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

　　我人生的记忆始自1979年春的一个午夜。在那之前，意识一片混沌；在那之后，似开天眼，晓了事。

　　那是我当姐姐的开始。刚出生的弟弟躺在妈妈的怀里，我坐在红木大床的深处，望着这个陌生的至亲。那时的家只有十几平米，潮湿又阴暗，没有一个家庭有独立卫生间，洗漱、如厕等都要在公共空间进行。每晚临睡前，我会默默向月亮祈祷：不要起夜。因为着实害怕醒来，那是耗子一家撒欢的时间。它们啃床脚、在蚊帐顶上打滚，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我与一米开外的那只痰盂之间，似隔着万水千山，漫漫而恐惧重重。

　　1986年，爸爸从西藏军区转业进入石油系统，我们举家搬迁至川南矿区下辖的一个小小化肥厂。解放牌敞篷车拉着我们的家当，颠簸了六七个小时，才抵达这个离乡村比离城市更近的地方，它的铁大门两侧，写着“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它的进场道路梧桐夹道，绿荫密布；它有篮球场、乒乓球台，有食堂、澡堂、幼儿园；它完完全全是个独立王国。东边的厂区机器轰鸣，日夜冒着蒸汽，产出希望和收获；西边的生活区，热气腾腾，一到饭点，便此起彼伏着“某某某，快回家吃饭了”的呼唤，这里产出的是人间烟火和现世安稳。

　　当被晕车折磨得面色惨白的我，得知我们的新家就在眼前那栋五层单元楼的二楼时，真的兴奋得快要昏倒。我和弟弟在这套两居室里蹦来蹦去，不止一次去视察卫生间、厨房，第一次觉得原来我们也可以过上小人书上写的生活。起夜的噩梦，从那一天起终于醒了。那年，我9岁，弟弟5岁。

　　母亲向邻里打听的第一件事是学校。当母亲领着我们去离厂最近的乡村小学报到时，懊悔开始翻腾。一眼望去，学校就在破败的寺庙里，僧舍是宿舍，大堂是礼堂，佛龛仍在，金刚旁立。与父亲同期转业的战友遍及各条工业战线，他们写信安慰父母：山窝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

　　早上6点半，厂里的高音喇叭吹响第一声起床号，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字正腔圆的新闻播报中，一个个家开始苏醒。它同田间升起的薄雾、喷薄而出的红日、以及漫天的朝霞，还有食堂里馒头刚出锅时飘出的香味，成为我念念不忘的那些年的“早”。

　　7点半，广播里又传出嘹亮的号角，上学的孩子们出发了。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一拨拨像林间的雏鸟，成群结对行进在乡村公路上。这一路，鸟儿要捡拾的是麦粒，而我们是习得如何撵狗、如何抄近道，还有在雨天灵敏地躲避疾驰而过的车辆溅起的泥汤……这条路，一天要走4次，我走了4年，弟弟走了7年。

　　春天里，我们穿过油菜花的包围，夏天里，我们追着蜻蜓跑。顺手摘点田坎边的胡豆，再捉点田里的蝌蚪、鱼苗苗。桑葚成熟的时候，一个个乌着嘴巴回家。秋天和冬天残存在记忆里的，无非是飘零的梧桐叶、呵出的热气还有空空稻田里结出的冰棱。

　　学校的佛龛拆了，开始建校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上半天课，向课本学了些什么记不得了，只記得向大自然学了些什么、向生活学了些什么。跟着妈妈去赶集，就观摩她挑挑拣拣、讨价还价、认秤算账，捏着小镊子拔鸭毛桩桩，煮饭、洗衣、大扫除，偷偷地烤香肠……时间好像未曾浪费过一分一秒，就算隔着30多年的光景，都能看到日子熠熠闪光。

　　厂里有时会放空，氨气刺鼻的味道横亘在上学路上，全厂的孩子都会屏住呼吸，以最快的速度冲破这霸道的包围。也有时停电、停水、停气，以至到了饭点，家家户户都无精打采，直到一辆北京牌213载着水、干粮而来。大家一拥而上，热热闹闹领走属于自家的份额。那时我才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独立王国叫做“矿里面”，它是小小化肥厂的靠山。

　　12岁，我去矿里面的子弟校上初中，同学们来自矿区所属的大小单位，他们的家勾勒出矿区的轮廓，远则几百公里，近则咫尺之遥。每逢周一朝会，校长都会传达矿里的重要精神，理不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95年我高中毕业，厂里光景江河日下。广播似乎也变得有气无力，再没有任何生产快讯从里面传出；而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却每天都在提醒生活在这里的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没多久，大礼堂开大会宣布厂子转型，曾经要靠批条子才能买到的化肥一夜间成了累赘，越生产越亏损。东边的厂区死气沉沉，连刺鼻的氨水味儿也抛弃了这里。

　　那些年，父母的眉头越皱越紧，盼着我们快快长大，捱过这难捱的时光。

　　唱着《从头再来》，看着邓小平离世、香港回归，化肥厂终于壮士断腕般地进行了一次改制，然因与市场脱节太久，元气耗尽也追赶不上行业的变化，彻底停产。开会的大礼堂成了麻将馆，干部工人打成一片，在一个桌子上斤斤计较；织毛衣的女人越来越多，因为好打发时光。厂里的广播再没有响过，慢慢锈蚀。暮气沉沉笼罩着这个曾经欣欣向荣的地方，它不可避免地衰落，被时代抛在了身后。

　　曾经意气风发的父辈们眼见着衰老，“工作”这个词彻底淡出了他们的生活。那些年里，我大学毕业，回到石油工作，结婚生子；弟弟大学毕业，远走南方。父母从爸爸妈妈变成了外公外婆，家的接力棒递到了我们手中。

　　2000年，四川石油管理局重组改制，川南矿区一分为二，本就羸弱的化肥厂再也没了靠山，厂里大部分“老人”提早过上了退休生活；2004年，四川石油管理局再次专业化重组，我所在的单位搬迁至成都，我把父母也带到了成都。妈妈常感慨，说自己做梦也没想过会在省城生活，有车有房；更没想过儿子会成为一家大型民企的高管，满世界跑。

　　同样，捱过艰难的化肥厂终于在城市化进程中焕发生机，因毗邻长江且接壤一个国家4A级景区，地价翻番，今非昔比。中心城市通往这里的快速通道将它融入未来的新中心，没有离开过厂子的人，每家每户都置换到一套电梯公寓房。厂没了，但新生活来了。

　　从我记事起的这近40年，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家、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毫无例外地经历着相似的经历。有经济学家曾说，中国正在驶过“历史的三峡”，作为船上人，这沿途险峻、奇绝倨傲尽收眼底；这浊浪排空、月涌江流也尽在心间。只是不知不觉间，眼前豁然开朗，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自主。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新，让最平凡的你我在努力之后能看到希望；这新，让墨守陈规无处躲藏、混吃等死再无土壤；这新，让每个人与世界互联互通、同频共振。而一切的起点，指向改革开放！

　　父母说，这样的好生活，值得再过上40年。我说，幸好生在这个时代，与改革开放共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