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猴子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孙悟空更是我此生的图腾。这起因于八九岁时的一本小人书：《三打白骨精》。文革时期，《西游记》虽然也属于“封资修”一类，但禁得还不算太狠，抓住了最多没收，再结结实实挨一顿触及灵魂的教育。我那位同桌的你貌似慷慨，授予我一晚上的阅读权限，说第二天早晨必须归还，还一再申明不能让人知道。条件是：我中午历经千难万险才从荆棘林里掏的一窝野石鸡蛋，必须分给她三个吃吃。
那时真的以为有这么个无限极的孙悟空，随时飞驰于苍茫天地，出没于高岗峻岭，活跃在八荒六合，哪里有妖怪哪里就有他。拼得蛮厉害，忙得不着边。当时想，如果这辈子能见孙悟空一面，就算不白活一回，生命似乎就聚焦于这个崇高的愿望值。
孙悟空，就这么高高地悬浮在我脑海里，从孩童悬到现在。但随着时间的推送，偶像的亮度似乎越来越暗淡。我对孙悟空的追问，很自然地追根刨底到了作者吴承恩那儿，因为是他写出了《西游记》，是他一手打造了这位超级的神猴品牌。
中国历史上的文豪巨匠多了，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完成了这部巨作？这里面有什么机缘呢？
吴承恩之心灵内史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安徽淮安山阳人，现在的淮安市淮安区马甸乡二堡村。
射阳，是一个湖的名字，即射阳湖。淮安属于淮河平原，即便有山，也不会多高，海拔几百米，算不得高，故而，“山人”不能解释为山里人。古人的号很有讲究。吴承恩自号射阳山人，叫的如此随意如此任性如此不严肃，想来有深意。我想，“山人”大约有两层意思。第一，自嘲自谦。说俺是乡下人，平平常常的，这辈子没考取功名，没当上高官，混得比较难看，没脸见人，只好藏着掖着躲着闪着，在乡下悄悄过日子;第二，自画像，顺便表明自己的“三观”和立场。俺就是俺，不跟谁同流不跟谁结党，俺不懂那么多规矩，不掺和闲事，不受闲气。
这就明白了：吴承恩是位隐者，一位封建时期典型的“士”，一位退缩到社会底层的隐者。而且属于穷隐，类似于陶渊明。一粥一饭一丝一缕都得靠自己挣。挣一口吃一口，实在挣不来就得吊起嘴巴。
但吴承恩绝不是一个得过且过以苟全性命为目的的隐者，他心怀天下的雄象之气并不曾因为自己的处境而削减。“青山不管兴亡事，白日长含天地愁”，这是典型的家国情怀。终其一生，他都选择这样的活法，一贯到底。以“士”的面目在世间展现，在他的诗文中出现，尤其在《西游记》里出现，而不仅仅是一介躬耕陇亩的农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情怀，从始至终，贯穿一生。所以，这样的人生是高于生命本身的。否则，便解释不了他如何能结构出《西游记》这样恢弘的场面。细读不难发现，《西游记》里的隐喻多到厘不清。写佛不止于佛，写道不止于道，写儒不止于儒，写心不止于心。作者要表达的真实思想有多个端口和出口，分岔太多太密集。
当地的《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介绍：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剧数种，名震一时。
吴承恩不光是学富五车的才子，人还长得帅气，风度翩翩，天表不俗，敏感聪慧。作为男人，算是占尽了最优质的资源。他写的诗词具备秦观秦少游的风格，就是能在婉约中放出悲声，文字又比较清丽的那种吧。
吴承恩生于1510年，是明嘉靖年间。他起初在创作上最拿手的是写不同题材的诙谐剧，今天称为喜剧。在当时，他的戏曲作品名气已经相当的大。嘉靖时期，戏曲创作和戏曲表演以及戏曲批评都比较普及，已经上山下乡走进千家万户，彻底大众化了。据此，吴老先生的剧本当时应该搬上了舞台，这点确定无疑，应该还不止一出，所以能够名震一时。
在我们国家，自古就有爱惜字纸、敬重读书人的传统，读书人享有理所当然的智力成果权。比如写副对联，在北方，可赚两个大白馒头;在南方，可赚两三块年糕糍粑或一小条腊肉，基本算得上特价。但求字的人多，总的收益就比较可观。多的馒头和肉也可以变现换钱。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吴老先生写出了一百回的《西游記》，而不是别人，因为他精于写剧本讲故事，展开场面。
戏剧主要是演和唱，小说重在说事儿，但共同点都是叙事，故而是可以相互渗透相互穿插的。多数戏曲是以话本小说为蓝本创作，或截取其中一回两回的故事，并结合本地区语音特点，从而进行二度创作。小说比之戏剧，场面更能铺得开，空间能放得更大，便于独立操作。戏剧比之于小说，传播功能更强，区域更大，受众更广，可以雅俗共赏，深入人心。写小说是个体户干的事儿，但唱戏那就得一个班子，需要紧密协作。
明朝中期，经过宋元两朝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戏曲的角色担当基本恒定，就是今天看到的生、旦、净、末、丑五种。当时还有“面”这个角，分“大面”“小面”。看脸谱一个面子大一个面子小，“面”实际归于旦角类。今天的人讲“面子”这个词，就源于戏剧的脸谱：面角。
二者的共同点是：都强调突出故事情节和人物，强调特定背景下的各种冲突。所以，集小说与戏剧核心创作理念为一体的《西游记》，基本上每一回都可以单独拿出来改编为独幕剧或多幕剧。能够横跨小说和戏曲两种界别，可谓吴承恩的独门绝活。所以，《西游记》的传播速度与传播广度深度之快之高之远，其他同类作品望尘莫及矣。
我理解，还有一条需要指出，《西游记》看似神话类的小说，实际是广谱型的文化读本。因为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文化的精髓，加之阳明心学的精髓，可以视为当时的文化顶峰，文化总汇，或者说是明朝中期的文化发展写真，并将其形象化地全景式地表现出来。
所有的文化类型最终融合在一起，聚焦在一起，冲积而成《西游记》，并冲积出核心人物。这可以解释为吴承恩对当时文化的终极认知。
全书的核心就两个字：和谐。而和谐，正是喜剧的特点，是喜剧的着力方向。
和谐，体现着儒家的大同思想，也体现着道家大道归一的境界，还体现着阳明心学中“良知”理念。但不论怎样的和谐，总还是有前提条件的。在《西游记》里，这一切都被娱乐化被概念化被刻意淡化。
《西游记》里，除了极少数惦记着那口唐僧肉不放，一根筋抽抽到底，死不改悔的铁杆分子，属于撅着屁股看天——有眼无珠，因为拒不接受改编吃了铁棒外，但凡有点眼色能看清形势懂得脑筋急转弯的各色各路妖怪，悟空与唐三藏就与人家不停地和谐。只要站队正确就可以了嘛，认准谁是老大就可以了嘛，这便是所谓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所谓的岸，是三藏，是菩萨。靠了这个岸，一切便具备了正当性合理性，还有亦真亦幻的神圣性。靠了这个岸，不管你之前是哪个山头的哪个洞里的，不论作过多大的恶犯过多大的事儿，一概既往不咎宽大为怀，一笔抹得干干净净，不留案底。刚刚还是生死冤家，转眼就成姑舅亲戚。同一条裤子蹬进去，同一件外衣披肩头。改头换面的妖魔们换个地方，照样名正言顺地做官称王。法律和道德，天理和人情，天条和律令，礼义和廉耻，在冉冉的佛光普照下融化得无影无踪，一切都在和谐状态下演绎为故事和幽默。变脸、转身之快令人咋舌，脑子硬是反应不过来。
所以，你说唐三藏的袈裟是锦绣织的，是皮子缝的，或者金子打的，我都相信。换句话说，那袈裟就是个大大的筐，没有装不进去的人事和妖魔，法力无边诱惑也无边。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唐三藏是佛界高层在凡间的代理人的话，那么袈裟便成了某种强权的象征符号，当然体现某种特殊利益。这样，接受袈裟的庇荫就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有归属感落地感和安全感。袈裟如此重要，必然引起他人的觊觎和野心。
《西游记》里，有两起因袈裟引发的恶性事件。比如金池长老，当他看到袈裟后悲从心上来，哭着说自己一辈子没见过绣了金丝的袈裟，就与部属一起商量毒招，如何能将袈裟据为己有又不留痕迹，最终决定放火烧唐僧住的客房，却因孙悟空作法保护，反而将金池长老烧死，这可以视为作法自毙这个成语的通解。对此，唐僧仅仅宣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就完事儿。从这个常态化、没有温度的动作来看，在唐僧心里是乐见金池长老毕命的。这能给其它妖怪起到很强烈的警示作用。即：袈裟是不允许染指的，染指意味着生死的代价。除了接受改编接受庇荫这一条路之外，别无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吴承恩，他自己心目中特别能战斗的幽灵孙悟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说呢，在吴承恩笔下，山大王出身的悟空是有想法的，有着不少从枪林弹雨的江湖中得来的真知灼见。他偶尔会很温柔地给老板提出不同意见，却又从不坚持己见。不管采纳与否，一笑而过，理解力很强，执行力更不用说。金箍棒提在手里，脑袋交给领导，不同的妖怪该使多大的力道，打到什么地步，是点到为止还是一棒子打死，这得看老板的意图。
可你敢说悟空脑子短路吗？不然，他可是非常熟悉游戏规则的。江湖的游戏规则和体制内的游戏规则，都熟。所以，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
悟空刚入唐僧的团队吃体制饭时，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执意拿白骨精开棒祭旗，结果挨了一通紧箍咒，还被开除出队伍，这个教训不是一般的深刻。若非悟空真有两把刷子，怕是连二次就业的机会都不会有。回到花果山上依旧戴着紧箍咒的悟空，在深刻反思之后就啥都明白了，就跟体制内的规则和谐了。懂得喇叭是铜的锅是铁的，长官的意志是不可违拗的。吃体制饭，就得戴紧箍咒，紧箍咒的法力不是他的铜头铁臂金箍棒所能对抗的。
吃一堑长一智，悟空不糊涂。
三打白骨精是《西游记》的精彩华章，值得寻味。因为这是悟空体制生涯的转折点，其标志是由猴性转化为神性，由血性串味成奴性。悟空彻底变了，与时俱进了，火眼金睛上面蒙了一层白内障。虽然还能看得来妖魔鬼怪，却更能看得来世故人情。而这一可喜的转变，正是大家乐见的结果。
刚正不阿的悟空自此陷落。岁月仍在蹉跎，情怀黯然褪去。
客观地讲，是白骨精之死换来了悟空的觉醒。原来妖怪不是随便能打的，想打就打的。妖怪没有必死的理由，死了还到哪儿谈和谐？再说，妖怪背后还站着大神呢。
妖与神、怪与人，边界在哪里呢？底线在哪里呢？沒有边界就是边界，没有底线就是底线，这就是辩证逻辑。从这点上看，白骨精死得很有价值。本来嘛，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搞得那么苦大仇深的干啥？再者，若悟空什么都对了，那岂不是大家都错了？
“三打”后的故事，基本上是流水账，是印刷品。除妖降魔的事虽然还在继续，但充满了仪式感、娱乐性。本真的猴子不见了，只见老油条孙悟空。为增强和谐的稠密度和甜度，又加进了爱情这瓶糖浆。
当女儿国国王与唐僧眉目传情时，悟空其实很开心，巴不得取经路到此结束。就像《西游记》插曲里唱的：何必西天万里遥呢？所以，三打后，看一回，等于好梦一日游;看到底，等于随团游。大家一起游，游名山大川，看萌萌小妹，领异域风情，品奇异瓜果。漫漫取经路，处处响起欢乐的歌。这多好，算得上人生得意须尽欢了。最后，悟空修成正果。正果的标志是：受了封，有了正式级别，有了神界的身份：斗战胜佛。
悟空彻底变成了神，跟猴哥划清了界限。人格分裂为二，神格也分裂为二。都是真的，也都是失真的。
这倒让人想起温庭筠写苏武的词句：庙堂不见封候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悟空确实是胜利者，是体制内的成功者。悟空笑了，笑得甜蜜蜜。虽然也曾哭过，比如让黄风怪吹瞎眼睛，比如让三藏赶出队伍，可拥有了这颗“封候印”，够了啥都不说了。那些逝去的川：水帘洞、流沙河、通天河、女儿河等等，秋波粼粼依旧，桃花灿烂如初，但都被点化为“圣地”宝地。很多年后，被貌似尊贤的后人们开辟为旅游区，旅游景点，大打取经牌，大塑取经像，神话、史话、人话混为一谈。
这一切的身后荣光，是吴承恩无法想象的，尽管他有一等一的想象力。
我理解，吴承恩是充满忧患意识的。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根本上他是尊儒的。儒，才是人间正道。《西游记》里的儒家方正观念很突出，简单地说就是冰炭不可以同炉，是非焉能颠倒。所以儒家也讲中庸，用来调节平衡，避免走极端，但这跟揉面团式的和谐不是一回事。
猴哥被压到五行山下五百年不改初衷，是儒;猴哥的报恩思想和人本意识决定他追随唐僧，还是儒。但等到被迫收编后却随了大流，思想拐了弯方向跑了偏，这是非儒。说明什么？说明嘉靖皇帝的明朝，佛和道的势力已然很大，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文化已经严重被稀释、肢解。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亚健康的和谐状态，实际上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爆发只是早晚的事。创作于同时期的《金瓶梅》，也从另一条路径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吴承恩的另一层忧患是，即便真有悟空这样的能人横空出世，也独木难支，只能唱一首忧伤的歌。因为文化的陷落是最可怕的陷落，价值观的扭曲是最可怕的扭曲，最终将导致人心人性的整体坍塌。在这样的氛围下，聪明点的，被和谐了同化了，当然也庸俗化了;试图折腾点啥改变点啥的，那就在五行山下压着去吧。活着，拥有生命，成为对生命绝妙的讽刺。故而，逃佛向佛，逃离责任，逃向寂灭，成为必由之路。
社会人生，爱恨情仇，前路出路，一切都在虚无缥缈间。
和谐来和谐去，和谐得花非花，雾非雾，和谐得非儒非道非佛，最终和谐为一场空，和谐得找不到地方安放意义和价值。哪怕是一场乌托邦的实验也好啊，至少能提供社会进步的某种标尺。可惜不是。
悟空，悟出的是空。神猴的神勇是空，八戒对高小姐和嫦娥的向往是空，连取回的真经也写满了空，一切皆为空。这便是《西游记》本真之义。吴承恩老前辈的大智大慧大觉大悟，全部展开在“空”里。
这样的“空”里，找不到幸福和正义的位置。这也是《西游记》的批判现实之精髓所在。
吴承恩之心灵外史
那么，吴承恩的生活又经历了哪些曲曲折折呢？
吴承恩的仕途：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随拂袖而归，放浪诗酒。据同治《山阳县志》，吴承恩为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
吴承恩才高八斗，人物俊雅，个性独立，但学业并不顺。最高学历仅仅是个贡生。贡生是参加乡试选拔后考取的功名，勉勉强强算有了身份，比较低。如果按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判别，他是个失败者。明朝已经实行严格的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明确规定：非科举者不得入官。大约吴承恩的八股文做得不好，或者他反感或者他不适应这种官方规定的统一考试文体。否则，依他的学识，断不会仅仅只考到贡生。
按当时的选拔制度，贡生没有资格做官。但明代又设有保举制度，县令及以上官员有权保举贡生做低级别的官，做到野无遗贤。为确保官员保举是出于公心，任人唯贤，明朝有条很牛的规定：被保举的人担任公职后出现贪污腐败行为，或犯其它刑事罪，那么，保举人与被保举人一体问罪，别想跑。这也可以理解为终身追责制吧。吴承恩能够被保举，证明人品不错名声也还行。这样，吴做了县贰、县丞，就是副县长，长兴县的副县长，级别正八品。长兴县在明代属湖州府，今属湖州市，距离吴的老家淮安364公里，不算远，也不算近。吴前辈当县丞的直接原因是他精通经典，除了儒家典籍外，估计还精通明代的行政与司法典籍。
这个副县级他只做了大约两年便拂袖而去，且一去不回毫无留恋之意。“拂袖而去”四个字极具动感，读来很容易让人的血夜瞬间鼎沸。比之归来归来兮的陶渊明，气场大得多。从中看出他的个性特强，丁点不允许别人来摧残他的自尊，具备了第一等的士林风骨。
之后的岁月，除继续创作《西游记》外，平常生活靠卖字为生，收入并不稳定，可以想见其艰难。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吴承恩不屈不挠地做到了。
吴承恩入仕的另一原因，他的本族人吴国荣在《射阳先生存稿跋》中说：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又不谐于长官。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
吴承恩做县丞时年近六十，或六十刚过，可见他极其不愿做官。实际上，在明朝的前期和中期，做官的待遇不高，且属高危职业，稍有不慎便大难临头。吴承恩生活的嘉靖时期，出过名臣海瑞，万历时出过名相张居正，两个人的结局都相当不好。文学艺术界的名人徐渭、杨慎、李贽、屠隆等等，大都貧困相伴，结局更让人唏嘘。聪明如吴承恩，不可能无视这些血淋淋的现实，不可能不研究明朝的特殊政治生态。所以，之前他一直满足于在乡下躬耕陇亩，做名田野上的知识分子。
屡困场屋说明生活捉襟见肘，有时连锅都揭不开。问题是还有老母在堂，需要奉养，没办法，只好委屈自己，六十岁才出来做官，为稻梁而谋。经查，明朝的县丞，薪水是每月6.5石米，一年78石米。不管咋说，吃公家饭有保障，也有小小体面。可吴承恩却甩手辞工了，这点稻梁自然也没了。
吴承恩出仕时，《西游记》只写好十几回，后面的创作任务还相当繁重，这也是他辞官的一个重要考量。这本书，他肯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高还要重。
在明朝时，读书人彻底隐居林下是不允许的，被认为是对抗政府蔑视皇权的行为，属大不敬，要治罪。所以，没做官的读书人或归田修地球，或埋头做学问著书立说，或者当名私塾搞搞启蒙教育，或给作坊抄抄写写当账房先生，或走州窜县卖卖字画，等等。活法还是有的，至于活得好坏、质量高低，那就另一说。
吴承恩的脾气一定比较犟，犟得让人害怕。他本人留下的这句诗说明了这点。
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可见，性格直接决定了他的人生。
吴承恩从骨子里将做县丞视为受人垂怜，吃的是嗟来之食，喝的是盗泉之水，拿的是烫手山芋，自己俨然成了乞讨者、无耻者，与他的价值观道德观无法相容。存着这样的心思，他和上司闹矛盾就无法避免。在两年不到的为官生涯里，他还遭人诬告。两者叠加，吴承恩更受不得这个屈，必然走人。
想想，他的身份太低，难免遭人白眼。怀才不遇自视清高的人，往往长了颗玻璃心，学不会也看不得官场油子的痞劲儿和狠劲儿，当然最容易受伤。因而，他拂袖而去回到家乡，观百代兴衰，看次第花开，独立于苍茫之中，游心于名利之外，是独善其身的最佳途径。一如悟空在花果山上，虽然吃野果喝溪水，却落得逍遥自在。可在大地上尬舞，而与日月同辉。
在吴承恩看来，即便在穷途末路长歌当哭的时候，身上的那股傲气也不能减掉一星半点。
文脉，文化之脉，文学之脉，国运之脉，无疑，是靠这些穷酸文人传承和发扬的。我对这个冰冷坚硬的世界还能有着神圣般的热恋，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世界还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上的“酸气”能喷薄出人类的良知，在竭力净化着大气和河流。
人固然有多重的愿望，或曰理想，当被多棱体的现实一一击碎后，剩下需要做的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代言人，期冀由代言人来完成自个儿的未竟之业、未圆之梦、未了之情。作为读书人，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写一部书出来，寄托全部才学于书中人物，或寄希望在某位大神或者大仙那里，这叫图腾。吴承恩殚精竭虑塑造出孙悟空这一图腾，实质上是他自己的灵魂变身。
喜歡孙悟空的偌大人群里，不乏同类心理者，我也是一个。尽管看到最后，悟空这个图腾脚是跛的，腿有风湿，眼睛有白内障，不那么完美。有，总比没有强吧？
吴承恩的所有个性特征，他的全程人生阅历，他的所有社会认知，以及他对佛道儒三家文化的通盘思考，被他统统融入到孙悟空的形象塑造上，二者是一个版式。
1582年，吴承恩辞世。死时，“家无炊火乏矣”。两层意思：一，家里再无人烟。他有一子，早逝。二，穷困至极，绝粮断顿。此情此景倒应了他写的《宿田家》诗句：“柴门闭流水，犬吠花上月。”这是他的人生素描吗？顾影自怜吗？白茫茫大地太干净了，清冷得可怕。
吴承恩贫病而死。一代文豪，就此殒灭。
冰冷冷的老屋里，是草纸写就，叠放整齐的《西游记》书稿。
吴承恩身在世俗社会，灵魂始终在彼岸世界。他在自己的寒屋里小心地看护着自己，不停地重塑着自己。知行合一，我心永远。也许，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的寒屋可与玉皇大帝的天宫、如来佛祖的灵山大雷音寺等量齐观。而他自己呢，就是那位孙悟空，能屈能伸能大能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独自内心徘徊。
与吴承恩同时期的历史学家李维桢评价说：以彼其才，仅以邑丞以老，一意孤行，无所板援附丽，岂不贤于人远哉！
痛切之深溢于言表。虽是站在世俗角度（邑丞）看的，但也明确肯定了吴承恩的气节和才华之高，非一般人所能达到。
常常在皓月当空之时，我会为吴前辈遗憾：如此懂得和谐的一个人，为什么非要一意孤行，把自己搞得那么二五眼呢？为什么就不能与当时的官场当时的社会，稍稍和谐一下呢？
我是俗人，只能做俗人想。但我明白，这叫气节。
甚有亵渎先贤处，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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