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成洪

　　大约在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在重庆市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母亲生活无着，被迫改嫁到了乡下一个地主家。那家刚死了女人，遗下三子一女，怕我去分占田地和财产，也怕母亲偏爱我，虐待前娘的儿女，预先提出条件，不许母亲带我过门。母亲只得忍痛把我留在了生父的几个亲戚家，轮流讨饭吃。

　　母亲走时我还太小，对她的音容没有一点印象。我在亲戚家的生活自然是孤苦凄惶的。但我知道，在人世上，还有一个疼爱我的母亲，我时常盼望着有一天母子会团聚，这温暖着我幼小的心灵。母亲不在身边，由于无人照应，我经常会跌跤，弄得头破血流，周身是伤口。当然从无医药、包扎，伤口会流脓、生蛆。从小右耳丧失了听力，左耳听力也很微弱。几乎成了残疾人。

　　旧社会亲戚们生活也不容易，当然不乐意白养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我免不了要受冷眼和虐待，在各家吃上三五个月的饭，我就要被赶走。自小我就有很深的自卑心理，便怯于说话。久而久之， 亲戚家的孩子都叫我“邓聋子、邓哑巴”。

　　我长到5岁，几家亲戚提出了抗议，继父也应分担抚养我的责任，否则，他们要把我赶到大街上去，让我自生自灭。或者要送我去戏班子讨生活。送去戏班子的孩子，经常要挨打骂，冻、饿、伤、病是家常便饭，很难活得出来。亲戚们经常当着我的面，讨论我的生活出路问题。我虽然年龄还小，也多少懂得点儿其中的利害关系了。大人们当然不会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处置我，不及对待一只牲口。

　　我非常害怕他们会把我交给一个冷酷的新主子，让我去做童工，那种命运便会更凄惨。母亲不忍心抛弃我，不知道经过我多少次苦苦哀求，再经舅父出面恳请，才达成了解决办法：继父家提前分了家，田地和财产，分成了六份，其家庭成员，每人占一份，立下了契据。我自然不能染指。这样，继父才勉强答应让我去他家生活一段时间。

　　去继父家那天，天都要黑了。我还没有桌子高，躲在桌子后面， 怯于见生人。继父吼了我一声：“那是哪一个？是条狗哇！”他的意思是有点生气，我为什么不跟他打招呼，巴结他，喊他爸爸。我哪懂得这个道理。母亲脸上露出了苦笑，既有对我的慈爱，也有对继父的畏惧。

　　见到了母亲心里就是暖融融的，继父对我的斥责，我就不放在心上了。

　　母亲和我都明白，那里是别人的家，我低人一等，不能要求那家人平等对待我。母亲从不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爱，还要对继父家的孩子服侍得更周到一些。因为他们是主人，是他们赏赐了我一碗饭吃，不能让别人说闲话。母亲要给继父家的孩子做新布鞋，缝新衣裳，我却没有份。我穿的都是姨妈家表哥的旧衣裳、旧鞋子。白天只能打赤足，晚上睡觉前，洗了脚才能穿一会儿鞋子。

　　冬天，水田里会结起一层冰，我的双脚便冻得像针在刺，疼进了心里。 从我能记事时起，觉得母亲从来没有抱过我，更没有亲过我，我心里有些苦涩。但我明白，这是我的命，我体谅母亲，一点也不怨她。世上很多事是不堪说的，差别是永远存在的。有差别才成世界。命运决定差别。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但我又天然地觉得，母亲对我的关爱仍然远远超过了对继父家的孩子。那种关爱是表现在精神上、眼神上和说话的声音上。所以，我在心里，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我做错了事，母亲会责骂我，我还很喜欢，因为母亲是为我好呀。她从不责骂继父家的孩子，她似乎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资格，继父家的孩子当然也不会容忍她的责骂。母亲没有虐待过他们，但他们却对她很隔膜。我觉得母亲把“养儿防老”的希望是寄托在我的身上了，并不是寄托在继父家的田地和财产上。她没有信心保住分在她名下的那份田产。

　　大人们有时候会讲起，古时候二十四孝的故事。我听着这些故事，会感动得泪流满面。我默默地想象着，要学习那些孝子，等我长大了， 能够自力谋生时，我要亲自背着我的母亲，逃离继父的家。我觉得那家人对母亲和我，都是冷冷冰冰的，充满了敌意。我打定主意，要尽自己的能力，奉养母亲，孝敬她，报答她，使她免受屈辱之苦，使她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我隐隐约约地听人说过，继父家的大儿子受人挑拨怂恿，不容我去他家吃饭，吃醉了酒，手拿菜刀吵闹着要赶我们母子走。有邻居和亲戚去劝解继父的大儿子，说赶我母亲走不合情理。母亲只能服从继父的大儿子，同意了让我走。

　　我在继父家生活不满半年，母亲便要带着我转移到舅母家去讨饭吃。母亲看到我黄皮寡瘦的样子，忧心忡忡地说：“看你咋长得大哟，将来怎么办呢？ ”由此，母亲便想到了要为我的前途作出一些安排。她便恳请舅母允许我去当地城镇的中心小学报名发蒙读书。

　　我虽报了名，发榜的名单上却没有我。 我们当然不明白这所小学不收取我的原因。可能是名额有限，我又是一 个穷孩子，没有脸面和人情。母亲觉得十分悲哀无助，大哭了起来。母亲大哭，我心里很难过，我便也跟着大哭了起来。母子俩像大祸临头那样，哭得昏天暗地的。

　　我们的痛哭打动了在场的另一个亲戚，他动了恻隐之心，说愿帮我去镇郊的一所小学说情，让我去那里读书，还可免交学费。从此，母亲便不停地带领我沿着嘉陵江边，在几个亲戚间奔波给我讨饭吃，同时，在哪里吃饭就让我在哪里读书。母亲总要说许多乞求的话，尽量让亲戚允许我多待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母亲的乞求，那些亲戚决不可能收容我去他们家吃饭。母亲还经常偷偷从继父家“落”几个零花钱给我买笔墨书本。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读了几年书。到解放时，我基本上读到了小学毕业，这为我解放后继续升学，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在旧社会，一 个弱女子能做到这一步，母亲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显出了她最大的能耐。

　　解放后，新中国大力培养建设人才，我才碰上了好运气，有机会考进学校读初中。亲戚们早就拒绝供养我了。从读初中起，伙食便吃人民助学金了。这为我，也为母亲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初中毕业，我还算争气，又考进了水电部重庆建筑工程学校。进了中专，国家不仅供给我食宿，还发给我棉衣、衬衫和蚊帐。

　　中专毕业，分配工作前，我回了一趟继父的家。这时，继父已经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都在家务农。我的境况倒显得比他们强些了，他們对我的态度，当然也就比童年时大有改变。

　　一天傍晚，我和母亲一起去菜地里拔菜，那段时间，我患夜盲症，天色昏暗了，便看不清路。我拉着母亲的手，要她牵着我走。母亲吓了一大跳，以为我的眼睛瞎了，着急得哭了起来。她说：“你从小长到大，我费尽了苦心，多么不容易啊，正盼着你有出息呀。”

　　这一生，母亲在我面前哭了两次，两次都是为担忧我的命运而哭，可见受苦人家孩子的母亲，活得更艰难，所付出的艰辛，要比别人多千百倍，因而母爱也更深厚！慈母之爱，昊天罔极。这使我时刻想着心痛，也使我时刻感念母亲的恩情。

　　我被分配到云南水电工程局工作，在以礼河水电站建设工地上当施工技术员，修建亚洲最高的土坝——毛家村大坝。在建设工地上，我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一直是业务骨干。

　　我既是国家培养的建设人材，也是母亲寄托着殷殷期望的孩子。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带动我走向光明的未来，母亲的心中也为之感受到了欣慰和自豪。