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发山

　　1978年8月的一天傍晚，我从田里干完农活回家，看见母亲坐在炕沿上抽烟，若有所思，心事重重，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母亲说：“你考上学了。”

　　看着桌子上下午刚送来的录取通知书，我想我的心情与母亲是相通的：既有鲤鱼跃龙门的喜悦，又有缺钱上学的忧愁。

　　就这样，我身上揣着不知母亲从哪里借来的30几元钱，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拎着网兜，第一次离开生活了16年的家，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去到了离家15公里以外的地方。

　　来到涿县石油物探学校报到的那一刻，我被告知分到了计算机班，当时心想：在老家我见过柴油机、拖拉机，就是不知道这计算机，它是烧煤的，还是通电的？在学校对面，有一个部队营房院区的商店，在那里我买了一个搪瓷饭盆和一把勺子。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仔细地辨认东西南北，生怕把自己弄丢。开学军训时，教官一边替我整理不整齐的衣领，一边对我说：“今后独立生活了，要能够自理。”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物探学校3年的学习、生活和成长，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折。

　　1981年8月毕业后，我来到了新疆，并有幸加入了“中美合同队”（1830沙漠队），担任仪器操作员。为有效执行合同，单位安排我接受了半年的英语培训，随后出国参观学习。第一次进超市，队长蒿忠信叫我到货架上去拿两个胶卷，我立即坚决地说：“我不去！”我想：在国内我都不偷东西呢，更何况现在人在国外。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隔着柜台才叫买东西，哪有自己动手拿的道理。

　　34年后，当我又一次见到老队长，提及此事，两个人不禁哈哈大笑。除了类似这些好笑的事，更多的是“美帝”的发达程度深深震撼了我们。改革开放后，我们有幸走出国门，看到的却是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差距，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从心底油然而生。

　　1983年6月的一天，在库尔勒基地，我与美方仪器操作员丹一起组装即将投入使用的DFS-Ⅴ地震仪。丹说需要雷管测试仪器，我以最快的速度抱着一盒50发雷管来到仪器车里。见到我的那一瞬间，丹像闪电一样窜出了仪器车。

　　怎么回事？我愣在那里好长时间，之后才明白，自己抱着电雷管来到满车是电的环境，真是无知者无畏啊，想想都后怕。

　　在与美方合作的那几年，我们不仅学到了先进的仪器操作技术，更学习到了诸如HSE等先进生产管理经验。

　　1830队开工两个月后，一天放了60炮，美方操作员布朗用英语高喊了一句粗话，生产速度首次达到了中美合同要求。

　　半年后我可以独当一面了，我的师傅——丹和布朗可以一边喝咖啡去了。一年后，他们可以不用去工地，专门在营地维修检波器、电缆了。

　　一次，仪器发生故障：有两道排列的时序出现错乱，布朗鼓捣了好久也没有弄好。当时，我运用平生所学，果断上手，很快准确地判断出了故障的位置，布朗像神一样的看着我。3年下来，我和我的队友们都在不同岗位上掌握了当时的技术，日生产炮数稳定在了100多炮，并创造了日生产268炮的全国纪录。在此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0年，我离开地震队来到仪修站从事地震仪器的维修工作。此時正是塔里木油田开发会战号角吹响的时期，物探三处有10个以上的地震队同时施工，工区分布在从青海到南疆1000多公里的范围内，地震队仪器维修技术支持的任务十分繁重。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刚到2222队修完仪器还没离开，电台里便传来1830队的仪器开不了工的情况。当天晚上2222队开车送我离开，1830队派车在半路迎接，经过整整一晚的颠簸，凌晨又坐了1个多小时的直升机才赶到队里并且很快修好了仪器，看到因停工而等待的那100多号人感激的眼神，我怀着满足和骄傲的心情进入了甜蜜梦乡。

　　40年来，从离开家乡接触到地震仪器，我就从未离开过她，真是很有感情。40年来，我亲眼目睹我们的地震采集从24道一步步飞升到几万道，我们的地震仪从模拟仪器到节点仪器不断更新换代，我们的日生产效率从几炮到上千炮一路飞跃。在我们这代人的奋斗中，东方地球物理公司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陆上勘探公司，塔里木油田巍然耸立在瀚海沙漠中，“西气东输”从无到有惠及亿万人民，这里面都有我们物探人的心血在。我想当年我们初到美国时受到的震撼，已经在祖国日新月益的变化中渐渐杳无踪迹了。

　　前同事问我，你快退休了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退休后我要首先回老家陪伴老娘几年，毕竟离开家太久了。事实上去年我又回了一次老家，母亲已经80多了。我给母亲点了一根烟，如今家乡变化很大，家里有房、有车，儿孙环绕膝下，母亲笑得很知足、很幸福。

　　那一刻，我仿佛时光穿越般又回想起了40年前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傍晚。我想我是幸运的，我的成长历程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高度吻合，让我从一个穷小子、傻小子，蜕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感谢我所拥有的那个美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