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炯

　　这几年，一直有个愿望，把上大学的儿子带到我曾经工作过的柴达木盆地去感受一下。7月初，终于成行。当车窗外掠过一幕幕似月球、火星的地貌时，儿子震惊了！爸爸还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过？一串串的不解和疑问，把我的思绪瞬间带回到30年前。

　　一

　　1988年，我20岁参加工作，被分配到了油田的勘探处。从七里镇出发，经冷湖去花土沟。破旧的客车像毛毛虫一样，在柴达木盆地笔直的公路上蠕动。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人缺氧，车也跑不动。那是我第一次去花土沟，看到油砂山林立的井架，还真有一番激动，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憧憬。

　　在距离花土沟50公里的昆仑山下安营扎寨。我被分配给一位叫李福的师傅当徒弟。第一次见到师傅时，他30来岁，满脸胡须，刮胡刀刮过的下巴呈铁青色。他说话语速很慢，音调也低，干起活儿来却很利索，力气很大，憋足劲能抱起一个装满机油的大铁桶。我对石油勘探一知半解，闲暇时，李福师傅把石油勘探的流程反复给我讲了很多遍。

　　我从事的钻井是勘探的一个环节，开着背载钻井机的车辆，前往指定的测线井位打井。开始我对一切都好奇，跟着师傅学了一个星期后，慢慢地就能上手操作钻机打井了。地层好的地方很好打井，一支烟没抽完就能打完一口井，再挪个地方打第二口。遇到岩石层，就不好打井了，干一天下来，都变成了一个个土人。一个多月后，我渐渐适应了钻井重体力工作，饭量也变大，每天干不了两个小时，肚子就饿，盼着炊事班的人送饭来。饿的时候就想，当炊事员多好啊！

　　临近收工，队里电台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所有设备和野营房不得搬迁，原地封存，留人看守，第二年将在这个区域继续勘探。队长开始琢磨安排留守看家人员。他先发通知，没人回应。又到各个班组征求了一圈意见，也没人吭声。在野外干了半年，大家都想早点回家。

　　很好奇，就從李福师傅那里打听，“看家”是个什么情况。他说看家就是留人在营地守护设备，免得被破坏或丢失。他说他就想看家，可以挣到一大笔钱。可是，他又说，出工前才从老家找了个女人结婚，女人还在基地等着呢。

　　看家到底能挣多少钱？我开始盘算，在野外每月工资300元，看家定额4人，单位允许一人值守，从当年9月到第二年3月，可以挣到8400元，都快接近万元户了。在这个诱惑下，我找到了队长报名看家，他立马同意了。

　　我琢磨着，挣到这笔大钱后，就可以买台相机，到南方去旅游。可第二天早上，队长把我叫到队部，东拉西扯地问我，家里什么情况，是不是失恋了，为什么要求看家。我说想挣钱去旅游。他说想了一夜，让我这样的小伙子看家，一个人在野外七八个月，寂寞难熬，实在是太残忍了。谁看家都行，反正不同意我看家。我沮丧了两天，后来听说，李福师傅要留下来看家，队上将安排一辆车，把他“新婚”的女人接来陪他。

　　施工结束了，队里封存所有设备。我用铁板给师傅焊了一个大方罐，用来装七八个月的生活用水。大方罐焊得很漂亮，得到了队长的夸奖。这是我业余学电焊后的第一件作品。食堂把剩余的几袋面粉和一点蔬菜都留给了师傅，我把几本书也留给了他。

　　临别前，我们互相挥挥手，百十号人就全部撤离了营地。

　　回到七里镇基地一周后，队上才有车把他“新婚”的女人送上去。送的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师傅的女人，长得很漂亮，但感觉她眼神里还有一丝媚态，怎么也不能将她与那体格粗壮、脸庞丑陋的师傅联系到一起。我们这些单身小伙儿都很羡慕师傅。

　　轮休的日子无所事事，天天喝酒打牌，但时不时就会想起师傅。好多天过去了，他一点消息都没有。那年昆仑山下了很大的雪，不知道他和他的女人在野外过得怎么样？

　　开春后，接到了集结出工的消息。从七里镇出发，颠簸一整天，傍晚到营地。见到师傅时，几乎认不出他了。他两眼充满血丝，头发胡须长长的，像原始人。在高原上孤独地待了近200天，语言功能退化了。我问他这七八个月日子怎么过的，他木讷的嘴唇哆嗦一会儿说：“挺好的！”我问他师娘呢？他扭头不回答。又追问了几遍，他低声说：“来了一个多月，就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师娘跑了与我有关。我给师傅焊的那个水罐，罐底是漏的，不到一个月，一罐水就全漏光了。两口子吃水，只能到十几里外的东沟里去背。下雪后，就一直靠化雪水用了。

　　一个多月后，师娘跑了。听说她一个人从昆仑山下的营地往北走了60里路，到国道上，搭便车，回西宁附近的老家了。之后，师娘再没回来。这些年师傅一直是一个人过。

　　想起师傅，我就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二

　　野外搞勘探，地形复杂，人烟稀少，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不过，勘探队员野外经验超级丰富，就没有想不出的办法。他们有句调侃的口头禅：“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柴达木盆地经过几十年勘探，好找油的地方早已让前辈干完了，剩余的就是啃骨头了，不是高山深谷就是沙漠沼泽，遇到沼泽地区还要分季节去干，只有到冬天，地表结冰硬化才能进得去。但到了花土沟一带的盐湖地区，即使天气再冷，湖水也冻不住，勘探队员就要想出各种办法打井放线放炮。在尕斯库勒湖附近施工，看似平坦的湖面下藏着盐穴，最深的有几十米。制造浮船也不好干，车辆陷进去是常事。后来单位买来部队淘汰的几辆坦克，作为勘探作业用车。在湖边浅滩还行，畅通无阻，肆意横行，往纵深前进就掉进了盐穴出不来，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在柴达木东部的达布逊湖施工，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一辆拉大线的卡车，路过盐湖附近的低洼路，出事了。车头刚进去就下沉。车厢上的人都迅速跳车逃生。驾驶员努力想把车开出来，加油冲了几次，错过逃生时间，与车一起沉入盐湖。现场人员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束手无策。后来勘探队想把人和车打捞出来，尝试多次都没成功。几个月后，油田请了青岛的海军潜水员，才把牺牲的驾驶员遗体弄上来，遗体已经被饱和盐水浸泡成人体标本了。

　　勘探队员献身戈壁，这不是第一次。柴达木西部有个地方叫“南八仙”。1955年，有八位南方来的女勘探队员，在冷湖以东的风蚀残丘中跋涉测量，返回途中，遭遇铺天盖地的沙尘暴，迷失方向，长眠于此。后来为了纪念她们，石油人把这里叫作“南八仙”。

　　从50年代到80年代，勘探队员在野外施工都是扎帐篷作为营地，遇到柴达木的大风沙，帐篷经常被刮跑。

　　我当勘探队员的时期，生产生活条件都比早年改善多了。日常遇到一点困难，爱絮叨的老师傅，总爱拿勘探传统故事来教育我，说我不能吃苦。

　　有一次，在花土沟西南部，昆仑山下叫阿拉尔的地方施工。那里是一片湿地。进入草滩，一种细小的黑蚊子，多的时候一团一团地围着人转圈。那蚊子别看小，但毒性很大，脸上咬一口，几分钟就会肿一大片。用手拍死蚊子，会闻到一股草腥味。仔细观察，那些蚊子原来是落在芨芨草叶子上的，吸附叶子里的汁液。

　　西南部的工区任务结束了，勘探队沿昆仑山整体往东搬迁。勘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年要搬几次营地。新工区工作量不大，队上把女工都安排回基地轮休了。

　　有幾个月都没洗澡，搬迁的时候，发现队上有一间野营房是原来设计的洗澡间，一直当库房使用。向队长提出来，他安排腾空物资，让电工给收拾一番，洗澡间准备好了。

　　队上清一色的男人，我们毫无顾忌地脱光衣服，穿着拖鞋，赤身裸体地穿越小队大院，到后面去洗澡。淋浴水量大，温度自己调，很舒服。可没洗几分钟，就发现不对头，像是有针扎的感觉，一阵有一阵没有。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漏电，突然，几个人瞬间就被电打得连滚带爬地摔出洗澡间。

　　过后，再也没人去洗澡了，那间洗澡间又变成了库房。

　　终于完工了，队长要求我们3部钻机车都开回七里镇维修。

　　回家路上有种凯旋的感觉，你追我赶。冲出荒野。车跑到晚上，过老茫崖后，有一辆车发动机一阵异响，趴窝了。天漆黑漆黑的，怎么也发动不着，都说是白天遇到那个尸体太倒霉了。大家经过讨论，决定留下一个人看车，等待救援，其他人挤上别的车先回。我主动要求留下看车，因为我是最年轻的。

　　在车上孤独地等待了3天，没吃没喝。等见到救援的人时，已经站不起来了。

　　三

　　昆仑山下，有个叫切克里克的地方。在这里勘探施工最有乐趣。

　　昆仑山北坡地貌是按海拔变化阶梯分布的，顶部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寸草不生的石头荒山，往下有沙丘、戈壁、草场、沼泽。别看这里气候恶劣，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野牦牛、野驴、野马在戈壁奔跑，藏羚羊、黄羊灵巧地跳跃，狼、狐狸在悄悄地追寻猎物，地面上的小型动物也很活跃，荒漠与草地间有旱獭、野兔，更小的有一种跳鼠，像澳大利亚袋鼠的缩微版。我经常捉跳鼠玩，夜间车灯一照，跳鼠就立定不动了。一个完整的食物链在这里繁衍。

　　我们的营地驻扎在切克里克的平缓地带，有一部分是牧场。草场居住着一户蒙古族牧民，主人叫巴特尔。刚到这片工区时，我出于好奇，去过他的毡房。巴特尔汉语很差，只能做最简单的交流。他从来也没有走出过这片草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记得他用磕磕巴巴的汉语问我：“现在的毛主席是谁？”我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把毛主席当成了一个领袖职位。

　　勘探的地震测线要穿越巴特尔家的草场。他家有很多羊、牛、马和骆驼，常看到他骑着马在羊群附近遛跶，胸前挂着望远镜，背上挎着一杆枪，脸庞晒得黝黑。

　　有一次在打井途中，发现测线上卧着一匹黑马，一动不动。下车一看，原来这马的一条腿踩到勘探井，卡住了。一定是巴特尔家的马。我们又拉又拽，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拯救不了它。决定离开的时候，我看见马在流泪，就坚持要用钢丝绳穿在马身下，再用钻机升降系统拉它出来。师傅却不同意，说这样弄，一下就把马撕裂了，马肉又不好吃，巴特尔不会在乎少一匹马。

　　我被劝着上车就走了。可从那一刻起，脑子里就一直是那匹流着眼泪的马，卧在那里无法动弹，就像人逢绝境，孤立无援。

　　去打井的路线变了，想去看那匹马，就得绕很远。

　　继续央求师傅去看马，软磨硬泡，他同意了。

　　绕道十几公里，来到马的身旁时，我惊呆了。它还活着，急速地喘着气。它两只眼睛没有了，黑黑的两个窟窿，血迹未干。

　　天空中盘旋着几只秃鹫。

　　每天都复制着头一天的日子，打完井回营地后，学着师傅们的样子，顾不上洗漱，就点上一支万宝路香烟，深深地吸一口。抽外烟格外解乏，能把所有的疲劳都像烟雾一样散去。唯独那匹没了眼睛的马，它的影像在脑海里怎么也散不去。

　　老测线上的井打完了，等待新的任务，在营地休息的日子寂寞得要发疯。没事就喝酒。喝多了，满脑子都是那匹身陷困境的马。夜里，我常跑到野营房外的戈壁上，对着天空一会儿放声大喊，一会儿高歌，一会儿狂笑，有人说我精神出了毛病，已经快疯了。队长说这是患了典型的戈壁综合症：“气候干燥，生活枯燥，心情烦躁。”等回到七里镇，看看绿色，看看女人，自然就好了。

　　四

　　到了90年代，不论是七里镇还是花土沟，天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油田要提高产能，加大勘探的投入。我们的任务也加重了，队上调来很多人，也有分来实习的大学生、技校生。女人也增加了不少。她们主要干放线、收线的工作，看似劳动强度不高，但一天在测线上来来去去，少的要走十几公里，多的时候要走几十公里。

　　在荒郊野外，有了女人，让枯燥的生活有了色彩。男女搭配干活儿不累。单身汉们天天都惦记着那些女人，在那个缺少女人的野外环境里，“车过当金山，母猪赛貂蝉。”单身汉每个人心里，都暗暗有了自己相中的目标。

　　钻井班的年轻人都是单身，有事没事就找女人搭讪，没多久就与几个女技校生混熟了，总邀请小英和晓丽来我们营房。晓丽是个很特别的女孩，甘肃人，鹅蛋脸，长辫子，性格开朗。她爱笑，也爱讲笑话，还能表演独角戏。她还有个本事，各路方言都能说，特别是上海普通话说得非常地道，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有一次晓丽讲了一段上海话后，我问她怎么学来的，她说自己母亲是上海崇明人。我追问，上海人怎么跑到西北来了？她扭头岔开话题，不说这事了。

　　没过几天，我们营房有人从基地弄来一台放像机和十几盘录像带，每天都扎一大堆人看录像。小英和晓丽也不来串门了。

　　我们通常看到晚上12点左右，队上的发电机关闭停电，录像带卡在放像机里取不出来，便不再管它。早上6点营地发电，我们还在睡觉，电视机来电了，屏幕里面的角色就开始武打了。那些录像带没有看完，队长就知道了，怕影响第二天工作，就把放像机没收了。

　　录像看不了啦，大家又想起那俩女孩。一打听才知道，晓丽被一个老工人搞定，谈上恋爱了。与同屋的工友说起晓丽，对她母亲怎么从上海嫁到西北，我一直纳闷。工友告诉我，解放后上海改造妓女，一部分送到大西北安置，主要是新疆，甘肃也有一部分。

　　不知道晓丽的母亲是不是这样来的。

　　这年的野外施工，发生了一件女工受伤的事件。测线经过一大片盐碱地，到了中午，烈日当头，气温很高。放线车的水箱开锅了，冒着很大的白烟。遇到这种情况，车不能熄火，熄火发动机就会报废，只能低转速，及时补水。

　　由于距离太远，车载电台联系不上救援，只能自己想办法，携带的饮用水剩余不多，全加上也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采用土办法，以尿代水。男人们轮流往水箱里撒尿。在高温环境下，人都快脱水了，没多少尿。于是动员女工来撒尿，開始她们不同意，后来有个女工带头爬上车，脱下裤子对着水箱口就尿。接下来，女工们只好全都排队上去尿。可就在一个女工尿的时候，意外突然出现了，发动机转速提高，水循环加速，水箱口冲出一股滚烫的热流，直刺向撒尿的女工。一声惨叫，摔了下来，女人的下面被烫了，据说烫得很严重，全部被烫烂了，而且那个部位不好痊愈。这个女工叫葛青梅（化名），老家在西宁郊区的农村，1984年招工来到勘探队当放线工，到被烫伤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很长一段时间，队上都有人时不时地责骂那个驾驶员，说是他故意踩了油门，还有人想揍他。他却辩解说，是发动机不稳定，自动加油的。

　　烫伤的女工被送到西宁治疗，就再也没有回来。想起她，都心痛。

　　好不容易熬到施工结束，回到七里镇的时候，树叶都落光了，勘探队员就是这样，出工的时候树还没有发芽，回来的时候见不到绿色。

　　五

　　当越野车载着我们离花土沟越来越近时，CD机里传来汪峰的歌声：“我们在这儿寻找，也在这儿失去……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30年过去了，恍若隔世。孩子问我，当年在昆仑山下朝夕相处的工友如今都在哪里？李福师傅是否在七里镇和老伴安度晚年？葛青梅的伤治好了吗？巴特尔和儿子还在切克里克放牧着牛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