讽刺意味，当时说大话、说假话之风，仍强劲不衰。因为炼铁失败，我的督查工作也告结束了，要回局里复命。先步行到镇远，再坐车回凯里。午后三点多到镇远，刚在旅社找了房间休息，忽然心血来潮，应该去看望她的父母，这可是第一次，该带点什么礼物。想到了酒，听说她父亲也有骨关节病，酒能舒筋活血，对他有好处。可是酒是专卖的，也要票。仗着我是直管上级老工业局出来的，这个面子不能说不给。到了酒厂找到了由会计提拔上来的向厂长。他二话没说，拿来两个玻璃瓶，装入了刚从蒸馏塔上接下来尚未勾兑的酒。封上口，贴上商标，扎好绳就递给了我。提到他老人家跟前时，浆糊还没干。现在看来，当时我也沾染了不正之风。那时候已经有了开后门的行为了。我们的女同学周生小孩，缺营养品，我就在罐头厂替她弄了几筒猪肉罐头。见面后老人家和蔼可亲，笑纳了我的薄礼。像是早已认识，无须自我介绍，就攀谈起来。他拿出一份画报，上面载有凯里新建城市的照片，要我帮他指认。照片是凯里的大十字，周围是州人委办公大楼，新华书店，凯里饭店和百货大楼，我一一为之指出。稍坐片刻即告辞。刚到旅社门口，看到一辆客车停在那里，一问，正是回凯里的，马上就走，我立即拿出挎包上车，连夜回到了凯里。
大致是1960年的6月初，文化局的一名干部，记不得姓什么了，只记得他是印尼的归国华侨。陪同人事局的一位同志来找我。寒暄之后，直奔主题，告诉我州里有了歌舞队，还要成立话剧团，要把我调过去。事隔多年，看来当年我的舞台形象还有些人记得。H。Q。有一次也向我说过，在大学时，学校文学系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曾演出《阿Q正传》等，她说你当时要是考上了云南大学，业余剧团里肯定少不了你。一度向往过舞台生活的愿望，又被他们唤醒了。想到当时所处的环境，小人包围、头头歧视，整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真想趁机离开这里，到剧团去。但是我不能说走就走，必须办调动手续。我提出这一点，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已经替你办好了。经过几天简单的移交；连介绍信都没拿就到了话剧团。当时只有十几个人，除了团长、财务人员外，其余的几个多半是镇远军分区转业的，有三个是“右派”。短期内排了一个农村题材的独幕剧和一个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活报剧。在大礼堂公演，效果还很不错，观众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各单位的票不够用，不少熟人到后台的窗外向我要票，可是剧团里的人身上还真都没有优待票，记不清那天她去没去看我的演出。农村题材剧要布景。台上要设置一些树木。为了有真实感，决定用木板做出树干形状，钉上一些碎板做树杈，然后再用布画上深浅有度的绿色颜料蒙在上面做树冠。为了让树干显得自然、真实，借她会作画的才能，我请她帮忙到大礼堂去在木板上画出树干的形状，然后再由木工加工制作。这也就算是她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吧！后来团里又排了一个农村题材的多幕话剧《红管家》，剧本曾登在贵州的文艺杂志上。当时很叫响，据说正准备拍成电影。主要内容好像是农村办食堂的事。我扮演的角色是生产队长。排练前要做一些案头工作。写出角色自传，分析人物性格，以及潜台词设计。因为此前我喜欢过表演，读过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书，还读过著名演员金山《一个角色的塑造》即他在演《万尼亚舅舅》时的舞台形象设计和人物分析，所以做起来并不感到吃力。在全团会上逐人通过时，大家都认为质量颇高。由党校调来的陈团长起初对我的印象可能认为不怎么的，现在也得刮目相看了。私下里对我说，有你在，我们在业务上一定能压倒这几个“老右”。
一次，她曾以无所谓的口气对我说，有人在她面前批评我，说像调到话剧团这样的事，应该和她商量一下。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想想，确实做得不对，最起码应该先给她打个招呼，更应该往长远处想一想，会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共同生活。可是我没这样做。现在想来，很可能在无意中这也伤害了她，至少给她留下了一个目中无人的印象，有独断专行之嫌。
可能是在我到话剧团的前后，母亲带着小妹回江苏去看望我那因伤致病的外祖母，途经凯里，住了几天。她从单位食堂里打来包子给我母亲和小妹吃。当时人人吃定量，每月只有23斤，这样做需要她省好几天才能扯平。我和她陪我的母亲和小妹照了一张相，记得我保存了一张，近来却忽然找不到了，不知道她那里还有没有。在给母亲预购车票时，好像还是在她身上拿的钱。
也是在这前后吧，她三姐也到了凯里，我怕室内空气不好，忙着去点卫生香，她三姐阻止了。我们姊妹三人合照了一张相，照得很好，清晰自然。此前我们曾合影几次，效果很不理想。59年十年大庆前，她买了一卷胶卷，请她的一位好吹牛的唐姓同事为我们拍照，照得都不太好，模糊不清，或面部有疵点，这些相现在都找不到了。迷信的人或许会说这是不吉利的预兆吧，谁知道呢！
在我调话剧团之后，她出差去锦屏，不久，我也被派出到几个县去招收学员。先到麻江、丹寨两县无获，后来也去了锦屏，我们异地相逢，喜出望外，在那里相伴了十几天，大街小巷，沿河的悬空街道，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好像还带我到县城外不远处的林校去了一次。这不是结婚时的“度蜜月”，倒可以当成订婚后的“蜜恋月”。返程路过镇远时，因为汽车不驻宿使她失去了一次探望双亲的机会。又曾经听她说过，大概是在我母亲回江苏之后，她乘出差之便曾两次去看望过我的父亲，说明我们都尊重对方的亲人。
时间不长，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恶果，全国上下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0年10月份，《红管家》还没排练好，话剧团就解散了，我又回到了重工局。还没等接受新的工作，州计委又把我借调了过去，参与统计分析的工作。直至61年五、六月份，单位重组，机械、重工两局又合为一个工业局，我才回到原单位，但是人事变迁，已经换了样，头头赵某是机械工业局的第三任局长，第二任局长到武汉脱产学习去了。可能是为了便于工作吧，把我们三个建局伊始的元老，统统调了出去。老杨年岁大些，去了州农机厂，老姜和我发配榕江。她也不够安定，锦屏回来后，好像还去过榕江，曾经听她说，在榕江认识了广播站一个姓赵的女孩子，玩得很好，临来时，好像赵还托她购买什么花布之类的东西，是否替她办了，我不记得了。
虽然各处奔波的情况出现过多次，但毕竟还是我们同在凯里一起相处的日子多，正常情况下，天天可以见面，而且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都是有说有笑、有弹有唱的，仍在“苦”中作乐，充满着温暖和爱恋。只要相聚在一起，就会忘记一切烦恼。不过偶而也会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出现“乌云和风浪”。
曾经有一次，我对她很不礼貌，伤害了她的自尊。58年大跃进，我从从江回来后，一段时间参与局里闭门造车制订工业发展计划，经常加班，为了消除疲劳，在老同事的“言传身教”下，我学会了喝茶和抽烟，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光荣传统”，甚至还“发扬光大”了。当时，我宿舍的桌子上经常泡着一杯茶。她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是偶而口干也会呷上几口。茶有茶道，茶汤不可一次喝干，应该留半杯茶卤，继续添水，才能多喝几道而有茶味。她往往会一气喝干，以致再兑水就成了寡汤。其实，这本是一件极小的事，大不了倒掉重泡一杯就是了，或者把这种生活常识委婉地向她介绍一下也行。可是我却生气，责怪了她几句，使双方都不愉快，我想这一次对她的伤害，一定不小，在这一点上我缺乏气度。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吧，她先后几次提出要分手，每次问她原因都避而不答。我只好极力劝慰争取缓和，尽量让她开心、放心。这样又和好如初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因为次数多了，有时我也就显得烦躁甚而粗鲁。一次是怒冲冲地要她把存在我这里的箱子拿走。她只好搬走，连送都没送她一步。当时没能及时调整心态，平静下来，赶快地把她追回来，而是任由她走了。她天真得像个小孩，我为什么不能像个兄长那样安抚她呢，表明我没有男子汉的宽大胸襟，是欺负了她。后来听我的室友说，在楼梯上遇到了她，箱子散了架，东西掉了一地，大概费了不少劲才把东西弄走。另有一次提出分手，把我送给她作纪念的钢笔拿来退给我。当时我也没能控制住情绪，当她的面随手把钢笔摔在地板上，笔尖断了下来，再也不能使用，“幸福”夭折了。
我本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小时候好生气，听妈妈说，一岁左右，一生气就哭个不停，双脚乱蹬，曾经把脚后跟都蹬破了，稍大一些，已经记事了，一旦生气，就会恨恨地发出“哼”的声音，几秒钟发出一声，连续不断，直至疲倦睡着，醒来以后才停止。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是梦中生气，也照样“哼”个不停，醒后还“哼”。母亲问我怎么了，自己想想确实没有道理，可是不愿咽这口气，毫无道理地说，你别问，给一毛钱。到底给了一毛钱才罢休。长大后在父母熏陶下很少生气，更别说发脾气，平时很注意克制，可是却朝她发了脾气。
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更不愿失去她，可是她又一再提出要分手，并且不说原因和理由，使我非常苦恼，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记不得是60年的春天还是秋天，她到开怀林场去接受“劳动教育”。开怀是个村镇，距凯里大概10多里。走前曾又一次提出分手，可是又把要去的地方告诉了我。我认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于是连续用挂号去了几封信，都没回信，我很挂念，心里着急，就决定亲自去找她。一个周末的晚饭后，朝着去该地的大方向，顺着蜿蜒的山路，摸着就去了。根本没考虑摸迷了夜里怎么办。路径不熟，走了一个多小时，天已黑尽，下弦月尚未出来，幸好在爬上一个小山头时，在路边遇到了她。当时不知她在做什么，也没到她的宿营地去，就在路边见了面。我向她说了很多抚慰的话，希望重归于好的话，她却几乎不出声，始终没明朗地表明一下态度。我抚摸她的头发，不再柔顺滑润而是凌乱、粗糙，吻她的唇，不再温软细嫩，而是干燥有裂纹。当时她没拒绝我的爱抚，总算又往下维系了一段时间。回来的的路上，我很难过，一阵阵地自责。她吃的这份苦是因我而起，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补偿给她，我只能把她在参加工作以后所遇到的一切、给她造成的怨忿，理解为要和我分手的原因。这些遭遇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没给她带来幸福，相反成了她的灾星。
十 劳燕分飞
一晃两年多，虽有暂别，但是长聚的多，虽偶有乌云和风浪，也不止一次地驱散和平息过。相亲相爱是主流，闹点小别扭是支流。我们相互体贴关怀、尊重有加。相处以来都能严格保持自己的操守，掌握表达感情的分寸。毫不讳言，我们拥抱过，亲吻过，但仅此而已，没越雷池一步，没偷吃上帝的禁果。我们的人格是完整的，心灵是纯洁的，行为是端正的。
1959年后，物资越来越短缺，口粮计划供应标准很低，往往吃不饱。幸亏前几年我出差、开会多，省下了一些粮票，兑换成全国通用的，偶而拿点出来贴补。有时食堂里有点花样或者是春节食堂里加点菜，我们往往从各自的食堂里打回来再端到一起吃，宛如两人世界。虽然没结婚，却也能体味到家庭的温馨氛围。虽然物质上贫困，但我们精神上富足。还有一件事我至今没忘。可能是在60年，她精心为我缝制了一双袜子。那时候人穷，平时舍不得穿袜子，即使穿也不是买来就穿，而是要经过认真地加工。先用几层新布照脚型剪出袜底，然后再用针线密密地缝成整体，有的还在上面纳出图案或花纹来。然后冲开袜子底部，翻过来包在布袜底的四周，再用线一针一针地缝在一起，脚尖和后跟部分，也要用布包起来缝好，这样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穿很长时间，以节省开支。看起来是个小工程，而做起来很麻烦，一双袜子要做好几天，既要不偏不倚，又要平整大方，还要结实耐穿，现在四十岁往下的人，只怕不会做，甚至没见到过。针针线线都饱含着关爱。这种关爱除了慈母对子女之外，就只有夫妻之间才具有。她亲手做了一双给我，袜子是酱色的，袜底和两端是浅蓝色的，因为饱含着浓浓情意，我非常珍惜。只是偶而穿一穿，虽然踩在脚下而却暖在心里。后来我把它带回了故乡，还相伴了好几年，至今还能想起那双缝进了爱的袜子。
我们的某些生活片断像夫妻，可是没有成为夫妻。奇怪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商量过结婚的事。她不提出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女性有着自己的庄重和矜持，在这样的大事上宁愿取守势。而我又为什么不往这上面想呢！已经是20多岁的人了，早已到了成家的年龄。不少没有对象的人都在苦苦寻觅而不可得，何以自己守着心爱的人而不与之结成连理呢。真不知道当时的我是怎么想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使她对我失去了信任，认为不可靠，不安全，所以想主动退出，要求和我分手。我只能这样认为了。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三姐曾劝告她，如果两个人感情好，你们就结婚吧。我当时没有认真地想一想话中的含意，就放了过去。现在想起来这可能是她借三姐之口而间接向我透露心意吧，我没给予重视，轻率地置诸脑后了，可能这也使她很伤心。
总之，我们之间的危机越来越深了，而且发展越来越快。61年的元月中旬。她又提出分手，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凭心而论，我是一直深深地爱着她的。从初识到热恋，我们虽非“青梅竹马”，但可谓“两小无猜”。最初，不是一见钟情，之后也不存在苦苦追求，双方都没有“占有”、“征服”对方的动机，而是感情自然流露，逐渐发展加深成就了相爱。她忠贞不渝，我毫无二心，然而到底为什么一再提出非分手不可呢！我只能认为事出有因，她有她的道理。在百问不得其答，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已经不再是她理想的配偶。我既然爱她就希望她得到幸福，哪有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去领受痛苦的人呢？既然她提出和我分手，显然是感到和我在一起不幸福，又哪有不愿意自己心爱的人去追求幸福而远离痛苦的人呢！我不应该再死死地纠缠着她。“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断弦犹可续，心去最难留”，既然她意已决，也就誓难挽回。我只好遵从，宁可自己吞下失恋的苦果，也不能再给自己心爱的人继续制造痛苦，满足她的要求就分道扬镳吧。我答应了她的要求。当时我好像还借用普希金的一句诗作为给她的赠言“祝上帝会给你另一个人，也像我爱你一样”。
好合好散，做不成夫妻，总也还不是仇人。1961年元月17日，在我26岁生日的前4天，晚上，在我的宿舍里，我们办理了“交割”手续。退还互赠的照片、礼物，交出保存了多年的对方信件。过生日她送给我一个日记本，我在上面抄了几首喜欢的歌，没撕下来，连歌还给了她，以保持它的完整无缺。和她三姐一起照的相，我居中，她们在两侧，把中间我的头相剪了下来。可是后来发现有一本《独唱歌曲200首》遗漏了，没交给她，我现在一直保存着，虽然受潮破损了，但是扉页还有她的签名。我那里还有一点糯米，没有柴炭，就把那些来信的信件，拧成长条当作燃料，用几块砖把小铝锅支上，在火盆里把生糯米煮成了饭。默默无言地进了一次粗劣的“分手餐”。在宁静凄凉而无怨无争的气氛中告别了。我们没有勇气对望，但都知道对方的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珠。相处八年情深意浓，没有重大矛盾，更无原则分歧，居然出现了一夕分离的结局。至此我还只有揣测而找不出真正的原因。人呀，人！只因为是万物之灵的有感情的动物，所以直至现在，我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就会隐隐作痛。歌词中所唱的“乌云和风浪”，按另一种方式“消散”、“平息”了，而我们的爱情天空却再也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片晴朗”。我又想起臧克家一首短诗中的两句话，“爱情自古结伴着恨，时光会暗中偷换了人心”。在我们恋爱的过程中始终不存在恨，分手后，哪怕到现在我也没恨过她，相反一直在惦念着她，衷心希望她能得到真正的属于她的幸福。而且也相信她不会恨我，我扪心自问，没有什么值得她恨的。我对她一直是爱护有加，坦荡真诚地。费解的是，在时光流逝的过程中，是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偷换了人心”。
爱得愈深，伤得愈重。“分手”是把锋利的双刃剑，严重地伤害了我们双方。不仅在精神上留下了永难愈合的伤口，还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影响到了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
十一 积忧卧病
到凯里后，为了我，在单位里，她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回忆她在原单位里也没有几个可以相处的人，女同志不多，常接触的有三个人。一位姓肖，口音像四川，可能比她大几岁，也高一些，嘴有点内凹，中专或大学毕业，人较老练，像直爽人，和她很要好，因之和我也就熟悉了。另一位姓林，福建人，大概是南京林学院毕业，矮略胖，双目略鼓出，我在H。的面前称之为“金鱼眼”，人可能不是太直率，H与她的关系好像次于和肖的关系。第三位是黄某，文化不高，大概是家属，一介村姑，但心地不坏。个子略高，脸上多雀斑，人较老实。其夫有外遇，甚而见到了丈夫和其他女性的合影而无可奈何。H很同情她，同情弱者，反映了H的善良。一次H偶感不适，黄找我，很着急，说H同志病了，你快去看看。我立即放下工作，陪她去医院就诊，可见黄是个热心人。
我母亲回到江苏后，因为外祖母病情日益加重，无人伺候，母亲只好留下，还把户口也迁了回来，沦为农业人口，自此，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我父亲一人在黄平也很艰难，年逾花甲，而且心脏不好，适巧我祖父也于上一年去世。因此顿生叶落归根的念头，于61年春节后不久也离开黄平踏上了还乡路。途经凯里，在我那里住了一个星期，给了他几十元钱。记得有一天父亲问到H。Q。，我答已经分手了，他感到很惋惜，一再夸她是个好孩子，从面貌上就看得出她是一个温顺善良的人。又记得好像是她听说我父亲来了，在食堂打来饭菜看望我父亲。父亲当面问及什么时候结婚，我们对望了一下而无言以对。时间久远，想不清了，不知道她是否记得。总之，我的父母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可惜无缘成为一家人。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送走父亲后，回到宿舍，我大哭了一场，仍不能减少心中的凄楚和郁闷。想到失去女友，父母又远离，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今后会怎么样，何日又是个尽头，不由悲从心来。我本是一个生性开朗、活泼好动、善于言谈、幽默诙谐的人，经受了这次打击，我渐渐变得情绪低落、意志消沉、郁郁寡欢起来，不再唱，不再笑，也不再多言多语。连后来和我同车去榕江的侯某，也说我判若两人。侯是我们高班的学友，我到镇远时他已参加工作。我和同学一起上街，经常遇到他，渐渐熟悉，以至于有了开玩笑的交情，所以熟悉我的性格，我被迫去榕江时，巧遇他也到榕江去就任文化局长。
1961年4月，正是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腹痛难禁。几次支撑着去看门诊都没有效果，要求住院，医生不同意。好在一位大学学地质的同班同学彭某，当时在地质局工作，给了我一些“撒烈痛”才勉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往前挨着。感谢我的室友杨某出差回来，向他的姐夫，卫生局的高局长反映，局长亲自打电话，我才住上了院。当晚挂了急诊，值班医生居然还是白天那个家伙，而且仍然坚持说用不着住院。坐在他对面的人探身向前在处方笺上写了几个字，他才望了望我，开了住院通知单。我想那人写的字大概是局长打电话来之类。我的主治医生是女的，姓华，年龄将近40岁，中医世家，询问病情时，我听出了她是江南口音，后来攀谈，果然是南京人。我又遇到了一个贵人，而且是老乡。我告诉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南京人，祖籍徐州，但生在南京。1937年秋淞沪会战激烈时，父亲携家逃出南京而幸免于难。由于这层关系，对我还真的特别关心。她告诉我，你的肝脏肿大，已垂到肋下二指，如果耽误了，会并发出其它的病。后来她说抑郁伤肝，你要注意心情愉快。一语道破了我的病因。这场病也就算是“积忧成疾”吧。她给我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疗法，既打针又喝中药，还替我争了一份营养供应，每天中午10点多给一杯奶粉冲的“牛奶”。20多天后，我康复出院，至今没发现肝脏有问题。
出院后不久，一天中午，低班同学林某，也就是H。到凯里第一天借住宿舍的主人，陪她一起到我的宿舍里来，猜想可能是出于善意，想让我们言归于好，也可能把我生病的事告诉了她。她刚从外地回来，林坐了一会，走了。她说不知道你生病，没能来看望。我们都找不到什么话好说，只是互相问候了几句，连相互对望都很少，不久，她也告辞了。林的一片好意成了泡影。我想林一定把意图告诉她了，但她不便启齿。而我刚刚经受了打击，又大病初愈，心灰意懒，同时想到，分手是你先提出的，主动权在你手上，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不收回成命，我又何必死乞白赖地求你呢！所以也就不愿开口。最后一次机会也就付诸东流了。现在想来觉得自己当时的行为太可笑，太愚蠢，太无价值，不就是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吗？如果当时大度一点，抓住机会，向自己心爱过的人说上几句掏心窝的话，不会失掉什么面子，通过妥协，也许事情就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而今悔之晚矣！
为了不再遭遇下放劳动，不再看到那些白眼、红眼和一张张或讽刺或凶恶的嘴脸。不久后，她自动申请调到了镇远县林业局，回到了她父母的身边。我是后来才听说的，劳燕分飞，既没有告别，也没有送行。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再往后，天各一方，远隔千山万水，有生之年再也无缘相见了，落得个“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她回镇远不久，我在僵持了几个月之后，因为头头们以扣发工资威胁，不愿意孤身一人在这里变成饿死鬼，我只能屈服，于国庆节后去了榕江。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贵州回归故里。县委组织部的范干事，提出几个单位，征求我的意见，我只笑了笑“服从分配”。后来分到了交通局，倒是为我春节回乡探亲找车创造了条件。在这里正好遇到了早已认识的原州交通局的杜局长，现任该县农工部长、县委常委，也算是帮了我的忙的一位贵人吧！我不断地提出调回江苏的申请。被我缠得无奈，人事部门为我发函到徐州联系，结果是石沉大海。当时正值人员下放，减少城市人口的“调整”阶段，可想而知，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后来回到老家后才知道，我外祖母那边有些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如果当时托托他们的人情，也许能调到铜山县去。不过当时好像请客、送礼、开后门之风尚不盛行，现在只能算是姑妄“想”之了。
十二 潦倒还乡
1962年春节前，哥哥约我一起探亲，回到了阔别多年、未曾识得真面目的故乡。节后，哥哥按期归队，我到四月初才回榕江。杨局长见到我喜出望外。他说，大家都估计你不会回来了，可是我不信，因为隔着窗户，看到你的行李还在。其实真要不想回来，丢掉那点行李也不值几个钱，我只是想要个手续，正大光明地走，不能当逃兵。
在老家，看到沦为农民的母亲和小妹，寄居在外祖母家，觉得实在凄惨。提点水都困难，整日以胡萝卜干煮熟充饥，滴水成冰的时候，去剥杆上已结了冰的棉柴的皮来挣工分。母亲已年近六旬，而小妹才11岁，这一老一小，生活实在太艰苦，一股应该回来照料父母晚年的念头油然而生。所以回到了榕江而心仍在江苏，就下了调动不成则退职返乡的决心。
回榕江要在凯里转车，借机在那里停留了几天。首先去拜望我的一位同事、老乡李大姐，也算得上我遇到过的一位贵人。1959年元月底或2月初，在省里开完政工会议后，回到局里，发现又调来了一位女同志，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面色微黑，头上戴着男人戴的火车头帽，坐在距电话机较近的桌子上。出于礼貌，向她点了点头，后来发现她主要是收发信件报纸，接听电话。在她接电话时，我听出像江苏淮北一带的口音。当时我搞调度，电话较多。第一次接到找我的电话问：“谁是王报公，电话。”因为这，我们由不认识而到认识。休息时，我用徐州话和她攀谈，都很高兴遇到了老乡。她老家在泗洪，与我的老家睢宁是邻县，虽各属一个专区，但两座县城相距不过百里之遥。这里都是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泗洪属盐阜、睢宁属邳睢铜。她十六岁就参加了革命，十七岁时由组织上做红娘，和一个比她大10好几岁的老干部结了婚。这位老干部是黔东南天柱县人，解放后先在重庆，曾任党校的领导，后调回黔东南任州委副书记，不久又调贵州省委任农工部长。她对我像一位大姐姐。她丈夫身居高位，那个年代物资上有照顾。她偶而给我几个鸡蛋或几块点心，对我不无小补。我和H分手时吃的“分手餐”就是用她给的糯米做的。回乡后不久，我给李大姐去了几封信，她安慰我、鼓励我，还两次寄了两条多烟来。当时我已赤贫如洗，连“家徒四壁”的水平都达不到，因为住屋没有前墙，就把这些烟拿到自由市场变卖了。她参加革命早，党员，又是领导的家属，所以接近上层的机会多，对我说了不少那些小人攻击我的事，要我提防这些靠打小报告吃饭的人。在她告诉我的事中，有一件是攻击我财务混乱，账目不清。其实没有事，只是想借题发挥，把我压下去，他们好爬上来。1958年3月回局后，原代管财务的杨专职搞基建。局长要我代管几天，当时正在物色会计。4-6月，我代管了三个月，其间去省里开会，又交给一个姓张的管。当时没建帐，只是在小本子上记个往来流水帐。经我的手有几个厂的厂长外出考察，借了些现金，没打条，但是支票存根上留下了字据，拨款时没想到扣除，这便成了债务。七月份局里配了会计，八月机构变动，原工业局的一切业务都转给机械工业局，我也就把经管三个月的流水帐交给了该局的邓会计，他正在发函核对中。就这么点事，他们却处心积虑地想大做文章，令人可笑。我代管财务是第一任局长决定的，当时已经调出，还敢拍着胸脯说，我保证，小王没问题。我很感激李大姐，让我躲过了不少难防的暗箭。
见面后李大姐责备我为什么走的时候，不在凯里停一下，说我可以找点食品带给你母亲和小妹，我说思家心切，从榕江坐货车连夜到凯里，天亮就又买票走了。中午留我吃饭，用猪肉炒折耳根（学名大概叫鱼腥草），吃了她九个一两一个的（十六两制）小馒头。
到榕江，我仿照李密《陈情表》的写法，起草了一份申请书，历数了家庭的难处，不得不回家照料的理由，期望以感情打动这些领导。我刻上蜡纸，印了几十份，定期向有关部门寄发。看来，寄给县委李书记的那份起了作用。先是县府办公室主任慰留我。再是石县长亲自劝导我，我都婉拒了。最后搬出了我早已熟识的农工部杜部长。我推心置腹地向他谈了很多，个人遭遇、单位排挤、家庭困难，打动了他，深表同情。估计部长回去后，一定向县委书记作了反映，所以1962年的6月底，我终于得到了批准。买舟南下，途径广西，踏上了返乡之路。离开了生活将近20年，见证过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喜怒哀乐的第二故乡。揣着曾拥有过的爱，因爱导致的创伤和对她永远难忘的怀念，孤独地走了。套用一句古词，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以“都柳江水向南流”！
当时年轻，头脑简单，认为我本是城市户口，在徐州落户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再当干部，难道凭着年轻，又有一定的文化，劳动局还能不给一碗饭吃吗，哪怕从学徒做起，也总会有出路的。殊料连户口都不接收，还要把户口给我退回。好马焉吃回头草，闹了大半年的调动，不能转了一圈再回去，被人嘲笑。我毅然放弃了城市，决定回祖居地去种田为生。因为自幼在外，对祖居地我是这么地陌生，只从父亲口中知道几位血缘较近的族亲的名字。当时农村生产水平很低，我又是白手起家，其创业的艰难程度则可想而知。我和母亲及小妹，栖息在祖宅被生产队当作牛棚的三间老屋里，座西朝东，低矮狭窄，阴暗潮湿，檐高仅1。5米，每间面积至多6平方米，这就是家！1962年秋，在故乡过了第一个中秋节，生产队里杀了一头绝育的老母猪，我分到了一斤肉，费了很多时间和柴禾（别说缺粮，连柴草也奇缺）还是煮不烂，整吞下肚，品不出什么味道来。
在举家搬回之前，我先去做些联系和准备。用那里的地址给她去了一封信，没有什么奢求，也没有什么期待。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我们前生“修行”不够，不能共枕眠，算得上是有缘无份。但是毕竟相处了八年，胜过十年修得的“同船渡”。有这么一点渊源，我该向她交代一下我的归宿，让她知道我的下落，也表达了今生无缘再见面的无奈。因为我们之间没有恨，失去爱情不能成为夫妻，但总还有同窗之谊，应该向她透露一点信息，让她知道我永远忘不了她，永远怀念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爱。不久，她按这个地址回了一封短信。我暂时离开了祖居地，又回到外祖父家，准备搬迁。幸亏我的一位族兄代为保管，让我读到了它。字里行间充满了凄惋，隐含着缠绵悱恻之情，说我走的太早了，转述了她家人的评价，认为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封信我保存了很久，可惜因屋漏受潮而损坏。
何曾料到一夜之间，我由一名革命干部而沦落为基层组织的“重点人员”。被未曾谋面的祖父的成分所株连，成为一个需依靠体力劳动来勉强维持生命的三等农民。做了对不起亲密女友的事，也使自己成了天涯沦落人。只能默默地舔吮着精神上的伤口，治疗心灵的创伤，决心以独身一生来惩罚自己，弥补过失，以示对她的忠诚。虽然她不可能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但我坚信“心有灵犀一点通”，她的心灵会感应的。
返乡后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和遭遇，我不欲多说，用几副自拟的春联来概括吧！六三年春节是“遗恨未忠国家事，嗟叹何孝堂上亲，横：咎由自取。”几年后的一个春节用“十年寒窗捡大粪，一生事业挖小沟，横：适得其所。”八十年代初情况好转后，用的是“三间土屋檐虽矮，两位老人寿却高，横：否极泰来。”
十三 魂梦萦绕
一晃十一年，大致是1972年冬初的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一个水利工地上劳动。小妹来到工地上，告诉我H。Q。来了一封信。我当即告假回家。一见到信封上那熟悉而娟秀的字，我的心就激荡起来。迫不及待地掏出信纸，读了起来。信中几乎没谈她自己，只是说我的第二任领导想起了我，向低班同学欧某提起，说退职回家后，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又说王原来有个女朋友，叫欧去通过她了解一下。
新头头排挤我时，这位老领导正在武汉的民族学院学习。听李大姐说，这位潘局长回来知道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说如果他在家是不会让我走的。同时李还告诉我另一件事。工交部第一任的李部长，在做了几年凯里县委书记后，又回到州党委管工业，发现我们几张老面孔都不在，也很不愉快。看来老一辈的领导当时是很恋旧的。
她知道老领导关心我的事之后，就凭着记忆，按十年前的地址给我寄了信。这充分说明她不恨我，相反还一直牵挂着我。读后，我那初愈的伤口又隐隐地痛起来，刚刚封闭不久的感情闸门又豁然大开。立即回信向她表示想知道她的一切，而且如果她也想了解我的话，我也把一切都告诉她。不久她又来了信。信中说：“衣裳是新的好，朋友是旧的好。”汉代就有人说过“衣不厌新，人不厌故”、“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她多年通过比较得来的感受。
自此，我们陆续通信一年多，倾诉别后之情，叙述以往的种种遭遇，毫不掩饰其对我的怀恋。她知道我的艰难处境，尚孤身一人之后，引出了许多的不安和热泪，劝我赶快成个家，自责是她给我带来了厄运，还在73年我的生日前寄了些钱给我。知道我好看书、喜唱歌，还寄来了几本鲁迅著作单行本和《独唱歌曲集》。她告诉我已经结婚，对方是同班同学，以前从来都没正眼看过他。以献殷勤的手段在她父母面前讨好而换得了婚姻，但是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情。她当时已属大龄，没有多少时间可供选择。此人性格粗暴，蛮不讲理，她经常受到虐待，婚后生活极不和谐。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五内俱焚、怒火中烧，恨不能飞到她那里把她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愧疚和悔恨煎熬着我的心。她性格怯懦，身单力薄，怎堪受此凌辱。本该我去呵护她、疼爱她，却没这样做，反倒把她推向了深渊，因为一时的斗气，讲尊严而铸成大错。虽然我们没有成为夫妻，我没玷污她的躯体，但是我接受过她纯洁的吻，占有过她的心，现在却不能再去过问她的事，内心里一直有一种古人所痛斥的“始乱终弃”的犯罪感。如果不是为了我，她完全可以在大学同学中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也就没有以后的一切灾难了。是我耗费了她的青春，是我葬送了她一生的幸福，上帝终于没能给她一个像我那样爱她的人。
我的老领导知道我的处境后，打算利用他手中的权力，让我重返贵州。初步设想是先去煤矿，户口好办，然后再找台阶一步一步地调动，争取再回到局里。那年我还不到4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前程还有一线光明。她则和欧某商量为我先期物色一个配偶，到贵州就成家。欧说酒厂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争取介绍成功，今后我喝酒方便，欧嗜酒，当时较缺。那年她正怀着第三胎，说前两个都是女孩，大的已懂事，从她口里知道了一个“王木工”。怀着的是男是女尚难卜，生产时大人的死活也难料。读到这里我有点心酸。为了感谢她的馈赠，我用出卖鸡蛋换来的几张奖售券买了些白糖，好像还有点花生米，用一方手帕包着寄了过去，略表“千里送鹅毛”之意。
可惜，时值林彪自我“爆炸”后，“四人帮”正操纵着“批林批孔”、“批大儒”的运动，来势凶猛。老局长也是惊弓之鸟，怕惹火烧身，我再去贵州的事就搁浅了。她则家庭处境太凶险，怕招来横祸，再受凌辱，通信不便，我们的联络就此断绝了。这大概是1974年底。当时我把这些信看得很珍贵，里面有她的遭遇，有她对我的怀念，还有一些同学的信息，劳作之余，经常拿出来读。后来还把这些信按顺序整理在一起，装订成册，加上封面和扉页，取名为《藕丝集》，扉页上写了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冷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诗内各联所包含的意思，都恰似我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颔联更贴切地直达我们的心灵深处。可惜房屋破损，漏雨成灾，这些信连同1962年的那一封全因潮湿而毁坏，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惋惜。想到54-58那几年的信被当作了燃料，真是水火无情呀。
1977年我终于得到了一份民办教师的差事。此时距我们分手整整16年。1984年在我们分手的第二十三年。4月份我父亲去世，母亲也因病于端午那天被大妹接去南京治疗。我从一场几乎送命的大病中活了下来。7月份终于有缘和一位也曾历经磨难而离异的农妇组成了一个家。是时，我已年近半百，时不我待，没有多少时间去了解，更谈不上什么卿卿我我的恋爱过程，为成家而成了一个家，合伙养性命而已，就算有了一个港湾吧！妻子的某些地方和她有相似之处。个子都不高，圆圆的脸，都有一双不太大的手掌。但是妻子缺少她具有的温柔、体贴和善良，更谈不上什么志趣和爱好。我像当年倾心对待她那样对待我的妻子，然而却得不到多少回报，更找不回当年我和她之间存在的感觉，上帝也没给我一个像她那样爱我的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始终忘不了和她曾拥有过的情义，内心深处仍珍藏着那段美好的回忆，虽然夹杂着苦涩和酸辛，而仍然不能舍弃。我时常在想，虽然分手了，但并未反目成仇，爱情不在，友谊应存。1972-1974年的短期通信证实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为什么不能再以朋友的身份互相联系呢！想与她再次互通信息的念头始终存在。
于是，1992年，在我有了学历、职称、荣誉，转正在望的时候，在我有了家而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时，中断书信的第十八年，分手后的第31年，按捺不住的愿望，催促我又向她投石问路了，我知道她一直在想念着我，盼望我好起来，上述的一些变化，她一定是乐于知道的，应该告诉她，让她得到一些安慰。而我更想知道她在这十几年里有无变化，还整日那样受委屈受虐待吗？估计她已经退休，可是不知道她的住址，所以在92年12月末就向她的原单位寄去了一张贺年卡。不久收到了她的回信，幸好那天她路过单位门口，收发人员看到了她，把贺年卡交到了她手中。前后大约一年时间，来过四封信。我在信中把情况尽量详细地告诉了她。她很欣慰，还在信中对我妻子过去的遭遇表示同情。在这一点上她们也有相同之处，比较起来只能是H。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在信中附了一张当地名胜青龙洞的门票，上面印着洞的远观外景，还可以看到洞的上方，小山顶上我们母校的校舍。记得这里地名叫蕉苍坪。两排教学楼的西端出现在画面上，当年我们曾多次在那里俯栏远眺畅谈人生。1953年的除夕夜，我们还在那里吃着饼干，含着糖块，鸟瞰过城内的万家灯火。一张小小的彩色门票，勾起我无限的感慨和联想。沧海桑田，四十年矣！又一封信中附了一张她的近照，说是专门为我照的，一寸黑白头像。我仔细地看了又看，轮廓没变，只是略胖了些，外形虽然显示了年龄的增长，但是皮肤平整，看不出多少风霜留下的痕迹。我们是同龄人，但是如果在一起比较，她要显得年轻。因为我面色枯槁，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年轮。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屡受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和摧残，能保颜如此，实在不易，祝愿她永葆青春。在信中问我还唱不唱歌。返乡后我就很少唱歌了，一来精神抑郁，二者农村环境封闭，文化水平极差，高声歌唱，说不定会被人误以为精神有问题，但是偶而需要排遣忧愁的时候，也轻声地唱一唱，经常唱的歌，有一首她常唱的《梅娘曲》，借以怀旧，往往在脑海中会映现出她唱这首歌时的神态。另一首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拉兹之歌》，因为歌词可以贴切地反映我们分手之后的心情。歌中唱道：“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我没有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命运虽如此凄惨，但我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我忍受心中的痛苦事、幸福地来歌唱，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1984年我的呼吸道疾病痊愈后，嗓子不再圆润，肺活量大大受损，底气不足，就很少再唱了。很可惜我的一副歌喉。当年在学校里也算是能数得着的。一次星期天，在工会楼上俱乐部里唱歌，多日以后，几位低班同学在街上遇到我，还问某日是你在工会楼上唱歌吧。可以证明他们对我的歌声有一定的印象。当初如果报考高校的声乐系，兴许现在我也能成为另外一种人。
为了营造两人世界，1957年在从江买了一架小提琴，两人分手后，实在没有心情去拨弄，为谢知音，1961年带到榕江后，在私人开办的寄卖店里卖掉了。我的同桌在该地中学执教，后来告诉我被他的学生买去了。同桌也有小提琴，但附件不全，我把定音哨、弱音器送给了他。六十年代末，哥哥见我在家里精神无所寄托，从四川给我带来一架旧提琴，可惜我的一双手整日握镰操锨，指头粗硬，骨头节迟钝，很难再拉琴。后来弓断弦折，琴箱内的音柱倒下，也就无法再使用。算起来旧琴已经在那里躺了近20年了。她说她还一直喜欢唱歌，打算把歌声录下来寄给我听。
问及她现在的家庭情况及处境，则闪烁其词，欲言又止，可以想象得出，没有多大改善。对信件来往有顾虑，很慎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次变动收信地址。曾叫向镇远青溪她三女儿处寄，又曾叫往一位初中同学杨某家寄，还在湖南衡阳她大女儿家给我寄过。最后一封信说等找到可靠的转信人，告诉我地址之后，再给她去信。因为投递无门，我们的联络再次被迫终结。不是她不想和我叙旧沟通，而是怕授人以柄，招灾惹祸，说不定这一年内的几封信，已经给她带来了麻烦，只是强忍着不告诉我罢了。如果我再一意孤行，强加于她，屡屡使她蒙受屈辱，岂非错上加错。我只能强制自己控制住不死的“贼心”。我的期望是一直联系到我俩之中的一个离开人世，再划上句号。但是好梦难圆。可叹！我们已经年近花甲，且事隔多年，仍为情所困，一旦见到对方的片纸只字，仍一见如故，顿感怡然。这正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缘故。
十四 情伴终生
华易逝，岁月难留，转眼又过去十年。现在我和她都是年过古稀的人了。还能再有几个十年！回首往事，相识已半个世纪，其间相爱八年。八年抗战，中国取得了全民族的胜利，赶走了日本鬼子。而相爱八年，我们得到的却是劳燕分飞，驱不散心中的旧情。迄今分手已是四十二年，应该说是很遥远的事了，但我仍然记忆犹新，当时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宛若昨天。四十二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忘掉这一切而做不到，因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过失。如果她的遭遇不是这样凄惨，也许我的心才会宁静。尽管温馨幸福已成过去，逐渐淡漠，像人们常说的“往事如烟”。但是在那淡淡的、缕缕的云烟中，还清晰地映现着当日的画面，一幅接一幅地闪现在眼前，像特写的电影镜头，经常定格在脑海中。
从相识到相爱，感情步步加深增强，一帆风顺，水到渠成，没经历磨难和苦追，得之过易而不加珍惜，一旦失去才知道那是最珍贵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结果？凡四十年还没能清晰地梳理出根源，只好盲目臆测推断，姑妄言之。主要原因当推我那时年轻，缺乏气量，太自重自己的尊严。当她屡提要分手的时候，却没去认真弄清原委。不从自身寻找诱因，老认为对方在制造麻烦。只劝说她回心转意而不去努力适应她的意愿，吝啬得连自己所深受的人都不多给一点宽容和谅解，遂致得而复失，酿出了一生吞之无尽的苦果。
当时的环境，似乎也有棒打鸳鸯之嫌。政治运动频仍，中心工作接连，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思想改造，接受教育，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睱，插红旗，拔白旗，再加上阶级斗争气味浓厚，动不动辩论批判，弄得人人自危，毫无安全感。有专业知识的人无用武之地，脑力劳动被体力劳动所代替，心里绝不会安然，这种环境给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这些都该归咎于我，因爱生怨，动摇了她的信念。
她毕业分配时，正赶上1958年的“大跃进”，引来了以后三年的天灾人祸。工作条件艰苦，生活资料匮乏，个人收入低微，当时我又正好抽烟，买书，加上经常出差、开会，花销大，身无半点积蓄。她晚工作四年，转正定级后，领到的工资比我稍多，可是仍属低收入阶层，两人加在一起不足百元。我们都有双亲要赡养，又何堪成家后育儿养女，所以就没有心思谈婚论嫁。这样一年复一年地拖下去，看不到尽头。年龄日长，前途茫然，我想她不能不忧心忡忡，由此而动摇了对我的信任，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和我分手。也许这只是一种手段，让我有压力而提出结婚，我却麻木不仁，错将手段当目的，而轻率地同意了！
有人说倾诉可以使人减轻压力，现在我倾诉了，但没感到轻松，反倒因为重温历史而倍感沉重。这是为什么，究大半生的参悟，我得出八个字的结论：懊悔未消，隐痛难除，这种感觉将会伴我一生。
事物都有两重性，痛苦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满足。满足于曾经拥有过。我真诚地付出过爱，也得到过真诚的爱，这就够了。因为两爱激烈碰撞发出的火花，虽然短暂，但是明亮，所以留给双方的记忆是强烈的、永恒的，其回味也是无穷的。
不能长相守，但愿长相忆。
后记
1993年再次失去联系后，心仍不甘。总希望还能经常知道她的情况，可是茫然无措。又十年过去了，心里忽然涌出一个念头，趁着现在还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也趁着现在的视力还可以对付着看点什么。我要把这几十年，尤其是和她相处那八年的经历、遭遇、思绪、心情，以我和她的感情为主线，林林总总，拉拉杂杂地都记下来。万一有机会通信，能把写的这些再递到她手中，那该有多好。可以让她读后知道我的心仍然眷念着她，愿做终生的朋友，以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负债的遗憾，所以写下了以上的文字。
我们的故事，是由各自的一半组成的。我写下的只是我这一半和所观察到的她的一部分。我这一半是绝对真实的，绝无虚构，顶多在时间或细节上有误差，这是因为年代久远，回忆不准之故。期望她读到之后，也能写出她那一半和所观察到的我的一部分，并且也让我读到，那就太好了。这样就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完整的故事，装在我们心里，陪伴我们度尽余生，这将使晚景感到幸福欣慰，而且充实。才会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不留遗憾，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几十年，前就有同学们说，我们的恋爱经过可以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就让我们自己动手来写吧，我们不需要渲染，不需要铺陈，更不需要夸张和虚构，只要真实。只有真实的故事才能感人至深，动人心弦。
二○○三年五月初稿
二○○五年九月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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