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红丽

　　“我听说，咱们钻井队都用上自动化的设备了。当年我们在三八队，可是想都想不到钻井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2019年6月，83岁的三八女子钻井队指导员吴淑华感慨地说。

　　1936年，吴淑华出生在安徽蚌埠，1955年报名来到了乌鲁木齐银行学校，1957年调到了克拉玛依。

　　1958年，吴淑华成为克拉玛依建市筹备委员会的成员。7月，玉门开始石油会战，吴淑华被派到玉门学习机构编制、人员配备等一些建市的经验。

　　当时，石油部在玉门召开现场会，最后一天是万人表决心大会。台上来自各油田的代表队正纷纷发言，一位秘书拿着封电报找到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秦峰。秦峰看完电报找到吴淑华，说克拉玛依成立了三八女子钻井队，让她写个讲话稿上台向大家报喜。

　　当时的吴淑华根本不懂石油钻井，从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纸，写了几句话，就一路小跑冲上主席台。

　　“我是克拉玛依代表团的，我向大会报喜，我们成立了三八女子钻井队……”台下一万双眼睛看着她。她说完以后，热烈的掌声响了好长时间。

　　回到克拉玛依没几天，钻探处党委书记只金耀找吴淑华谈话，要把她调到三八女子钻井队当指导员。

　　“妇女当钻工哪有那么容易啊？要过五关斩六将。”吴淑华说。

　　女子钻井队42个人，8个民族，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16岁。只有技术员刘小昭是重庆石油学校毕业的，懂石油，懂钻井，其他大多数人只有初小文化。还有一位不识字，没名字，叫王韩氏，签字时只能按手印。

　　大队组织她们学文化，学安全，学石油钻井知识，带着她们到其他钻井队参观。男同志就笑话她们说，钻井是老爷们干的活儿，老娘们来干嘛，还不回去带孩子做饭！还说，她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到时就该哭了。

　　“妇女也能顶半边天，我们就是来搞钻井的。”女同志们七嘴八舌地反驳，下决心争口气给他们看看。

　　大家学认字积极得很，有空就拿红柳枝在地上写。坐在换班车上也比划，回家还让爱人教，让孩子教。3个月，她们就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什么是文盲？什么才不算是文盲？“识字超过5000个就算摘了文盲的帽子。”吴淑华说。

　　当时，大队给她们派了4个男同志当班长，分别是赵孝贤、蔺国通、李二先和李焕强。李焕强还是队长。十多天，女同志们就掌握了钻井技术，接钻杆、起下钻，都不在话下。李焕强向她们竖起了大拇指。

　　第一口井出油的时候，大家那个高兴呀，都拿油往对方脸上抹，装到瓶子里拿回家给爱人看，拿到附近井队上给当初笑话她们的人看，非常兴奋。

　　那时，女子钻井队的女同志大部分是职工家属，有孩子。

　　上班了，孩子怎么办？工会主席就动员他老伴给三八队看孩子。“送孩子的时候，孩子大哭，妇女们小哭，坐在车上还哭。有的零点在宿舍里睡醒了，看怀里抱的是枕头，不是孩子，就哭开了。”吴淑华说。

　　1958年8月，吴淑华把不满10个月的孩子托付给了一位70多岁的老阿姨，就上井了。

　　1959年初，麻疹、痢疾、肺炎等疾病同时袭击了她的孩子，两次报病危，两次都抢救过来了。这些，家里人都没告诉她。

　　有一天，浅钻大队李书记派秘书带车到井队上接吴淑华，说让她到矿区开会。眼看着车拉的不是地方，她正纳闷呢，秘书才跟她说：“你女儿报病危了，赶快去看看吧。”吴淑华冲进医院，只见瘦瘦小小的孩子插着氧气管，因为找不到血管，输液就输在皮下。

　　“孩子脸发青，嘴发紫，小腿肿得发亮，好像一碰就要破了。”想起往事，她数度哽咽。

　　吴淑华急了，跑去求大夫，让他们救救孩子。求了大夫她又跑回病房，亲着孩子的脸蛋跟她说：“不是妈妈不疼你，你的命重要，井上40多个姐妹的命更重要。”

　　钻井是石油战线上最艰苦、最危险的行业，随便从井架上掉下个螺丝钉都有可能夺人性命。所以，自从来到了三八女子钻井队，吴淑华白天晚上都待在井上，几个月一刻也不敢离开，累了就在山包包边歪一会儿，生怕姐妹们出点啥事。

　　“钻井队那么多女人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完整的家，她们出事了可咋办呀？”吴淑华说。

　　让她自豪的是，在那个事故频出的年代里，直到队伍解散那天，三八女子钻井队的每个人都是安全的，每个家庭都是完整的。

　　50年代的克拉玛依，三天一小风，五天一大风，三四级都不算风。

　　有一次刮九级风，调度员告诉吴淑华，班车送不了班。

　　“那天，司鉆徐淑芳带着上一班的姐妹已经在井上干了一天。想着她们带的水和吃的都快用完了，又想着接班的姐妹们不知能否按时集合，我心里那个急呀。”吴淑华说。

　　没想到，到上班时间，接班的姐妹们都裹着围巾从矿区的四面八方赶来了。

　　“你们真勇敢啊！”看着大家满身满脸的土，吴淑华抱着她们眼泪就掉下来了。

　　后来，大家到食堂买了些馍馍揣在怀里，一人挎着一个装满水的行军壶，手拉手顶着风往井上走。五六公里的路，猫着腰，走一步，退三步，沙子把脸打得发麻。就这样，她们一步一挪上了井。

　　跟井上的班组会合后，大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那天，两个班组都留在了井上。

　　“有句话说‘渴不渴，就看上甘岭，在井上，我们也体会过这种渴。”吴淑华说。

　　夏天的戈壁滩，温度高达四五十摄氏度，井架子晒得发烫。到中午该吃饭了，一看带的菜馊了，只好吃咸菜。带的水喝完了，口渴了，怎么办？不是有柴油机的循环水吗？她们就把里面的油往两边一撇，捧起来就喝。

　　“听别人说，渴极了，人连尿都喝，这话以前我不信，到了井队上，我信了。”吴淑华说。

　　冬天更难熬，大家都穿着十几公斤重的棉衣、棉裤、老羊皮大衣和毡筒，一个个跟北极熊似的，连车都爬不上去。于是，车上的男同志往上拽，底下的人把她们往上举。下车时，双手抱着脸和头往下一滚，就下车了。

　　朱桂芳是柴油机工，冬天有棉帽子也不敢扎紧耳朵，她要随时听机器的声音，那耳朵常冻得流黄水，鼻子也冻肿了。

　　抬钻杆、扛水泥、上井架……全是人扛手拉。上百公斤的钻杆一样要扛。两个人扛不动，就三个人上。

　　固井最累人。几十吨水泥来了，她们这些女人，肩上扛一包，怀里抱一包，一路小跑地送往搅拌机跟前……等固完井，大家一个个都散架了一样瘫在戈壁滩上。

　　为了国家的石油工业，为了找油，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三八女子钻井队在恶劣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工作下，战严寒、斗酷暑，挑战体力极限，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在记忆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