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霞

　　随着工作的变动，我搬家到重庆已经两年有余。每每干家务时，看见窗台上的红木箱与白色家具那颜色对比，心里都是一种别样的感觉。

　　说起红木箱，可有些年头了。父亲是1972年的西藏军区后勤兵，干木匠活。1978年转业回家休整的时候，他寻思着自己要么当农民要么当工人。如果当工人就得远行，不能像部队那样打个背包就可以。

　　急性子的父亲一边在镇上打听哪里在招工，一边从家里的自留地里砍树自制木箱。

　　砍树、备料都是体力活，不像现在是靠电动锯子将木材按照需要尺寸切割就可以的，是需要用大锯子一锯一锯地修改，再用刨刀一刨一刨地弄成需要的材料。

　　很难想象那再靠出工分挣口粮年代，父亲在大院里拉大锯，不务正业地捣鼓木箱板子被爷爷骂的场景。但可以肯定的是，父亲手艺是一流的，箱子用了很多年都还是那么结实。

　　父亲很庆幸自己遇见了好时代，可以不用再靠天吃饭。5月30日，是他被安排到石油单位泸州气矿上班的日子，这是父亲一直念叨的日子，也是他感觉骄傲的日子。每到这个日子都会唠叨一次，如果没有他当石油工人，就没有我这个“油二代”。那口原木色的箱子装上了简单的行李，随他到了石油单位。

　　父亲老了，偶尔也会和我唠叨往事。在忙碌的生活中，听他的唠叨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只要提及红木箱，他会说它比我年长两岁，惹得姐姐大笑我在父亲心中排位在木箱之后。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父亲在泸州待的日子仅一年多，随着勘探脚步的加快，重庆地区的一个小镇上成立了川东北会战指挥部。父亲就从泸州调到了那个有我童年记忆的石油小镇。

　　据父亲回忆，他们初到小镇时，厂区周边全是农田，指挥部只是几排牛毛毡盖顶的平房，不像我记忆中“小香港”的样子。父亲因是后勤兵就被分到了护厂队上班，就是现在的保安，每天轮流值班。

　　1981年，母亲和姐姐到了小镇。那口箱子就成了家里唯一的家具，一家大小的衣服都被装在里面。

　　父亲没想到，那个冬天就在他带母亲和姐姐一起去串门的时间，邻居家的一把火顺着牛毛毡烧到了家里。还好，父亲值班就提早回家，一见火光冲天，知道大事不妙。靠着当兵练出来的好身手，立即踹开房门，冲进火海，拼力把箱子扛了出来，让一家人在那个缺吃少穿的日子没有挨冻。

　　箱子被火燎了，有些地方有点黑乎乎的。父亲就去五金店买了砂子，把它身上的伤痕抹去，让它继续担当家里重要的储物一职。

　　当我1986年从农村到父母身边时，父亲已干回木匠本行，给那些为井队拉物品的大东风车更换车厢板。木箱已被父亲用得先进的钱买来的大红色油漆厚厚地裹着，成了家里的“老二”。

　　父亲干活是一把好手。小学的时候，我放学都会去看父亲干活，等他下班一起回家。在父亲干活时，我最喜欢看他用刨刀推木条。一条条刨花从刨刀里窜出，就好像跳跃的带子，在配合父亲那一起一伏的动作，整个画面就像父亲在跳带子舞一样。

　　年纪小，我体会不到父亲干活的辛苦，只知晓父亲每次知道我考试成绩好的时候，会变戏法地摸出一盒子两毛钱的杨梅，给我当奖励。

　　随着年纪的增长，家里陆续添置了沙发、电视机等物件，那木箱一直不过时地使用着。上初中后，我很少去看父亲干活。直到父亲干活时受伤，才陆续从母亲嘴里知道，那两毛钱，是父亲从自己每天5分钱一包的蓝雁烟里省出来的。

　　每个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望子成龙。我没有成为父亲希望的那条龙，我在1996年考上了石油技校。姐姐也在這个时候参加工作到井站当了一名采气工。

　　为了供我读书，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给姐姐置办时尚的大编织袋装东西，父亲就把“老二”交给了姐姐。红木箱开始跟随姐姐旅行。

　　木箱上的朱红色油漆颜色掉落了不少。姐姐用给设备除锈上漆剩下来的油漆，给木箱重新上色，继续用它装棉絮、衣物等东西，但箱子的盖子里面多了明星的海报。

　　1998年，姐姐调到了离父母很近的地方上班，红木箱又回到家里。父亲直说姐姐败家，那么好的东西贴海报干嘛。说归说，父亲没有动手扯掉。家里已经添置了衣柜，木箱的功能变成了父亲的工具箱。

　　1999年，我也当了采气工。父亲也把红木箱交给我，因要上班把我送到了中途就折返，剩下那装满棉絮、衣服和厨具的木箱陪伴。我很庆幸，不像同事一到转车时间，就大包小包塑料袋提着，而是很潇洒地叫男同事帮忙抬一抬就可以了。

　　在井站上班的时间里，那口木箱就随我南征北战。每次一接到换井站的调令后，立即就将东西一股脑儿全朝箱子里塞，不怕在中转的时候掉下东西。木箱的颜色也随着我变成了粉红色。

　　随着井站标准化的建设，寝室里的书桌、床、衣柜全部统一，换井站上班只需拉一个行李箱就行了。跟随了我8年的木箱没有存放的地方，只好托人带回石油小镇。当父亲看见“老二”的衣服时，马上拨通手机把我臭骂一通，糟蹋他的劳动成果。

　　现在我都不敢想象父亲当时“爆炸”的样子，只知道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不搭理我。那年，我结婚。按照老家的习俗，娘家会置办嫁妆，热闹地排起挑嫁妆的大队伍送我出嫁。

　　当父亲看到家具、家电齐全的新房时，坐在沙发上大口地抽了一口烟：“二娃，当初做‘老二的时候，就想着给你俩姐妹其中一个当嫁妆用，没想到你们都不需要，我就不按习俗了。这是5000元钱，你看你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别说爸没给你送礼哦。”说完从随身的口袋里摸出了钱递给我，正在兴头上的我开心地接过。

　　2008年，姐姐怀孕了，父亲跟随姐姐到了重庆。“老二”在父亲走前重新穿回了大红衣，盖上了塑料布静静地呆在石油小镇上。

　　2013年，石油基地缩编，小镇上的石油人都可以到重庆集资。父亲积极响应，把“老二”开心地接到了重庆的新家。

　　当我住进新家时，看着装修好的屋子，突然就觉得“老二”碍眼，提出把它送人时，父亲为此大骂我一通，差点随手拿起扫帚打我。姐姐赶紧拉住父亲叫我住嘴，说放窗台上用布遮着就不碍眼了。

　　待他们走后，无奈的我把肚内无货的木箱放在窗台上，拿出一张卡通床单覆盖在红木箱上时，发现它宛如穿嫁衣待出嫁的姑娘。这时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冒火，那是他年轻时梦想实现的纪念品；快20年未摸木匠工具的念想；也是留给我们用一生慢慢体会生活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