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20歲。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年的1月31日是大年初四。那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
过年倒班,对井队来说再正常不过。那时的倒班车是广州客,没有空调,四面漏风。坐车4个半小时,到井队的时候,我的脚冻得失去了知觉。
我所在的井队在沈北,几个野营房整齐地摆在一片荒地上。指导员带我来到一个破旧的野营房前,交给我一把钥匙:“你以后就住这。”他指指对门:“那边是库房。”又小又旧的野营房里,有两个不太热的电暖气。晚上睡觉的时候,被里被外一个温度。远处钻机的轰鸣声不断传来,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我随着班组人员上井了。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司助,就是跟着师傅学习简单的柴油机操作。到了机房,我发现,我根本听不到师傅在说什么。柴油机巨大的噪音,让他说的每句话都变得支离破碎。作为油田子女,我对井队的工作和生活自认为有所了解,可是真正来到这里,面对荒凉的环境,单调的生活,我还是不知所措,根本无心学技术,整天浑浑噩噩,就盼着快点倒班回家休息。
认识他,是在我上班后的第5天。那天凌晨3点多,柴油机出了故障,师傅让我去喊大班。我回到驻地,发现只有他的宿舍还亮着灯。我敲敲门,门开了,一个又瘦又高的人出现在门前,手里拿着工服,二话不说抬脚就出门,一边穿工服一边问:“几号柴油机坏了?”我懵了,几号?柴油机还分几号?不就是3台一模一样的柴油机吗?
“中间那台。”我小声嗫嚅着,他看看我,没说话。
那天下班后,班组人员一起吃饭。大班坐在我旁边,说:“小姑娘,是不是井队生活不习惯呀?其实没有你想得那样难,只要你把心放在工作上,就会感觉好多了。”说完,夹了一块肉放在我碗里,笑着说:“来,多吃点,吃饱了不想家。”
在井队时间长了,我越来越了解他。他叫施立忠,42岁,当机房大班已经好几年了,技术娴熟,工作认真。每天早晨一睁眼,饭都不吃,他就会来到机房,这敲敲,那看看,发现问题立刻就修,不吃饭是常事。他还有个奇怪的外号——半拉儿肚子。我悄悄问过师傅才知道,他得过严重的胃病,胃切除了三分之二,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
有天晚饭时间,我看到好几个人围在大班房门口,说着什么。我问一位食堂的师傅,发生了什么,他说:“半拉儿肚子胃病犯了,疼得直打滚,送医院去了。”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就又看到了他,他正在若无其事地焊着机房底座。“大班,你不是病了吗?”他手里的活没停:“老毛病了,没事。”望着他瘦高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从那天开始,我渐渐发现,柴油机的轰鸣声不再那么刺耳了。
2002年的夏天,公司将一批女职工统一调离一线。当时已经独立顶岗担任发电工的我,还真有些不舍得离开井队。短短的4年时间,我重新认识了井队生活,重新定位了我的人生。大班教会我的,不仅仅是那些简单的机械原理,还有朴实勤奋的工作态度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回到二线以后,我接触更多是油嫂。我的同事们,有许多都跟我一样,嫁给了一线工人,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我一直觉得,工作家庭两不误,就是一个最合格的油嫂。直到,我遇见了她。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项目部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她是职工代表,我是项目部宣传干事。她皮肤有些黑,瘦瘦的,个子不高,扎了个简单的马尾,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当时作为一名职工代表发言,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觉得自己在井队担任服务员很自豪,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当时我惊讶极了,有多少人能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又能这样热爱自己的工作呢?我甚至怀疑,她有作秀的成分。
直到2011年国庆节前夕,我跟着项目部党总支书记去慰问困难户,当得知困难职工的名字是刘海霞的时候,我立刻想起在职代会上那张笑眯眯的脸,怎么会是她呢?
到她家的时候,她家里人很多,有公婆,有孩子,当然还有丈夫,只不过她的丈夫与众不同。从我们进门开始,他就亦步亦趋地跟着刘海霞,她坐他也坐,她站他也站。到哪他都会紧紧地挨着刘海霞,亲昵地搂着她的腰,嘴里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我媳妇好,我媳妇最好了。”通过教导员的询问和她的简单述说,我听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也开始从心底敬佩她。
原来,她的丈夫早在2007年就出了车祸,当时她的女儿才6个月大。出车祸后,她的丈夫一度成了植物人,望着29岁的丈夫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她的心都要碎了。可是公婆年迈、孩子嗷嗷待哺,她必须撑下去!
由于丈夫车祸损伤了脑干,她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保守治疗。为了能唤醒丈夫,她每天早饭后,都会伴着音乐,握着丈夫的手,给他讲女儿成长的点滴,最后还会在丈夫毫无知觉的唇上留下一个吻,告诉他,她多么希望他早点醒过来,能陪她一起抱着女儿散步。
女儿会说话以后,她就每天把女儿带到床边,让女儿叫爸爸,希望女儿的声声呼唤能早日唤醒丈夫。为了防止丈夫生褥疮,不到50公斤的她,每天要给体重90公斤的丈夫翻身、按摩、擦洗。在刘海霞的精心照料下,两年里,卧床的丈夫没有异味,更没生过褥疮。
也许真情真能感动上苍,2008年8月的一天,丈夫醒了!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刘海霞坚信丈夫一定能好起来。家里的储蓄和借来的钱花光以后,刘海霞只能把丈夫接回家进行康复治疗。她像对待孩子一样,教丈夫坐、站、走。为了方便丈夫练习,她找人做了双杠,钉在地板上,每天哄着丈夫练习。2009年的春节,丈夫给了她一个惊喜,含糊不清地叫了一声:“媳妇。”
我们去她家慰问的时候,她的丈夫恢复得不错,已经能行走自如,但智力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可是在刘海霞看来,那个疼她爱她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因为,他现在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媳妇好,我媳妇最好了。”
那天,我们离开刘海霞家的时候,他丈夫也跟着刘海霞走到门口,指指我背着的照相机说:“照我媳妇,我媳妇好,我媳妇最好了。”那一刻,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我问过刘海霞这么多磨难她是怎么支撑过来的,朴实的她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说得最多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满足了。”就像那天,我们离开她家时,总支书记告诉她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提出来,她笑着说:“没有什么困难,现在挺好的。”
现在我完全相信刘海霞在职代会上的发言是发自肺腑的。承受过生命之重,经历过生死离别,她一定是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用一颗感恩的心,专注地工作和生活。
时光像一本匆匆翻过的书,曾经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是我珍藏心底的体会与感动,更是滋养我成长的能量和养分。
2018年,我40岁。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与改革开放同龄的我,虽已青春不再。但,随着青春飘逝的,还有那年少时的浮躁与轻狂,经历了许多事,想通了许多事,学会了责任与担当、感恩与包容。
不惑之年,才是最美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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