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英春

　　早上睁开眼睛，又查了一遍物流记录，快递员的电话可能随时会打来了。我打算把那只远道而来的箱子像拖死狗似的拖到阳台大书架底下，悄悄地，最好没谁看见，这样就不会被骂。还有那么多书没看完，又下单。

　　然后，我得重新规整一遍书架，要腾出一块位置，好让一众新宠入住。的确，那里已经很挤了，有的上下叠摞着，有的前后挤挨着，有些书必定要被请走到别处安身去了。没办法，我对它们已经不那么热烈了，但这算不上始乱终弃，应是一种默默的转换吧，就像老朋友，已磨成一块成熟的炭，需要的时候，一息顾念、一星余温就能复燃。

　　书房是北窗，二楼的阳光本就少，这里常是阴冷的。一整面东墙被顶天立地的大衣柜跟书架合并瓜分了。衣柜是两扇拉门，肥硕深厚，占去七分;书架呢，上面五层格子，下面对开门柜子，薄且窄，缩在衣柜旁边，显得单薄许多。

　　一只半人高的简易书架在女儿卧室一角靠边儿站着，几块板子拼装，上下四层，左右两格，因为矮小接地，找书时要弯腰或者蹲下。那上面，原本聚集了一些高中生、大学生的工具书和功课书，我的几本文学书只是躲在边边角角凉快。后来女儿出门上学，我即刻兴致勃勃搞了一番大扫荡。考研资料、工科课本被一股脑塞进纸箱，郭敬明、韩寒、哈利波特退出主位，空出两三个格子来，一格放饮水词、豪放词、婉约词，一格放简史、笔记、传记，再看它们，各就各位，气息通畅，眉眼舒展许多。

　　我床头还蹲着一个更简易的小架子，铝合金骨架，两层隔板，上层放台灯，一些正在看的书散落在中间或者下面。本算不上书架，放了书，也就成了书架。它的脚下，摞着一些崭新和半新的文学期刊，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一本本地串起时间河水里的暖流，稳稳地穿越了漫长的冬天。

　　最活跃的书，通常也最是姿态万千。一觉醒来，它可能已经独自在地上躺了一晚上，也可能挤在枕头底下憋屈着睡了一觉，有时也会跑到餐厅椅子上，爬上卫生间洗衣机的脑瓜顶上去，或者歪在沙发上。当然还有的时候，出溜到沙发下面、椅子下面、床头缝隙里藏匿，一派自由散漫状。

　　只有花花绿绿的时事杂志们，全部退回箱子里。这些旧好，近几年江河日下，光景暗淡，都知趣儿地眯着，等我下最后的决心打发它们。

　　全套十六卷，280万字，可不是个小数目，全布面精装，应是本本都厚重大气的，估计得占去两个小格或者一个大格吧。想着想着，就蓄积了满腔满腹的浩荡之气，仿佛此刻它们已端坐眼前皈依我了。我当然知道，它们真正的主人叫苏珊·桑塔格，一位已去世16年的美国女人。

　　《苏珊·桑塔格全集》是她一生的全部作品。其中有她儿子戴维·里夫編辑的“日记”两卷之一。这位被美国人誉为“新知识分子”“美国公众的良心”“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的女人，作为迄今为止整个华语世界引进出版规模最大的，当代西方第一流思想家、评论家以及文学家，她的魅力足够吸引我，以致对她所有的作品充满期待。

　　我巨大的好奇，始自她那本《重生》。那天只读了几页，我就开始蓄谋这次行动了。当时的感觉就像当头挨了一棍，被一股强烈的陌生感袭击，这迫使我恍惚又踉跄地走出原地，踮起脚尖，张望远方。

　　觊觎某件东西的感觉，挺折磨人的。一边是朝思暮想的心痒，一边是值不值得的纠结和掂量，大凡熬不过前者并同时挺得过后者考验的，就能“抱得美人归”。

　　《重生》是一本纯粹的私人日记，是她活着时永远锁在柜子里的秘密。苏珊·桑塔格的儿子戴维在母亲去世后，逐字编辑整理而成。日记以记忆储存器的形式，锁住了一段时光。1947年到1963年，那是她14岁到33岁含苞欲放的花期。那里面，住着一位小小年纪就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女孩、女人。

　　此段人生，雏形正在成形，思想日益完善，读书的大胃口成为作家的大志向，对音乐、电影、哲学的广泛关注，当是她创造精彩未来的一个序章。

　　我惊异于她那么年轻就清醒地持续自我完善。读海量的书，但保持独立思考和积极开掘，而不是简单的知识储存;不巧，老天又让她以同性恋的姿势活在世间。面对那些久久纠缠不放的，特别是来自性取向的困扰和失恋巨痛，她做着顽强的吞咽和挣扎。

　　我惊异于她作为人的特别。她特别清醒，特别坚定，特别努力，特别忠于自己。我看见，思想的火星俯仰皆是，陌生而又全新的它们滋滋冒气，叮咚作响，使灵魂有一阵灼痛感。

　　她把自己最困难的一面交付给了日记。那是她“一个又聋又哑还是文盲的闺蜜”，可以卸去全部杂念，“较之任何人更加敞开心扉”，只做肤浅的呈现，不再撒谎。于是，她手中的笔，如刻刀般向内又向下，一层层剥开肉身，露出皮肤、血脉、心跳和呼吸，甚至最羞于启齿的私处情绪。她完全赤裸着，像一条充满活力的鱼，在苦海里，复杂着、矛盾着、挣扎着，永远在自我更新和蜕变的路上。这些发现，激发了我探寻的欲望和贪吃蛇本性，我想了解更多，抵达更远。

　　只是，那书不是别的，不真正进入就会永远隔着，你买到了，也未必真就归你了，这约等于一场前途未卜的恋爱。不然，守着一堆不曾打开的秘密，制造一派虚情假意的繁荣，就像守着一个虚弱的笑话。扉页上，贴着女作家的黑白小像。她英气逼人，唇型性感，目光冷峻，好似在问我，胃口这么大，看得懂不？

　　当年装修旧房，我和爱人一拍即合，决定在阳台打了整面墙的书架。这书架上下六层、左右四组，接天连地，隔层和边框全部以厚实的乳白色板子做成。木工师傅把结实的粗钉子一颗一颗穿过板子钻进墙里，那书架就长成了一棵特别的大树，与地上的白地砖、窗台的白瓷砖浑然一体，每天吸纳着白花花的阳光，两臂一伸，就是满怀暖意。

　　我和爱人特意去了一趟批发市场，搬回一套精巧的竹编桌椅，放在大书架底下。小小一张圆桌面，只够放下一本书和一盏茶。椅子只买一把，读书是一个人的事儿，一切刚刚好。

　　不看书的时候，也喜欢在阳台上坐会儿，就好像坐拥了满城繁华，却又不觉喧嚣，听得见心跳的声音，也闻得到花开的味道，有安神的力道。

　　无论春夏秋冬，这里总是阳光最强的所在，条条隐形的金线针从天而降，细雨般洒落，刺得人身心微疼，便会把自己全部舒展开来，再不设防。这样的时光不读书，就是亵渎。

　　我坐在椅子上，眯着眼，一排排问候和致意。最底下一排是《金庸全集》，旁边是张爱玲。上面一层中间部分是二月河，左上角是莫言、陈忠实和贾平凹，再上面是鲁迅，还有王小波。专门有一两个格子是我熟悉的本土作家。冬天时新得的迟子建、余秀华、李娟三组散文，只能侧身摞在严歌苓、周国平和李春雷之上了。

　　每一本书到来的轨迹上，都印着我不同的心境，有一些是慕名投奔，有一些是有人引领，有一些则是误打误撞。读后，有的浅尝辄止，有的念念不忘，有一些還不得要领，还有一些正在懂得的路上。总觉得，人和书之间，总有这种发乎于身心的需求，读书也是保持一种营养平衡吧，就像人和病的关系。

　　最上面是一排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一共九辑三十六本精装本，像王一样高傲威武又神秘。我曾一度敬而远之，直到后来不知怎么忽然开窍，才特别亲近，日夜捧读，酣畅淋漓。那是一段令人绝望的、漫长的陌生期，每每抬眼看见头上那片壮观的暗红色书脊，会错以为那只是一幅装饰书架的背景画，同床异梦，尴尬不已。13年前下这单的时候，那一瞬间好像被什么控制了，电光石火擦出火花，不做这个干不了别的，手指头一按就付款了，是手机帮我干的，不是我。现在回想，感谢手机。

　　我总是对把好书介绍给我的人充满感激，那是一种向上的拉拔，慧根、缘分兼具吧，能遇上就是福分。很小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拿筷子蘸了一点儿酒，沾上我的舌尖，从此，我知道了世间除了饭食的味道，还有辛辣的味道，再以后我还尝过酸的、苦的、甜的，以后又再细分，千滋百味，重重叠叠，我的味蕾次第打开，丰富我的认知推翻我的虚荣和骄傲，重建我观念的承重墙。

　　有一天，我发现，很多书被阳光晒褪了颜色，心疼不已。忽然领悟，书是读的，不是晒的。于是，才想起换了一层遮光帘，拉紧封上。帘子后面，就生出了山一样的底气和屏障，这使得我每天坐拥书城，内心安详。

　　读书，也是在修炼一种感知力和耐受力。不止是为发现自己的低矮，还应该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求一番积极的吸纳和拓展，正如苏珊15岁那年说的：“我绝不会放我自己一马，也绝不会与我的一个个明天妥协。”“用书籍浇灌苍白的灵魂。”

　　阳光下，闪着银灰色荧光的遮光布反着更强的光，人和书之间，正彼此催生一场场小小的炸裂，我看见自己的肉身在不断破碎、拼接、完善中，一点点，缓慢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