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厦

　　在人生路上，能够有几个相互陪伴着走过大半生的亲人是多么珍贵，然而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短短几年里，母亲兄妹四人，就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我看着母亲一个一个送走他们，与他们永别。

　　一

　　那天我们正从医院走廊向外走，经过一上午排队预约，忍受让人窒息的汗味和焦虑的拥挤，只希望快点回到门外那夏日的阳光中。但就在这时，我接到了表哥的电话，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姨不行了。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二姨的心脏病，习惯了她常把死挂在嘴上，就以为死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件永不会发生的事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是那么突然。

　　父母加快脚步，把我们先送回住处，母亲便打车匆忙赶往了二姨所在的医院。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

　　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仿佛看见了一辆火车，它说来就来了，不容分说，不会延迟，要把一个正在生活着的人带走。所有的人都不许她再见了，所有的话都不许她再说了，昨天刚买的衣服也不许再穿了，正打算要包的粽子也不许再包了。只许她一个人赤裸着走，就像来时一样，而且永不许回来。所有的亲人都向那个站台奔跑，只为赶在火车开走之前，与她道别。我仿佛看见，忙碌的生活有了边缘，这个边缘离人群这样近。

　　母亲在重症监护室见到了因为脑出血而已经脑死亡的二姨，母亲使劲喊她的名字，挠她的手脚，只希望把她喊回来。然而，二姨已经坐上了那列火车，什么也听不见了。

　　兄弟姐妹中和母亲最亲近的就是二姨，这不仅因为她们是挨肩的，更因为她们的婆家是紧挨着的村，傍晚天黑之前也能骑着自行车转一遭，所以二姨来的特别多。但她和母亲的性格却很不一样，母亲活气，二姨死倔，母亲爱说爱笑，二姨话少好恼。二姨做针线活要一针不差，在生产队摘棉花要把头秤。或许这种要强的个性注定会有太多不如意吧。我小时候，总感觉二姨来的时候天就阴了，让人压抑。后来我经常在背后调侃二姨，说她是先天性抑郁症。

　　母亲小时候学针线活，第一回纳鞋底纳得不均匀不周正，二姨看到就恼了，对母亲大发脾气，当即就用剪刀把母亲纳的鞋底绞了。母亲终究没有学会做针线。直到后来，我也能明显感觉到母亲说话会迁就着二姨，因为母亲了解她，不想让她不痛快。母亲不会针线活，我们姐弟仨小时候的棉袄棉裤棉鞋，就都成了二姨的事。不知这样做了多少年，直到我们长大一些，不再穿自己做的衣服和鞋了。

　　记得弟弟六岁该上学了，二姨便给弟弟和表妹一人做了一个布头拼凑的书包（他俩同岁）。我和姐姐看到他们的新书包很是羡慕，二姨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便给我们这两个不能上学的孩子也一人做了一个，我们高兴极了。虽然我们从未把书包背到过学校，但我们却因此觉得自己是和他们一样的学生了。这两个书包在我们家挂了多年，装着我们的课本和铅笔盒，陪伴着我们自学的时光。

　　母亲总说二姨苦，这苦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是心里的。二姨心里有一股傲气，但命运却给了她伴随一生的两个磨难，疾病和贫穷。这让她的这股傲气便成了苦的来源。

　　在我五六岁时，二姨父突然胃穿孔，在省城做了手术才保住了性命，但以后却不能再干重活了，只能在果树队看仓库。二姨父有病欠下的债，就成了二姨使劲挣工分的动力（他们村一直延续着生产合作社的模式）。我十一岁那年，二姨家的债还得差不多的时候，二姨高烧一个月，汗珠一个接着一个地滚，体温却持续四十度。在村里和县里输液都无效，医生说，不是心脏病就是白血病，你们去省城医院吧，结果二姨在省城医院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烧终于退了，但医生建议尽快手术，手术费需要两万元。二姨坚决不做，便出院回家了。

　　母亲反复劝她，说钱的事会替她想办法，不用担心，但她就是不肯。当时我觉得她太固执了，但现在想来特别理解她。那时候，她的一双儿女一个十五岁一个九岁，万一有什么危险，孩子们怎么办。再说，那次她住院又欠下了不少债，再加上手术费，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二姨多年后还经常跟母亲感慨说，你是不知道为钱嘬瘪子的滋味啊。后来的好几年里，只要她身体因为心脏又出现什么不适，水肿、气短、胸闷，母亲都会再次劝她，有时候二姨便说，等着儿子长大后挣了钱再做。

　　二姨嘴里的人，让人听上去总是傻点，只要和她来往稍多些，总会被她挑出理儿来。她唯一能看上的人，就是她的儿子。在二姨艰难的日子中支撑她的，就是她的孩子，这份希望也维护了她心中的那份傲气。

　　或许正是有了二姨这份绝对的欣赏，表哥非常有出息。他大专毕业后，进了省城一家建筑公司，靠自己的努力，三十岁出头就当上了资产过亿的公司总经理，而且也给小妹在省城安排了工作。他们每次过年回村，都是开着宝马、奥迪，穿着貂绒大衣，二姨也是几千块的羽绒服穿着，金耳环、金手镯带着，而且表哥还会一拨一拨地宴请亲友，引来不少乡亲们的夸赞。我能感觉到，表哥的心里也有一股傲气，他这样高调，不仅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找回以前生活中没有的面子，更为了完成母亲的期盼。

　　表哥没有忘记给二姨做手术的事，他一有能力就给二姨做了手术。虽然近二十年过去了，手術费翻了几倍，虽然二姨的身体已发生了很多不可逆的情况，但二姨等到了。

　　遗憾的是，在表哥成功前两三年，二姨父得癌症去世了。他没有看到他那个家扬眉吐气的一天。多少次，表哥喝多了，都会哭诉想他爹。

　　二姨父的离世，对二姨打击很大。她感觉自己突然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游荡在这个世界上。好几年里，二姨三句话就拐到了二姨父身上，如果继续下去，就又会泣不成声。二姨让我发现，对于儿女成家后，丧偶的老人来说，那种孤独是为家庭忙碌的人无法理解的。

　　二姨父去世后，二姨便跟着表哥去了省城，在那里度过了她人生最后的十年。都说她去享福了，但母亲依然说她活得苦，依然牵挂着她。虽然表哥把二姨的吃穿用药都挂在心上，但对于二姨来说，除了为儿子的孝顺感到欣慰，是否还会感受到权力和能力的丧失呢？再加上她心脏的慢性衰竭和腿疼，走几步路就大汗淋漓，基本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这是否让她感觉没有了希望呢？表哥怕二姨闷得慌，经常带她出去散心，但更多的时光是她独自要面对的。

　　尤其是最后两年，表哥为了孩子上学，在学校附近临时租了房子，二姨便一个人留在了表哥的家中。她经常夜晚11点来电话，她知道母亲睡得晚，而且这时候母亲也不用做家务了。电话依然会把压抑的气氛灌满屋，二姨会反复说当天的、几天前的、几个月前的，甚至是多年前的痛苦经历，这让我感觉她的生活是多么空虚。二姨从来不主动挂电话，如果陪她聊下去，她能说一夜。这让我想象挂掉电话后她周围是怎样一种寂静。

　　母亲经常说，她一个人在那里可等什么呢？

　　等待着儿女们忙碌之余的逗留吗？等待着自己的病消除的那一天吗？等待着姨父的回来吗？或许正是因为她没有什么好等的了，她便等来了死亡。

　　在一个麦浪金黄的日子里，二姨又回到了她熟悉的村庄，和二姨父团聚了。

　　母亲多少次拿起电话想给二姨打，才发现再也打不通了。多少次下雨，母亲都会说，你二姨在地里呢。二姨走后的第一个除夕夜，母亲一个人坐着悲痛地感叹道，霞，你怎么就死了呢？越说声音越颤抖。

　　母亲觉得二姨死得憋屈。可是，如果她有留下遗言的机会，她会说些什么？面对活着和死去都无法改变的无奈，她还想说什么呢！

　　二姨的一生让我思考，什么是幸福。

　　二

　　而第一个走的是舅舅。

　　那是一个寒冷的腊月，母亲接到电话便匆忙赶到县医院。整个病房都响彻着舅舅的哮鸣声，那声音就像无形的大海在咆哮，它即将把舅舅淹没，舅舅挣扎着，在浪头的间隙中呼吸着，这样的挣扎让他顾不上喝水，顾不上说话，顾不上睡觉。他躺不下，只能坐在病房的沙发上，脸上扣着呼吸机，就连他的目光也极度疲惫。他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行了乔。并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让母亲心疼。

　　在这恐惧的大海岸边，再多的亲人也只是守着，看着。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不仅舅舅自己预感到了死亡的来临，医生也说已经转不得院了。但是母亲却不相信，我知道她那个时候一定觉得，活和死之间隔着什么，至少隔着一段遥远的路，她一定觉得，正常死亡都是老人的事，而在她的印象中，舅舅还不够老。

　　不要紧，能好了。她用轻松和坚定的口气安慰舅舅，也安慰着她自己。

　　那天母亲离开医院时天已经黑了，本打算第二天再去看他，谁知那次不被母亲当成永别的见面，却真的成了她和舅舅的永别。现实中的死亡，不是艺术作品中的精神结局，而是生被死最终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给要走的人和世界告别的机会，有的只是痛苦地挣扎。在生物法则面前，情感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的人生尽头，都是不了了之的。

　　第二天早晨，一开门便迎来了报丧的人，说没有舅舅了。

　　舅舅走的时候才六十八岁。母亲的家族中大部分人寿命都不长，姥姥也是气管炎哮喘，六十六岁就走了，那个时候根本得不到什么有效的治疗，而舅舅，儿女孝顺，无论是生活的照料，还是对疾病的治疗都非常周到及时，但却仅仅延长了两年，仿佛在基因中一些东西已注定了，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母亲说舅舅年轻的时候很帅，村里的姑娘们说他长得像《铁道卫士》中的高科长。兄妹四人当中，我觉得母亲和舅舅长得最像了。肉肉的圆脸，肉肉的鼻子，一笑露出两个酒窝。舅舅皮肤更黑，所以牙也格外白亮。那样的笑容在我心中也成为了纯朴、善良的代名词。

　　母亲经常说舅舅懒，舅舅听了就笑笑。在他眼中，小十三岁的妹妹永远是孩子。

　　母亲说的懒，不是不思进取的堕落和拖延，而是一种天生的与世无争。和世界保持一种距离，更愿意顺其自然，没有过高的要求，格外珍惜现状。我感觉这样的观念不仅在舅舅身上存在，更像一种家庭气氛，在这个家里的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地荡漾着，只是在舅舅身上更明显一些。他眼中看不到与他人的攀比，看不到不进则退的生活危机。

　　经常听母亲戏说，以前家里的猪下了小猪仔，舅舅就和同村的一个人一起去集上卖。那个人很聪明，扯得小猪仔知啦乱叫，即能引起注意，也顯得小猪仔格外欢实，不一会儿就都卖了。而舅舅的小猪仔和他一样淡定，在集上和他一起蹲了一个上午，就一起回来了。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释然，舅舅家一直没有过上多富裕的生活。但我相信，也正是这种释然，让舅舅的人生少了不少焦躁，多了不少平淡的乐趣。

　　在我的印象中，舅舅喜欢蹲在东屋门前抽烟，他很少说话，只是看着我们笑，夕阳会让他洁白的牙齿闪光。院子的西边，是拆开各自歇着的骡子和骡子车。骡子会在一天的疲惫后，在地上打一个滚儿，看着特别解乏，就像舅舅抽一阵烟一样。

　　舅舅经常用这架骡子车接送我们，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舅舅会在车上铺两床被子，为的是我们坐上去软和。骡子车前高后低，倾斜着我们坐不住，还得让母亲扶着。但我们却格外兴奋，因为离这个大动物很近，这个大动物让我们又害怕又好奇。看着它一扭一扭地往前走，我们颠簸的节奏和它一样。舅舅坐在最前边挥着鞭子。

　　记得有两次，母亲和父亲吵架，母亲便让我和姐姐一人一头，坐在八九十年代的那种竹子做的儿童车上，再在中间放一块竹板，把两三岁的弟弟放上去，这样她便可以一个人推着三个孩子回娘家了。两村之间也就距离三公里左右，每次走到了娘家，母亲的气也就消了。再像说闲话儿一样，跟舅舅说说，就烟消云散了。在晚霞的照耀下，舅舅就又牵着骡子，慢悠悠地，送我们回家了。

　　那时候有骡马车的人家很多，但接送妹妹回娘家，却是舅舅给命苦的妹妹特殊的关爱。

　　舅舅五十岁左右时就患了脑血栓和气管炎，成了半自理的状态。没有了舅舅的接送，我们去得少了，但母亲依然习惯于回娘家，甚至更多了一些，这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牵挂常年有病的哥哥，二是母亲看到生活的艰难更多了。因为回到那里，母亲不再是生活的强者，而可以暂时做委屈的孩子。因为回到那里，母亲可以毫无顾忌地倾诉，说什么都不会被挑理，不会被笑话。

　　舅舅患脑血栓后，情绪容易波动。每次母亲提到我们，他都会泣不成声。

　　虽然姥姥、姥爷不在了，但那个地方依然是母亲的家，舅舅依然是母亲的心灵后盾。而这个后盾，不光是舅舅，还有妗子。

　　妗子在母亲八岁的时候就进了门，母亲一直把妗子当成兄弟姐妹中的一员。妗子在我的印象中，是典型的传统好媳妇。比如照顾卧床的姥爷，妗子从不指望舅舅、母亲和姨，抓屎擦尿都当成自己的事。姥爷咽气的时候也是紧紧抓着妗子的手。

　　八九十年代物质没有这么丰富，只要我们家需要的，而舅舅家有的，妗子都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她的大方程度和经济条件并不匹配，比如，别人家送亲戚花生，论的是篮子，而妗子用的却是编织袋。从某个角度说，人们对财物的重视程度，要看它所对应的情感是否重要，看重情感了，自然就轻视财物了。

　　妗子知道母亲忙，所以她每年端午节都会包两锅粽子，一锅是他们家的，一锅是给我们的。端午这天天一亮，表哥就驮着粽子到了。年年如此，直到妗子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去村里的小超市都找不到家了，母亲才不许妗子再给我们包了。

　　舅舅去世三年后，妗子也走了。

　　记得吊唁妗子回来，母亲自言自语了一句，没家了。

　　我在她眼中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

　　世间的人们，就像一年一度的草，生时默默无闻，死时更是不声不响，只在亲人的心中留下无声的回忆。

　　三

　　大姨的一生极为平坦，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嫁到外村，二女儿嫁的本村，小儿子在家务农。大姨年轻的时候给村里的人裁剪衣服，上了岁数就看孙女。正是因为大姨和蔼慈祥，不仅孩子们孝顺，孩子们的孩子也很愿意围绕在她身旁。大姨父一辈子热情、实在，七十八岁寿终正寝。大姨虽没有大福大贵，但平平淡淡，或许这就是最幸福的人生吧。

　　大姨比母亲大十七岁，很像母亲的一个长辈。母亲三岁时，大姨就出嫁了，母亲从六岁起，一到星期天就和九岁的二姨走五六公里去大姨家。如果每个人小时候都有一个常去而且特别向往的亲戚家，并留下许多童年快乐的回忆，那么大姨家就是母亲这个快乐的回忆。

　　从母亲记事就存在的大姨，一直在不远处见证着母亲的生活，六十多年过去了，仿佛大姨与那些老树、村庄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但现在她要走了。

　　母亲去见大姨最后一面时，正是新冠疫情防控最严格的时候，母亲给小区门口的执勤人员说了半天好话，才允许她在非出入时间出去。大姨村的路都封了，母亲就在田间道上走，深一脚浅一脚的，迎着寒风，走向那个悲痛的消息。

　　大姨一直在昏睡，但来的人跟她说话，她都会睁开眼，也能说出是谁。她躺在护理床上，身体变得瘦小，干枯卷曲得像一枚秋天的树叶。

　　她的二女儿在讲自己的外孙女，外孙女的作文、裙子、聪明;大女儿靠大衣橱站着，听人们聊天;七十岁左右的小姑子断断续续地给大姨的娘家人说着都知道的往事;儿子进进出出忙着，但这忙不再是为了母亲的救治，而是在张罗母亲的后事。

　　屋里的门帘大掀着，屋里一点热气也没有，没有人考虑大姨冷不冷了。母亲说喂两口水吧，他们说算了，万一再呛死了，仿佛现在要等的只是她自己死去。

　　母亲感到一阵寒风吹来。

　　大姨活到了八十岁，算是母亲家族中寿命最长的一個了，她也是病病歪歪的，心脏病、脑血栓，经常住院，就是因为孩子们孝顺，才多次化险为夷，坚持到现在。二女儿不仅吃穿想得周到，还会想着法儿让大姨开心。儿子为了守在父母身边，没有像他村的大多数男人那样外出打工，只在家里种地。

　　而现在，他们放弃了，或者说他们觉得把人需要尽力的事都已经做了，只剩下听天命了。

　　在母亲看来，对亲人生命的呵护不应该因这呵护是否还有意义而决定。而在更多人看来，死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当它来了，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对待。

　　我不知是母亲更慈悲，还是他们更豁达。

　　我看见，死的意义对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是截然不同的。或许，当一个人从人命关天的阶段活到死就是一闭眼的事时，人生就圆满了。或许，生命的长度就是接受死亡的过程。

　　大姨在那天夜里走了。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小时候样子的人了，母亲儿时的时光更像一个传说了。就像所有的故事，终将成为无人见证的历史。

　　如果一个人活成了虚无的历史，世上再无了解他的人，那么这个世界还值得留恋吗？

　　母亲一个人坐着发呆的时候多了，望着窗外很久之后会说一句，都走了。

　　与母亲血肉相连的兄弟姐妹都化作了泥土，母亲用活着，感受着死的滋味。

　　或许我还不够老，但我离母亲太近了，通过她的目光，我看见了人生末尾处的孤独和恐慌。就像一阵秋风刮来，秋叶都纷纷落下，飘向了远方，枝头只剩下一枚叶子在风中颤抖。

　　我又能为母亲做些什么呢，面对苍茫的人间，我只能将母亲的手抓得更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