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峰

　　提到40年前，就从我第一次绝食说起。

　　那年，我只有6岁。那么小的孩子绝什么食？

　　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是吓住了，哥哥姐姐劝，我都不听。母亲没办法，就带我去学校找校长。

　　按照法定上学年龄，你还差一岁，这可咋办？校长有点犯难。

　　这孩子都不吃饭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母亲没上过学，这是第一次求人。

　　那考考你，怎么样？校长摸着我的头。我使劲点了点。

　　记不清考什么了。后来母亲提起这事，说校长怎么考都没考住我，就答应了我上学的请求。说这话时，母亲眼里都是自豪。

　　这要感谢哥哥姐姐，在里屋门上没少教我认字算算术，经常弄得满手石灰。要是有支粉笔和一个小黑板，学老师那样讲课，多好！我喜欢老师讲课的样子，写完最后一个字，用粉笔使劲在黑板上一点，发出笃的一声，动作干净漂亮。若干年以后我才实现这个愿望，那时我已经上了初中。

　　上学了，就是大人了。从此，每到一个阶段，我就觉得长大一截，这个念头伴随我至今。

　　喜欢看老师写字，也喜欢看字好的同学寫，自己却不能静下心写，写着写着就烦了，脑袋就开小差。在高中之前，因为书写的字体不够端正，我经常被罚重写，就算如此，字也没练好，只为快点写完，完成任务。现在没人管我了，我却开始练字。有些账，欠下了，早晚要还，即使老了也要争取挽回一些遗憾。

　　我喜欢同桌的田字格本，字能横竖撇捺地写满格，字显得很精神，像打足气的自行车。而我没有田字格本，只能用姐姐给我做的白纸订的本子。纸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时间长了有点发黄，裁得不好，四周都是毛边。姐姐画好一张田字格，在一页下面垫着，透过纸沿着下面的田字格，就可以写字了。每次写，我都要用力把本压实，尽量看清下面的田字格。刚开始还能努力比照着，一会儿就忘了下面的田字格，字扭了，行歪了，犹如雪地上的脚印。这样的自制本子，我一直用到高中。

　　我也会想办法战胜自卑心理。因为小学只用铅笔，我就把同桌用过的本拿来，用橡皮把上面的字擦掉，就是一本很不错的田字格。用完正面用背面。我还没忘在名字那栏，把同桌的名字擦干净写上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这是我自己的田字格本。后来，儿子上学，我从没让他用过自制的本。

　　上学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本子，而是肚子饿劲上来下不去。实在不行，用两只手臂使劲压住肚子，挺一挺就会好些。我家离学校只隔几栋房子，放学赶紧往家跑，在锅里、碗柜上翻出一个窝头或俩馒头，狠狠地咬上几口，常常会噎住，连忙舀瓢凉水喝下去，饿劲才稍稍缓和点儿。这时候，打开红宝石收音机，电台里的小喇叭节目才“哒嘀哒、哒嘀哒”吹响，听孙敬修爷爷讲猴王孙悟空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是一件美美的事。

　　丰收村远离市中心，占地面积不大，但分成几个小村，我撒开小脚丫，几分钟就能跑回我出生的中心村。

　　这时住的地方，比原先稍微宽敞点儿，也不再是砖土混合房，而是纯砖结构的房子。爸爸妈妈一间，上高中的姐姐单独占一间，我们哥仨住一个炕上。在这里，我不用和父母挤了。原来的屋子中间有个菜窖，晚上起夜时，我掉下去上不来，不敢喊母亲，害怕极了，就呜呜地哭，直到母亲醒了。

　　第一次赶上搬家，是小学2年级暑假，从我出生算起是第二次搬家。父亲说，之前我们还搬过三次家。

　　只记得路上颠簸，一个凳子从车上掉了下去。我回头瞅，它在地上弹了几下，倒在路中间。我告诉母亲，母亲瞅了一眼说，算了，不要了，它很破了。我很惊讶，一向俭朴的母亲，怎么这么大方？凳子钉一钉完全可以用，虽然已看不出漆色但不影响使用。

　　后来又搬了三次家，每次都有些东西被淘汰，我才理解母亲，这是在跟过去的日子告别。没上过学的母亲内心却有强烈的仪式感。母亲84岁了，我还不能完全认识她对生活的理解，她好像是我今生都无法猜透的谜语。

　　搬到登峰村相当于进城。父亲工作稳定了，下班就可以回家。母亲在卫生所做饭，暂时离开了她热爱的大田。可没多久，她就又回到了大田，给蔬菜大棚供水，定期启停水泵。母亲在旁边的荒地开出一片自留地，种下玉米、黄豆、豆角、茄子、辣椒等，一直到90年代中期从登峰村搬走。搬走后头两年，她还坐公交车回来种地，中间要倒几趟车。母亲有关节炎，膝盖疼手腕疼，实在坚持不住，就放弃了登峰村的地，转而在远望、电业局小区附近寻找荒地。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母亲没有找到一块荒地。现在只能在花盆里，栽下辣椒籽柿子籽，等结出辣椒和柿子，她就叫我们去看去摘。可她自己只是看，直到辣椒皱了、柿子掉了色，她都不会尝一口。

　　母亲最爱吃煎饼，80岁过后更爱。她只爱山东莱芜老家的味道，煎饼粗粗的，味道有点酸，糊子发酵后摊出来的煎饼，在东北不会有，只在老家有。每年老家的三姨都会寄两次，母亲当宝贝一样，分成几份，给我们几家儿女，她自己也要留一份。母亲不愿意让三姨破费，试图去附近买，现在的煎饼不是甜的就是加鸡蛋的，都不是她想要的。她自己拖着病体跑了好几个地方，在报纸上找，托我们四处打听。前两天，有意无意地说，安达有卖山东煎饼的。等不忙了，我去安达找找，要有母亲想要的煎饼，那就好了。

　　登峰村砖房整洁，屋里地面抹上了水泥，而且有自来水，水龙头下面是四四方方一个水泥池子。屋里的炕全换成了床，有铁床、木床，木床多一些，上面铺上厚厚的褥子，铺少了会很硌。天越冷，床越凉，被窝需要用身体焐热。

　　“城”里的学校不一般，活动多，每天上课前要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那时是必备曲目，后来增加了《外婆的澎湖湾》《赤足走在田埂上》《蜗牛与黄鹂鸟》等，自那时起，我喜欢上了唱歌。参加工作后，我还报名上了杭天琪办的演唱函授班，可惜因奶奶去世没有完成作业，也就没毕业。

　　高级平房是个80年代的新型建筑，外形是平房，内部结构和楼房一样，甚至比楼房还宽敞，门前有个院子可以种点菜。母亲一直不愿意住楼房，就是不想失去这个院子，更重要的是，母亲感觉住在楼上，人不接地气，是要生病的。直到现在，只要身体允许她都坚持下楼，走一二百米，走不了就坐半个小时，腰疼、心口疼都找来了。实在坚持不住，她就回到家中的沙发上，用靠垫顶着她的后背，咬着牙不说话。

　　院子里还有一个仓房，是我和父亲一起盖的，当然主要是父亲，发扬他会战时盖干打垒的精神，又是挖，又是砌，又是锯，用了一个星期才算竣工。我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试着脱了回土坯，父亲说还能用。

　　不久，我就上了初中。

　　如果说小学课本里只有天安门是我向往的地方，那么初中的9门课程则使我大开眼界。有一次，地理老师给我们讲长江中下游平原。她是南方人，刚从老家回来，就给我们讲所见所闻：上游淘米洗菜，下游饮牲口刷洗尿盆。她的嗓音似乎有着磁性，将我的思维粘在那个画面里，至今丢不掉。

　　我的学习和我的性格一样，一直不温不火，老师大多对我不感兴趣。那时，老师像父母一样，有啥说啥，没有赏识教育之说，好了就会夸你，看你不顺眼就会说你几句，有时越说越难听，急眼了还杵你几下。我们班级的男同学没有不被杵的，学习前几名的除外。

　　我这学习不优体育不行文艺不好的学生，体育老师却相中了我的老实，让我在运动会中当个举旗的裁判。我做到了，没出任何差错。运动会结束，体育老师奖励了我一件背心。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获得奖励。凡事都是开头难，自那时开始，奖励便不离我左右。

　　上高中第一天，和老师一起拖地。学校都是楼房，走廊一水的水磨石地面，很好拖。干活我从来不知道退缩。父亲常说，人生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活。刚刚师专毕业的男老师一脸严肃地问，你能不能当班长？

　　我很诧异，我从没想过当班干部，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当初为什么会接过老师手中的钥匙，但非常感激孙老师，对我这么信任。从这天起，我的心里责任这两个字就再也没有放下，被别人信任始终是我感恩的理由。每当我帮助别人，别人感谢我时，我总爱说应该的，可能就源于那时刻下的情感烙印。

　　高中3年乃至技校2年，我没让班主任失望过。一直到参加工作，后来我也当上班长，责任和信任都铺在我的工作作风里面，不断用我的能力承担，多年后获得的一些荣誉，让我觉得对得起这两个词。

　　我成了班长，也成了一名“校园歌手”。1986年9月的一天，我们欢送实习老师，我演唱了电影《少年犯》主题歌《心声》。这是我第一次在人前演唱，调跑得太远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的脸变成紫红。可3个月后，高中第一次新年联欢会，我演唱了《童年的小摇车》《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婉转抒情，震惊了老师和同学。高中3年我一年一唱，毕业10多年后，有一次遇见外班的同学，还指着我说，这不是那个唱《信天游》的理科班班长吗？

　　1994年我参加工作的第3年，我家搬家了，这回真搬上了楼。父亲说，今年龙南给的楼，如果再让，明年单位不一定分了。母亲同意了。其实还有个理由，过年时奶奶突然去世，父亲母亲都不想睹物思人。

　　奶奶小腳，穿对襟衣服，扎绑腿，袜子是棉布长腰，头发高高盘着，用网罩着。我俩在一个屋住，每天早晨都看着奶奶梳头，后来头发越来越少，不够盘了，她也坚持用网罩住扎好。奶奶每天早上要喝一大壶酽茶，是老家那种苦涩、油腻、透红的红茶，趁热喝上一口，然后微微张开喉咙，发出呃的一声，好像这样就能把一宿的乏劲儿打出来。奶奶抽烟，而且是旱烟袋，老家大姑定期给她寄烟丝。我们也给她买纸烟，她不要，顶多抽羚羊黑杆儿的，有劲儿。我参加工作学会了抽烟，偶尔也会抽一袋，不过呛得直咳。奶奶见了就会笑。奶奶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变成特别可爱的白发老太太。

　　正月初一中午，父亲去单位值班，我下夜班在家里独自喝酒。年轻时酒量大，嫂子在旁边给我一盅一盅数着，估计有一斤酒了，嫂子说你还要喝？一旁的母亲边织毛衣边看着卫生间的门，奶奶进去半天，门开了人怎么没出来？母亲快步过去，就听见她大声喊我们。

　　奶奶倒在厕所里。我们把她抬到床上，母亲掐她的人中，半天她才呼出一口气，睁开眼睛，却不能说话。我再也没听见奶奶说话，即使那句熊孩子，她也不会骂了。

　　母亲叫我赶紧去单位找父亲。父亲找了车，我和二哥把奶奶送到采油一厂中医院。过年整个楼里几乎没有人，我和二哥抬着担架爬向三楼。不到一米五的奶奶出奇地重，二哥在前我在后，刚喝的酒瞬间变成了汗珠淌下来，身子有些抖，脚下不敢松懈，手臂竭力举着抬着。

　　奶奶没有等到老家大姑。3天后，父亲喊我们进屋见奶奶最后一面，我看见奶奶的眼珠在转动，父亲说，她在找大姑。我们攥着奶奶的手，喊奶奶，她什么都听不见了，屋外的寒风已经刮入她的身体，也刮进我的身体，冰凉冰凉的，天空因为冷，变成了灰色。

　　奶奶出殡那天，我紧紧抱着二姑哭，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像男子汉一样抱着一位女性。她是父亲第二个妹妹，从小看着我长大，非常疼我。6年后，当我再次抱她的时候，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有左右摇着缺了一半头骨的脑袋。这一摇，就是5年，每次我看她都无法哭出来。

　　我准备好了做丈夫，准备好了当父亲，却没准备好孝敬长辈。人生有太多事，不等人。

　　5年后，二姑在一个黎明，彻底停止了摇头。此后，我坚持看望姑父，弥补我对老人的亏欠。我及时关心陪伴父母，让他们老得慢一点。我尽量帮助哥姐，使我们的同胞情义能够长久。我不断和同学朋友们往来，让友情更加饱满充盈。我努力追求文学的真诚，心底坦荡，人生厚实。

　　搬到龙南，房子宽敞，三室两厅。父亲退休了，和10年前就退休的母亲一起在这里扎下根，谁也休想挪动他们。有一次装修房子，他们完全可以住到姐姐家，但他们宁可在姐姐家楼上租一套房子，也没去儿女家住上一天。

　　1997年，我有了自己的婚房，将近60平方米，两室两厅，单位分的房子，中学同学都羡慕得不得了。每户都有热水，卫生间有浴缸，泡个热水澡特别方便。儿子小时候最愿意在浴缸里玩，怎么叫都不出来。

　　10年后，儿子上小学2年级，我们第一次搬家。新家离父母不远，走路用不了5分钟。尽管比原先的房子小了几平方米，可是小学就在楼区里，又是一中学区，孩子上学近了，妻子再也不用挤公交车，不用每天早晨6点出门，坐一个多小时的车，中间还要换乘一次;再也不用担心车上有扒手和“咸猪手”了。

　　这样又过了7年，我们搬到创业城。搬家那天，我们邀请父母来家，妻子找个吉时，搞了个简单的搬家仪式。放完鞭炮，参观完新家，父母赞不绝口，夸妻子装修得好。妻子已经按照老年人的需求为他们准备好了一间屋子，随时欢迎他们来住。可母亲摇了摇头，父亲更是直摆手说，你们住得好就行，不用管我们。

　　我和妻子多次邀请父母到创业城来住，他们也就来过两次，只是坐了一下，吃了一顿饭，还有，在给他们准备的床上睡了一个午觉。

　　这两年，年过八旬的父母更舍不得离开他们的楼房了。站在三层阳台上，母亲很容易就能看到我们的车到没到家门口。父亲去小公园的时候少了，更多的时候是在楼前楼后走走，在楼下和老邻居坐一坐，把妻子和大哥拿回来的旧报纸分类捆好。阳台一角堆满了，他就喊收废品的上来。周五他会去远望早市，用卖废品的钱买一条鲤鱼或者一只鸡，等我们周六回来炖着吃。

　　一转眼，父母住在这所房子里已经25年了，墙皮有些脱落，一块块的，好像父亲脸上的老年斑。有时走得紧了，就能听见脚步声，犹如鼓声般咚咚响。我们团聚后散去，屋里就剩下他们老两口，这个鼓声，就传到了创业城我的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