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桂滨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青年特别好学。我有幸赶上了那个时代，并把这种读书学习的经历，当作自己人生最大的收获和精神财富。

　　我是黑龙江大庆人，我上小学时还在“文革”时期，可读的书少。一次我在邻居家发现一套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大众电影》杂志，惊奇之余也感慨世界上还有这样精美的杂志。我想把杂志借走好好看看，但邻居不允。在当时，让你看那种杂志要承担一定风险，借走更不可能。

　　一次，哥哥借到一部小说《林海雪原》，如获至宝。由于此前看的人太多，书已泛黄，前几页和最后几页都没了，书脊用白色医用胶布固定，不然书肯定散架了。哥哥捧着书不撒手，一直读到深夜困劲上来才睡，我赶紧把书接过来接着读，虽然有的字不认识，但是通过上下文串联，也能把内容猜个大概，一直读到天亮，一点也不觉得困乏，一连几天都还沉浸在小说的情景当中。多年以后，我把这次读小说的感受说给一个朋友听，马上引起了他的共鸣。他比我年长，当过知青，他向我介绍说，有一次借到了小说《红岩》，一边读小说，一边吃母亲从远方寄来的月饼，整个人都沉浸在小说的情节当中，最后月饼也放下了，因为他觉得边吃东西边读书中的故事，感觉是对革命先烈的不敬。博尔赫斯说：“我心里一直暗暗地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觉得他说的真是一点不错。

　　1981年，15岁的我考入大庆油田采油二厂技工学校。当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使我们可以自由、快乐、幸福地读书，所以八十年代的青年分外珍惜时间刻苦学习。

　　我所在的技校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虽然是木板房，但斯是陋室，唯“书”德馨。下了课，我就在图书室里读书。当时我们的伙食主要是玉米、高粱米，但我们精力都放在读书学习上，放下书本就睡觉，睁开眼睛就读书，根本感觉不到有什么苦。每周六中午学校放假，我坐公交车回到十几公里外的萨尔图，然后骑自行车到大庆图书馆，把借的书先放到图书馆的寄存处，然后再到阅览室读杂志期刊，一直读到图书馆关门前再取书回家。

　　3年的技校生活，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度过的。当时我们每月有18.5元的生活补助，这些钱我几乎都用来买了书和杂志。我有一个杨姓同学，怀揣作家梦。我曾和他一起乘火车到哈尔滨买书，那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庆。我们俩一人背着一捆书走在大街上，在路人的目光中，我的心情既有拥有书的快乐，也有内心空虚的不安，觉得自己对知识掌握得太少，要赶紧读书。

　　技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庆采油二厂一矿当夜巡工人。我白天在矿图书室看书，晚上巡完井还是看书。一矿附近就是大庆油田天然气公司技校，当时这所技校晚上举办英语讲座，教室就在学生食堂，饭桌上支台黑白电视机，无人辅导，就是放录像，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编的公共英语，3册，难度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英语。即便这样，大家的学习热度仍是不减，要早早去才能占到好位置。当时有句戏言，“风尘仆仆，来到天然气公司最高学府”。

　　那几年，《青年文摘》搞“蒲公英”知识智力竞赛，我参与其中也乐在其中，小部分题当场就能答出来，大部分题通过查找资料也能答出来，只有极少的一部分题需要到图书馆查答案。到大庆图书馆一看，不少人都拿着《青年文摘》找答案，男女老少都有。現在，不少电视台开办益智类栏目，有的也比较有知名度，但从影响力和参与度来说，我个人认为无法与当时全民读书参与“蒲公英”相比。当时的青年对知识和文化的汲取是饥渴式的贪婪，他们太需要各种基本知识，去染绿曾经荒芜已久的思想和精神沙漠，而“蒲公英” 竞赛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这就是“蒲公英”流行的最根本原因。当时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类杂志应运而生，如《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百科知识》《无线电》《英语学习》等，而且销量都不错。

　　当时，一矿工会办了一个名为《小路》的油印文学小报。我所在的采油队党支部书记李纯一找到我并对我说：“你天天看书，为什么不往《小路》投稿，你写，我给你送上去。”于是，我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作品《祖国，我生命的原始部落》，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我激动不已。那时矿团委经常举办各种知识竞赛，我在竞赛中屡屡获奖，于是引起了组织的注意，不久，我就被矿党委办公室调入任宣传报道干事。再后来，我又考取了成人大学，转行从事电视新闻工作，先后获得大庆油田有线电视系统十佳编辑、中国石油新闻工作者协会“十佳百优”新闻工作者等荣誉，并晋升高级职称。

　　今天，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身为中国人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获得感幸福感中产生的真切感受。

　　现在，人们的学习条件和氛围较为优越，只要你愿意学习，就可以找到通过学习实现梦想的平台和路径，我由衷地为现在的青年拥有这样好的读书条件而高兴。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我们应当备加珍惜和坚持党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学习、奋斗、进步，不断创造我们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