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养

　　戊戍年秋，我披着朝阳，从重庆江北坐车回川东老家，去寻觅难舍的乡愁——因今年农历9月，正值我父亲诞辰90周年，与家人回老家缅怀去世近3年的父亲。

　　过去回老家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到，现在有高速路，只需1个小时。我们一到老家便去谒祭父亲。站在父亲的墓前，心中涌起余光中《乡愁》的情绪：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父亲却在里头。面对坟墓，我想起了父亲生前给我们讲的许多故事，特別是他老人家讲的那则关于鸡的故事。

　　听父亲讲，改革前中国农村生活极度贫穷，因极“左”思想影响，农村管制太严格，因而发生了当时村村数“鸡”的真实事儿。

　　1975年，我还是小孩子，父亲当时是大队书记。那年上级下文件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人民公社要派督导组挨家挨户查每家自养鸡的数量。父亲开会传达文件，提醒大家：这次大家要高度重视，有鸡得想法子处理了。

　　听大人们讲，当时县上明确规定“每家只能养3只鸡”。有天晚上，我们一群小孩子在村子的地坝上玩，公社督查队突然来了。立即组织在地坝开会，社员都被集中起来，气氛有些紧张。开会时，人们不言语，各自派人悄悄回家，把多余的鸡处理了。大会开了近半个小时，督查队便分成几组查每户养了多少鸡。

　　当走到“大耳朵”家时，见鸡在床底下，带队的要数，可有点儿难度，问：“为啥没个鸡圈儿？”

　　“大耳朵”的父亲说：“现在鸡不进鸡圈，老往床底下钻，可能是鸡少了怕冷。”

　　督办员说：“资本主义就怕冷！”

　　“大耳朵”的父亲说：“公社的革命同志觉悟就是高。”

　　督办员说：“你们这里好，养鸡的个数都没超标准，而且鸡还有觉悟，不进资本主义的窟窿，专进贫下中农的床脚。”

　　大队陪同的文书说：“还是上面来的理论水平高，总结到位。”

　　检查的人准备去另外的农户家查，小伙伴“大耳朵”童言无忌，说：“我家后背竹林有鸡。”

　　大人一听，吓出了身冷汗，忙把“大耳朵”拉一边。

　　督办员没听清楚，但停下脚问：“小朋友，你家还有鸡？在后背竹林里？”

　　“大耳朵”的父亲急中生计，忙笑着解释：“那是林子的野鸡、野鸡，嘿嘿……”

　　督办员一听有野鸡，说了句：“这地方人的觉悟高，生活好，有野鸡还没人去打。”

　　检查完了，开讲评会，督办人员碰头总结时还加了句：“这个队家鸡不多，但山林野鸡不少。”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改革前人们的思想和管理有多极端。父亲曾说，在农村最困难时，农村改革春风吹到了川东。1978年，中央的农村政策吹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时代正式到来了，农村改革从全面包产到户开始，解放了土地，解放了农民。公社改成了乡或镇，大队改成了村，生产小队改成了社。这是体制改革，实质上是解放思想，对生产管理方式进行了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带来了中国农村巨大的变化，农村农民吃饭问题很快破解了。

　　2003至2016年春节，我们都回老家过年，见老家年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每年与父亲走在乡村的村落、街市，父亲都讲一些改革的事，并告诉我们他的感叹：“农村现在房变好了，路变宽坦了，家家都在致富，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村问题，正在被破解。数鸡的事不会再有了。”父亲强调说：“是邓小平解放思想，让中国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

　　我清楚，从旧社会走来，在农村当过28年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尝过岁月磨难的他们那代人，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特殊的感情。

　　1997年2月，我正在深圳过春节。当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传到深圳后，在市政府尚未布置如何进行悼念活动时，在深南大道上邓小平的巨幅照片前，我见到了很多市民自发地献花圈、默哀，悼念邓小平。无数鲜花，全城恸哭，表达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的敬仰。那时我曾问一位老人：“为何如此悲伤？”

　　那位老人说：“没有邓公，就没有广东人的好日子。我们老百姓内心里感谢邓公啊。”

　　我问一位青年：“为何前来献花？”

　　她说：“中国无邓小平，不知何年月才能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那几天，我都去小平巨幅照片前，默默地看着无数的人到那里悼念，想父亲讲的故事，感悟油然而升：人们对小平的悼念即是民心所向的标志。

　　那几天，我去深圳植物园，在邓小平种的树前，也看到很多人送鲜花。同行的记者朋友对我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南方的大门，也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之门。

　　2017年秋我再去深圳，见深圳已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杆、科技创新的先行军。我再去深南大道小平巨幅照片前沉思，再去莲花山小平铜像前谒祭，见来往的人还会用敬仰的目光向小平行注目礼，我也深深地向小平铜像鞠躬！

　　那一刻，我似乎想到了父亲讲的数鸡的故事，心里自语：“感谢您，不让农村数鸡的事儿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